也谈汉口德租界的收回与改制

汉口德租界设立于1895年10月,为继英租界后外国人在汉口设立的第二个租界。1917年3月15日,湖北武汉地方当局根据北京政府的指示接收了德租界。此为汉口收回的第一个租界。此后,俄租界于1924年7月,英租界于1927年3月,日、法租界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先     

陈友仁与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

大革命高潮中中国人民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的壮举,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1927年1月上旬至2月中旬,在革命阵营尚未分裂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日益高涨的群众反帝运动同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谈判相结合,迫使英帝国主义不得不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陈友仁作为当时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在收回租界中起了很大作用,被誉为“铁腕外交家”。     

汉口、九江英租界收回过程中的英国因素

1927年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中的一件大事,中国方面付出的艰辛努力值得肯定和骄傲。收回英租界的过程中,英国自身因素对英租界成功收回客观上也产生了较大的作用。大革命时期,英国由"强硬"变为"怀柔"的对华政策直接影响了英国官员对"一·三惨案"后形势的判断;野心勃勃的英国殖民者不甘心放手交还英租界,也采取了武力威胁的方式企图让国民政府屈服,由于客观因素的限制,英国没有得逞。     

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

1927年1月,在党和刘少奇同志领导的武汉工人一举夺回汉口英租界的胜利鼓舞下,九江工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勇敢地收回了九江英租界。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反帝斗争的空前壮举,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对我们今天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仍有现实意义。九江,是江西省北部的门户,是长江中下游的重要港口,是上接武汉下通南京上海的交通要道。它历史悠久,是赣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正因如此,九江成为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我国必争的要地之一。     

智民里和联怡里

智民里和联怡里的位置和里份布局智民里和联怡里都位于原汉口英租界中心地段,只隔着一条湖南街(今胜利街),但建成时间不同:智民里建成于英租界收回(1927年)前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联怡里建成于英租界收回后的30年代。     

有情、有识、有胆的张善平

油画《收回英租界》 “文革”中,张善平因一幅画而被打人“牛棚”,这幅画便是他的得意之作——《收回英租界》。它反映的是刘少奇当年领导武汉工人阶级收回英租界斗争的场面。此画画得很成功,曾荣获湖北省暨武汉市美展一等奖,并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照片)。 善平学油画始于上世纪60     

“铁腕外交家”──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陈友仁

１９２７年１月３日,汉口江汉关码头,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宣传队为热烈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进行演讲,听者盛众。下午３时,英国水兵越过英租界驱赶民众,群情激愤,群起抗争,英兵悍然用刺刀对付手无寸铁的群众,将海员李大生等２人刺成重伤,轻伤数十人。惨案立即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民族义愤,一场新的反帝风暴迅速在武汉升腾。 英国驻汉总领事葛福十分惶恐,下令在汉口英租界区加强警戒,急请英海军长江分舰队调兵上岸支援。晚上,他驱车武汉政府外交部（今武汉市档案局）。新政府的外交部长是一位中国男子,坚毅的脸上架一…     

汉口“四·三”惨案始末

汉口“四·三”惨案是1927年武汉政府时期的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大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第三次高潮中的一次重大行动。研究这次历史事件,对于研究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历史是有益的。一汉口“四·三”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一次大血案。1927年4月3日下午四时左右,有日水兵四人,由某处乘人力车至南小路某日本酒店     

上海何去何从?——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英美的“上海问题”政策

"上海问题"的核心是上海公共租界的未来政治地位问题。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上海公共租界何去何从,顿成中外关注的焦点。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和外侨以及其他相关方面首先向英美寻求支持。英、美的反应有明显不同:基于对华新政策和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基本判断,英国不愿提出一揽子的解决方案,而是主张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美国的表现截然不同,从"上海中立化"的建议,到试图通过民间机构介入调查"上海问题",再到最终推动上海工部局采取聘请外部专家调查方案,美国表现出强烈的插手愿望。尽管如此,英美的"上海问题"政策却有一条共同底线,即放弃武力,采取开明的亲善政策。     

日伪对上海新闻界的屠杀

上海在民国时期集中了大量的中外报刊、广播电台与通讯社,在国内外都有重要的影响。日军占领上海后,非常注意控制报刊舆论。当时上海的许多新闻机构都设在英、法租界,日军一时不能进入这里,就胁迫英、法租界当局取缔抗日言论与宣传。1937年11月13日,淞沪抗战刚刚结束,租界当局就发表谈话,警告凡在租界的华文报纸立论要更加慎重,不准有“日寇、汉奸”等字样在报上出现,也不准报纸报道抗战与惩处汉奸的消息。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的当天,租界当局便同意日方在南京路的哈同     

私产·市债·工潮——民国时期收回天津比租界的历史考察

天津比租界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唯一一个完全通过谈判收回的租界。该租界设立后,比利时政府并未着意建设,而是将其经营权让与私人公司。1927年比方在中比修约谈判过程中承诺交还该租界,随后的交还谈判却由于比方在"私产"问题上做文章及北京政府的垮台而中辍。南京国民政府与比利时签订平等新约后,中比重开谈判,双方在比租界专管公司资产性质、租界市政债务等方面僵持不下,其间比商天津电车电灯公司工潮的爆发打断了谈判进程。而后,比方在英国的影响下提出以向中方出售地亩的方式偿还市债的方案,最终南京国民政府妥协让步,双方订约。中国收回比租界的交涉过程既反映出比租界特殊的治理模式所引发的连带问题,亦凸显收回租界谈判中诸如私产性质、市债处置及列强在修约问题上互为援引等共性问题。     

