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的“红帮”裁缝

1861年汉口开埠,大批外国人涌人,带动了汉口及周边地区人们着装的变化,特别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加剧了汉口着装的西化,一时富商巨贾、达官显贵、社会名士都穿起了西服,正如广东番禺人罗汉在《汉口竹枝词》中所说：“西人服尚亦分时,修短裱纤自合宜。寄语效颦须讲究,莫教嗤病笑东施。”生动地描述了西服在汉口流行的盛况。     

叶调元与《汉口竹枝词》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长期流寓汉口的姚江（今浙江余姚市）名士叶调元,刊行了他花费10年心力写成的《汉口竹枝词》。这本诗集不但在清代的武汉、北京与上海等地受到好评,到了20世纪80年代,其影响越来越大。     

纪录汉口历史的《夏口县志》

“五百年前一沙洲,五百年后楼外楼。”《汉口竹枝词》里的一个名句,精炼地概括了汉口从一个汉水边的码头。成长为一个世界知名的近代化城市的历史。近代,外国人要深入中国腹地,指名要在汉口开埠;国人也言必称“大汉口”,或曰“四大名镇”（汉口镇、佛山镇、景德镇、朱仙镇）,或曰“天下四聚”（京师北京、苏州、佛山、汉口）。     

汉口商会与同业公会

汉口商会的设立始于20世纪初年.清末的汉口已是商业贸易繁盛的地区.湖广总督张之洞特于1898年开设商务局,以办理汉口的一切华洋商务.汉口商人自此有了会议之处.1903年,清农工商部颁布《商会简明章程》规定:“汉口属于商业繁富之区,宜设商务总会”.1907年11月,商务局邀集各商董,遵照章程,组织成立“汉口商务总会”,办理汉口一切商务事宜,商务局撤销.辛亥革命后,依照农商部的《商会法》,汉口商务总会改组为“汉口总商会”,经理、协理改称为会长、副会长、会董,迁址湖北路扬子街口.1921年元旦,商会在鄂督划拨的地段(今中山大道949号)修建的大楼竣工,商会便迁往新址.汉口总商会于1928年依照湖北省政府颁发的《暂行整理商会条例》恢复成立.1929年遵照南京     

汉口的旧剧场

公元1900年的汉口,演出戏剧的场所,不像今天称为剧场,也不像20年代前后称为戏园、戏院或舞台,当时称为茶园.当年这些为数不少的茶园,到了不足百年的今天,能够找到故址的寥寥无几,绝大多数已在历史长河中淹没.茶园尚未出现之前,会馆有时演戏.会馆是各省、县在汉的同乡会或各行业的同业公会的所在地,有的会馆房屋宽阔,可供演出,这是由来已久的.清道光年间叶调元《汉口竹枝词》中有句:“各帮台戏早标红,探戏闲人信息通”.1850年前后要看戏,还得先在会馆打听.在会馆看戏,既非经常,也不售票,这和庙会、村舍的搭台唱戏一样,自不能算是剧场.     

汉口市政府"废娼"闹剧

民国22年(1933年)5月,汉口《女声》杂志上有篇题名《烟、娼迷漫之汉口》的章,颇为辛辣地写道：“最近市场商店因内乱外侮之影响,闭门歇业十分之四五。然汉口的烟、赌、娼依旧云雾迷漫,并未因之而减色”,“汉口多烟多娼,不自今日始,皆由历年灾患与当局之努     

旧汉口形形色色的报纸

旧中国新闻界的五花八门,没有比30年代初期的武汉更为洋洋大观了.报纸大约不下四五十家,其中有历史最久的《汉口新闻报》,其格式、版面、文风还保持20世纪初期上海《新闻报》的传统,看了真可令读者“发思古之幽情”.有国民党的机关报《武汉日报》,似乎比南京的《中央日报》更加剑拔弩张;有黄埔系主办的《汉口新民报》(与南京《新民报》并非一家)这个报纸,后来扩大而披上了“扫荡”的戎装;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报纸,而十之八九,都带有各自的背景,有属于省政府、汉口市政府、武汉警备司令部的,也有代表某一军、某一师的,甚至还有专门为特税处宣传的.也有如上海《晶报》、《罗宾汉》这样的小报,而品格更加下流.比较认真的反而是专门谈戏的《戏剧报》.     

二、清末民初汉口城市的崛起

当中国封建社会临近尽头时,1840～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声叩开了中国的国门.但是,深处内陆的汉口,受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却更为直接.战后,汉口开埠,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外贸迅速发展,近代工厂陆续兴建,水陆交通和城市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汉口从一个古代名镇转型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都会,留下了一道弯曲的风景线.汉口的第二次崛起发生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     

英国传教士笔下的汉口教会学校教育

武汉市档案馆藏有两本英国传教士写的英文书,一本名为《The Sons Of Han》,译为《汉人》,作者是伯纳德·阿帕德(Bernard Upward),1908年出版;另一本是《In The Valley Of Yangtze》,译为《长江两岸》,作者是福斯特女士(Mrs.Foster),1899年出版。两书中各有一章是作者对汉口教会学校的描述,书中提到的教会学校有由英国传教士兴建的武昌博文书院、汉口博学书院,以及位于花楼街的男子医院附属医学院等。     

