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记牛肉馆

谦记是武汉颇有名气的小吃店之一.素以精制牛肉、豆丝这一名点而享有盛名.因为招牌上用的是“谦记” 两个字,所以知道的人也都这样称呼“谦记牛肉”,他的名品炒豆丝、烧牛脯、牛肉汤以选料严格,烹制精细,注重火候,讲究质量而著称.其独特的风味风靡一时,誉满遐迩.有“至武汉而未吃谦记牛肉者,枉来武汉”之谚语.     

也谈“立体记人”

地方志书记述人物,应该从整体、群体、个体三个方面展开。记述社会群体应该是记人的重要内容。记述社会群体是地方志书的创新举措。首轮志书大量记述的是产业、行业、事业及部门工作的情况和自然环境、民族、宗教、基础设施等,很少记述社会群体的情况。第二轮修志,应充分记述社会群体,使记述内容更加丰富。     

也谈“义和团的真面目”——回应周育民先生

拜读了周育民与我商榷的大作《我看"义和团的真面目"》(《炎黄春秋》2012年第9期),尚有一些浅见,谨按周先生大作的顺序,逐一请教。我在拙文的第一部分,列举了几条史料,并从几个方面加以论述,指出义和团运动的实质":如果说烧杀抢掠无辜的教民还打着‘灭洋’的幌子,实际干的是盗匪勾当,那么,烧杀抢掠无辜的平民、回民和官署官员则是赤裸裸的强盗行径了。"周先生对我讲的事实一概不顾,只指出我举出的县令张瑞芬禀报山东长清县团民勒索教民40余家、平民十余家的例子,说:"似乎坐实了山     

也谈“安武军银章”——兼答杨辉建先生

“安武军纪念银章”笔亦藏有一枚。近读2001年《安徽钱币》第四期杨辉建先生的短《安武军银章》,觉得有必要谈点个人认识。     

也谈道教之“和”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道教提倡和光同尘,上德若谷,宽和处世,协调人际关系,创造“人和”的人际环境,追求以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主题的大同社会。     

记杨德淳先生谈徐悲鸿

解放初期,我在五兵团《连队生活报》担任美编,因此结交了不少团队的作者,陶金和同志便是其中之一。陶金和同志曾几次对我讲：“我写写杨德淳是徐悲鸿的好朋友,他家有很多徐悲鸿的画,解放后我舅妈才从重庆运回贵阳。”金和同志说：“全是徐悲鸿亲手画的。”我说：“好吧！哪天咱俩去看看,如有,我请客,如没有,你请客。”就此约定。杨德淳先生是贵州天柱县人,早年因不满蒋介石而退出国民党军政界,抗日时期在重庆开了个火药工厂,徐悲鸿先生常借住他家作画。一个星期天,我和陶金和同志回到贵阳市余家巷四号拜望他舅舅杨德淳先生。杨…     

也谈“贾而好儒”是徽商的特色——与张明富先生商榷

张明富先生认为"贾而好儒"不是徽商特色,而是明清商人的普遍特征.本文不赞成这种观点,指出:一,张明富先生的论证方法有问题,单纯的例证法不足以证明某个事物的基本趋势、基本倾向.二,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也得到了同时代人的认同.这一特色的形成,是与徽州这一特殊地区密切相关的.三,张文所分析的明清商人普遍"贾而好儒"的原因,从逻辑上说是不能成立的.四,儒家观念并非传统商人未能踏入近代门槛的主要羁绊,能否超越儒家思想的屏障也非中世纪商人与近代商人的最大区别.     

也谈生殖崇拜——兼与车广锦先生商榷

本文拟用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方法,阐述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关于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两种文化现象的理解,并对车广锦先生《中国传统文化论》(东南文化:1992.5期,以下简称“车文”)文中的某些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便共同探讨,促进对中华文明起源中这一重要文化现象的学术研究。 一、关于生殖崇拜 文化人类学家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始终是物质生产与人类自身繁衍两个方面。原始社会,人类对生殖器的崇拜表达了他们祈求生育,繁衍人口的强烈愿望。在生产力低下,人口稀少、生存环境恶劣的氏族社会,人类面临着自然的灾难、瘟疫和野兽的伤害,就必须以“生”的力量来战胜灾难和死亡。灾难越是深重,对生殖的祈愿便越强烈。这是一种遍及世界的历史文化现象,原始人类炽盛的     

也谈“攘外必先安内”

"攘外必先安内"是近代统治者面对列强入侵时采取的一贯政策,尤以"9·18"事变到西安事变期间的蒋介石表现最为明显。近闻有学者评论这一政策是弱国面对强国时的无奈和不得已。鉴于此,本文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对这一政策略作分析,看实情是否如此?     