1927～1942年的汉口第三特别区

1927年1月3日,英国水兵在汉口英租界上首江边空地今苗家码头附近打伤中国民众30余人,制造了“一三”惨案。     

“五卅”运动中的瞿秋白与《热血日报》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本资本家枪杀纱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多人,这一事件激起了上海各界人民大规模的反帝斗争。5月30日,上海各界民众在上海租界游行示威,英帝国主义竟下令向示威群众开枪,打死13人,打伤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这一惨案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义愤,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由此来临。为了适应这一新形势,引导并推动反帝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共中央决定立即成立上海总工会,号召全上海人民团结起来开展"三罢"斗争,并决定由当时负责党的宣传工作的瞿秋白主持创办《热血日报》,通过这一舆论阵地宣传党的斗争政策,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鞭挞军阀政府的卖国媚外外交,指导人民的反帝斗争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1925年6月4日,《热血日报》在上海正式创刊,作为     

大革命时期收回教育权运动初探

1924—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在我国文化教育领域中,一场声势颇大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异军突起,它高擎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大旗,与整个大革命同步,在中国反帝爱国运动史、青年学生运动史以及中国现代文化运动史上写下了雄壮的一页。本文试就这一运动作一初步探讨。     

武汉近现代是否有过五座跑马场

正武汉的第三座跑马场是哪一个?1864年,英国人在英租界下游、汉镇堡垣内东北角的空地上,建立了武汉第一座由英国人主导、外国人投资的西商跑马场;32年后的1896年,俄国和法国同时在英租界下游、汉镇堡垣的东北角设立了自己的租界,西商跑马场被迫从此迁到汉口郊外,即现在解放公园一带,这是武汉出现的第二座跑马场。在西商跑马场壮观场面,以及背后巨大经济利益的吸引下,以刘歆生、周星堂等     

关于五卅运动中的“四提案”

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上海成为侵略的中心,比较明顯的是在上海租界内的各种统治。租界本是中国的领土,而中国人在租界内却没有任何的自由。如“上海纳税外人会议”是租界内的立法机关,决定各种法律章程与税捐,不受任何限制,“工部局”是租界内的行政机关,中国人的一切自由可以任意侵犯,交通与市政都归共掌握,“会審公廨”是租界内的司法机关,不但是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人的特别審判机关,而且是上海租界内的最高法庭,中国人的刑事民事案件都归其審理,可以任意判处,并无上诉机关。由此可知中国人在租界内失去一切权利,帝国主义则可以任意虐待,但富于革命傅统的中国人民不願忍受这种压迫,屡次起来反抗,而残酷的帝国主义使用各种办法对付,“四提案”就是帝国主义禁止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而又威脅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反动措施。     

陈伯华回忆录（八）

我说我是陈伯华的“陈派” 香港的好景不长。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日寇得寸进尺,步步南侵。武汉、长沙、桂林相继失守,又逼近广州。大炮的轰鸣在港九一带隐约可闻。社会上盛传日机要轰炸香港。港英当局亦为之惶恐不安。为安全计,刘骥带着我乘船躲过日寇数次轰炸,到了上海,住进租界内的马斯南路,那儿有我们的一幢房子。     

雄师阔步新征程

今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了90周年诞辰。1927年4月和7月,中国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分别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中国人民从1924年开始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面对血的教训,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在江西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胡志明两次“死”在中国的风波

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在其革命活动中多次到过中国,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但他曾有两次“死”在中国的秘史,却鲜为人知。 胡志明第一次“死”在中国,是在1933年初。 在此前两年的1931年,胡志明用阮爱国这个名字在我国的广州、香港等地进行革命活动。6月5日,他被港英当局以“苏联派遣特务,到香港进行破坏活动”的“罪”名逮捕关押。1933年初,胡志明在英国律师罗士比参与设计搭救下获释,当他准备前往新加坡继续搞革命活动时,又被港英当局再次逮捕。当时他患有肺病,身体十分虚弱,港英当局准许他进入医院治疗,计划治好病后再行监禁。但胡志明进了医院后,不久便失踪了。     

武汉人民收回汉口英租界

1927年的武汉,是全国革命的中心,历史上谓之“赤都”. 新春元旦这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宣布正式在汉办公,外交、财政、交通、司法四大部开始行使职权,将武昌、汉口和汉阳三镇合组为京兆区,定名武汉,作为革命的首都.历史进入武汉国民政府时期. 这是江城的节日、革命的庆典.一连几天,在中共湖北区委和国民党湖北省、汉口特别市党部的领导下,武汉各界民众纷纷举行集会、游行、演讲等各种庆祝活动.1月3日下午,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宣传队员来到—码头江汉关钟楼下的广场演讲,面对英租界的沙包电网,人们愤怒控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干涉中国革命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