嘉靖皇帝并没有到过汉口──也谈汉口集稼嘴

明朝嘉靖皇帝朱厚没有到过汉口，汉口接驾嘴也不是因他来过而得名，这个问题我们两人曾经认真讨论过，以上结论便是我们的共识。并由严昌洪执笔在《武汉春秋》 １９９６年第 ６期上发表《接驾嘴不是接嘉靖皇帝的驾》的短文，完全否定清人黄心庵、范锴所谓“嘉靖帝御跸曾过汉口”、“停轨汉口”等说法。 即不论正德十六年（１５２１年）朱厚由钟祥入京承大统的一次，也不论嘉靖十八年他由京往承天（钟祥）谒父母陵的一次，抑或是他这次由承天再返京的一次，共三次的交通路线中，都不包括汉口。 然而范锴所著《汉口丛谈》，仍在书店出售。而《…     

汉口典籍中的歙县人

正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范锴的《汉口丛谈》,前前后后读过数遍之后,我有一个惊人的发现,范锴偏爱歙县人。除了《汉口丛谈》,其他汉口典籍中,也有较多歙县籍人士入选,比起徽州籍其他邑人士要多得多。一个基本原因,是地理上的优势。歙县是徽州府治所在地,是新安郡治所在地,是曾经也称歙州府治所在地。在中国从古到今,一般而言,行政中心,就是经济中心,就是文化中心。这种中心的位置,自然汇聚了各方     

旧时汉口杂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发生了天津事件,《大公报》由天津日租界搬到法租界新址。那年年底,胡政之派我去汉口当特派记者。在此以前,《大公报》只有南京、北平、上海三个办事处,我去汉口。也成立了办事处,成为四大办事处之一。我名为办事处主任,实际还是单干。另外,请陶菊隐先生担任特约记者。     

汉口英租界最初选址龙王庙

一、族谱披露新史料 2003年,笔者正忙于《汉口租界志》的定稿工作,忽然得到老干部水世闿告知,他在整理《水氏宗谱》的时候,发现有关汉口英租界最初划界选址时的一则史料。《水氏宗谱》编成于1913年,现在持谱的族群主要聚居地在今大冶市高河乡宴东村下     

汉口长沙会馆

汉口长沙会馆(当地老人称之为湖南会馆),系当年湖南同乡在汉口集会或寄寓之处所.建于清道光(1821一1850年)年间,武汉解放前夕解体.许多社会名流及文人墨客曾为汉口长沙会馆题过楹联.其中最具影响的是:隔秋水一湖耳,看岸花送客,樯燕留人,此境原非异土;     

图说汉口山陕会馆

正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汉口的山陕会馆(又称西关帝庙)落成。其时,汉口"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四方商贾云集。山陕会馆由山西陕西两省商人集资修建,位于长堤街与大夹街间,毗邻药王庙,在以后的一百多年里,这里是山陕两省旅汉、在汉人员的会所、办事处和活动中心。康熙年间修建的山陕会馆毁于咸丰四年(1854年)。《山陕会馆志》记载,"毁于咸丰甲寅,粤匪蹂躏武汉,大肆焚掠,合镇皆成劫灰,而会馆亦烬矣"。"粤匪"即     

从《武汉竹枝词》看武汉近代社会

１９８５年,徐明庭、马昌松两先生推出了力作《汉口竹枝词校注》,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对清代叶调元的２９０首（因故删去２首）和施襄的１２首咏唱汉口的竹枝词作了精心的校勘和详细的注释,极便利读者。所以,书刚问世,便受到好评。钟叔河先生在《瞭望》周刊上撰文,对叶氏竹枝词特别推崇,认为徐、马的校注很有价值,举了“ 壶”、“得罗’等的注释为例。 作为一名语言学研究者,我有幸据《校注》把“挖窖、过早、豆丝、四官殿、地米菜、黑白菜、拖跳、粑粑、水猫子、得罗等近５０条材料引入拙作《武汉方言的演变》,后又收入《…     

大董家巷片区：汉口老城的缩影

<正>大董家巷片区位于江汉区民族街,以垂直相交的大董家巷与二盛巷为核心,由大兴路(北段)、民权路(中段)和花楼街(南段)围合而成。大兴路的前身,是明代的黄陂街,即明万历《汉阳府志》记载的“汉口黄陂街,大率黄孝人也”的黄陂街,至今400多年了。黄陂街与汉正街,是明代中后期兴起的汉口镇两条主要街道中的一条,是明代汉口镇的主要街区之一。清代,大董家巷片区,既是汉口的政治中心,有汉阳府汉口同知署、礼智巡检司、守备署、都司署、江汉关监督署、     

《银行杂志》与近代汉口金融业

《银行杂志》是近代汉口银行公会因其事业上的需要办理的行业机关杂志。在短短四年间发展成为民国初年三大金融刊物之一。其每期内容不尚空谈,专载事实,东西都很纯粹,尤其是其关于财政金融市场贸易的记载确有永久的价值,因此剖析《银行杂志》有利于我们细化和深入汉口金融史研究。     

汉口六渡桥纪事

汉口六渡桥地处全市中心,素来人烟稠密,日夜喧闹,1938年10月25日汉口沦陷,来不及疏散避难的市民,全被日本侵略军集中到所谓难民区去,六渡桥周围一带空无一人.沦陷后,河山变色,景象惨痛,汉口中山路(今中山大道)从阜昌街(今南京路)口起,一直到三民路口,其中包括江汉路、民生路,临街房屋全被日本侨民侵     

汉口东正教堂兴建始末

在汉口鄱阳街、天津路口矗立着一座六角形单层建筑物,即“汉口东正教堂”(原名叫“阿列克桑德聂夫堂”)。该教堂在当时武汉地区各国教堂建筑物中,别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