也谈“秉笔直书”

秉笔直书是历代编史修志必须奉行的原则，而实际上真正能操“董狐笔”者却不太多。封建社会受“三纲五常”伦理道德影响，社会主义新方志有正确指导思想指导，然而首届修志仍有不尽人意之处。本文结合边疆民族地区实际，试从两方面来谈谈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也谈海陵的更名——与常永明先生商榷

本刊在2002年第三期刊登了常永明《海陵更名的由来》一。章发表后，收到程起瑞、黄炳煜的来稿和俞扬的来信，对《海陵更名的由来》提出不同的看法。我们将来稿和来信刊登，并就教于专家和读。     

也谈抗日战争的阶段划分——就教于马仲廉先生

也谈抗日战争的阶段划分——就教于马仲廉先生李继华１９９５年《抗日战争研究》第３期发表了拙作《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层次与阶段划分》（以下简称“拙作”）。１９９６年,该刊第３期又发表了马仲廉先生的《再谈抗日战争的阶段划分》一文（以下简作“马文”）。马文对拙...     

也谈茅酒与蒟酱——答唐建德先生

《贵州文史丛刊》1988年第4期刊载的唐建德先生撰写的《茅台洒与蒟酱辨》一文(以下简称唐文),对拙作《名酒之冠茅台酒》(原载《纵横》1986年第5期)、《茅台酒史略》(原载《贵州地方志通讯》1986年第5期)两文中的一些史实和论点提出了异议。对唐先生的看法和做法,笔者无法苟同,特此与唐先生商榷。唐文引用拙作时,几乎每处都有错误。拙作原文中说“……”早在西汉武帝年间,即距今二千一百年前,今之仁怀县一带,已经出产甘美可口的果酒‘枸酱’了。”唐文引用时,腰斩去了“早在、今之、     

其为人也正 其为学也精——记林辰先生

林辰先生是一位从事鲁迅著作出版的编辑,也是鲁迅研究界的老前辈。还是中学生的时候,他就开始阅读鲁迅的著作,几十年来,他撰写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文,早在四十年代就已经出版的专著《鲁迅事迹考》,一直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和好评,成为从事鲁迅研究不可缺少的参考书。此外,从1951年至1958年,1977年至1981年,2000年至今,他曾先后三次参加了     

也谈“丁戊奇荒”

“丁戊奇荒”,指的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半期(即光绪初期)发生于我国黄河流域广大地区的一次特大旱荒。它持续了三、四年之久,席卷了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等北方五省,并波及到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其为害之烈,为患之深,史所罕见,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早荒以光绪三年、四年(1877、1878)为主,这两年阴历干支纪年属丁丑、戊寅,故名;而河南、山西受害最重,又称“晋豫奇荒”或“晋豫大饥”。作为近代中国历史行程中的重大事件之一,目前的史学界对此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就面世的有关文章来看,或流于简略的概论,或仅是某一省区的局部分     

也谈“提炼文字”

两千多年前,秦相国吕不韦召集自己的门客,编撰出一部糅合儒、道、法、墨等各家学说的著作,即《吕氏春秋》。据《史记·吕不韦传》记载,吕不韦命人将《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并规定：凡诸侯游士宾客能增损书中一字者．赏千金。这就是成语“一字千金”的最初出处。吕不韦的自信．主要源于他们在锤炼文字方面下足了功夫。其实,早于此前的儒家经典《春秋》,     

也谈“仇和现象”

<正>(一)作为一名公务员,仇和尚在担任沭阳县委书记时就已成为我心中的偶像,有时间便上网搜寻仇和的行踪和施政举措,并下载后在同事之间传     

也谈“唱法批评”

唱法批评,例如"土洋唱法之争""三种唱法之争""原生态唱法之争""跨界唱法之争"等唱法批评,作为一种学术思潮,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60多年的争论可谓是轰轰烈烈,时至今日仍势头不减。由于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对唱法批评的侧重点,不同的评论家、歌唱家对其理解不尽相同,所以对其中的诸多观点至今仍存在一些争议和分歧,导致"唱法批评"在批评实践中的多样性。本文通过对唱法批评文献的简要梳理,反思唱法批评现象,审视唱法与唱法批评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与中国声乐艺术发展之间的关系——唱法批评影响着唱法又促进着唱法,唱法反过来又丰富着唱法批评,二者协力,推动中国声乐艺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