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弗朗索瓦一世时期的法国宗教政策

从16世纪20年代开始,法国国内兴起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这场宗教改革运动最初得到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支持,但其后又遭到了他的镇压。通过对弗朗索瓦一世宗教政策的前后变化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法国的宗教改革本身就是一场内在属性发生了重大转变的运动,它由带有精英化色彩的人文主义者发起,后期又由大众化的路德教派宗教改革者所接掌;其前期内核仍是人文主义的延续,后期才逐渐发展成为激进的宗教改革运动。而大众化且激进的宗教改革运动所带来的社会暴力与动荡是始终秉持政治实用主义的弗朗索瓦一世所不能容忍的,在宗教改革运动已经脱离其掌控范围之后,他便对这场运动展开了镇压。因此,弗朗索瓦一世时期宗教政策的转变,本质上是法国王权在社会思想与文化大众化进程中进行自我调适的过程。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衰以及弗朗索瓦一世的宗教政策为理解之后几个世纪法国历史的走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杰出的探险家与外交家——张骞

张骞这个人,在从西汉以来二千年当中,一直是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极为推崇称赞的。就是到现在来说,我觉得我们祖国历史上出现过那样功业显赫杰出而卓越的人物,还是值得我们骄傲自夸「引以为荣」的事。可是我们和封建统治阶级对他的推崇与称赞,是有所区别的;虽然所称赞推崇的同是一个人,同是一个人所作的事情,因为我们和封建统治阶级所据的立场与观点不同,对张骞的认识方法不同,因此也就不能得出相同的结论来。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张骞的事业完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因为张骞的通西域,发现了遥远的西方有许多文明富庶的国家,给当时统治者找到了侵略的对象与路径,给商人地主们找到了掠夺财富与施行不等价交换的市场。给中国的皇帝夸耀了所谓「威德」部分的满足了历代统治阶级对于西域兄弟民族的剥削与统治欲,所以他们对张骞的推崇,从其实质上看,是从反动的民族侵略,民族压迫的大汉族主义出发,把张骞看作一个对兄弟民族侵略的急先锋了,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对于历史的歪曲,对于封祖国有很大贡献的历史伟人的一种侮蔑,也是值得我们学中国历史的人予以批判和揭发的。我们认为我们祖国历史上有个张骞值得夸耀并「引以为荣」的,是他那对祖国的「忠诚勇毅」坚决反抗民族侵略与和平外交的精神,张骞的出使西域不仅是有利于当时的封建就治阶级,而且也完全是     

中世纪欧洲的反暴君思想

限制、反抗、废黜、诛杀暴君的思想,贯穿在整个中世纪欧洲政治思想史中。其要点是:政治共同体的统治者严重违背上帝的旨意,严重违背其应有的职责,严重违背其与被统治者的契约,严重违背公正的法律,就成为了不同于合法君主的暴君,被统治者就有权限制、反抗、废黜、诛杀之。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格兰维尔、布拉克顿、托马斯·阿奎那、奥康姆的威廉、约翰·加尔文创立的加尔文派,都是这一学说的重要倡导者。     

德国的皇权、诸侯与宗教改革

16世纪德意志宗教改革,是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决战。史学界通常认为,由于路德的背叛,这次革命蜕变为封建诸侯加强自己权力的工具,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德国宗教改革与以后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不同。它的任务不是推翻封建制度,夺取政权,把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而是驱逐罗马教皇外部势力,消除封建分裂割据     

马丁·路德与犹太人问题

马丁·路德并非是一个始终如一的反犹主义者 ,他由反犹到亲犹 ,又由亲犹到仇犹 ,这种态度急转弯式的变化是受他所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具体局势左右的。虽然路德的反犹思想与建议在早期新教教会圈子里极有市场 ,但由于在当时的德意志无法变成国家行动 ,因而其实际影响力仍然是有限的。但路德描绘的“金融犹太人”形象 ,在以后的数百年间笼罩并毒化了犹太人的生存环境 ,并参与造就了1 9世纪晚期以来的德意志反犹主义运动。     

反动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亚圣府”

孟轲的老巢山东邹县,有一个"亚圣府",这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宣扬孔孟之道,进行思想统治的黑标本,他们把孟轲这具僵尸抬出来并加以神化,以便愚弄和欺骗人民群众,扼杀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孟轲生活在战国中期。他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紧步孔丘的后尘,拚命兜售"仁政"、"王道"等复古谬论,妄图阻止历     

蒋介石与中国传统文化

蒋介石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党、政、军的重要领导人,由于他从小深受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且十分推崇王阳明的"心学",使他形成了保守的文化观念。他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力行哲学",成为国民党的官方哲学,他还发起了实为尊孔复古的"新生活"运动。这些都表现出其文化观是单一的、守旧的。     

教廷财政的近代转型

学术界一般认为,天主教是一种保守而顽固的封建势力,阻碍了西方社会的近代转型。本通过对近代早期教廷财政制度的考察,认为从15世纪起,罗马教廷的经济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从依赖其封建特权为生到运用现代金融手段度日。这一变化不仅改变了教廷传统的财政机制,也使教廷财政与近代金融市场融为一体,迫使教廷的经济生活纳入新的经济秩序与经济原则的运行中。教廷特权阶层已与商人、银行家等资产家族结成同盟。这证明近代早期的罗马教廷并不比当时欧洲的任何世俗政府更为保守,其制度变迁并不是反常的逆流。     

浅析13世纪西欧提出的“主权论”

"君权神授"的神学政治理论是西欧中世纪王权的理论依据。13世纪的西欧经历了广泛的拓荒运动,促进了贸易的复苏和发展,从而使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逐渐发生了演变,以此为基础的封建王权的性质和权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有了改变以习惯法为主体的法律体系的要求。经院哲学在阐述理性的同时对传统的自然法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法学家们在用经院哲学的方法对罗马法进行研究的同时为自然法注入了新的法理元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主权论",由此取代了"君权神授"的神学政治理论。世俗的政治理论"主权论"为刚刚起步的议会制度提供了政治理论,为其继续发展扫清了理论障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的研究取向发生的重大转变之一,即是由80年代以“化热”为特征的激进主义转向以“国学热”为特征的保守主义。这一研究取向在历史研究领域直接引发了对中国近代史上激进主义的反思与批判,以及对这一时期保守主义的梳理与评价,并出现了一种强烈的反激进而扬保守的思想倾向。系统梳理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这一现象,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争议,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中国近代史上的保守与激进,而且对于正确处理今天化建设中的保守与激进的关系,也不无裨益。     

浅析明代秀山杨氏土司军事活动

土司制度是中国历代用来解决西南、西北少数民族问题的特殊政策,体现了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统治方式。土司制度是封建国家地方政权的特殊表现,即代表了各少数民族的利益。又代表了中央王朝利益,即"是封建统治者在羁縻政策的基础上对西南民族采取的一种新的特殊的统治方式。从形式上看,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从阶级实质上看,则是封建统治者在政治上利用少数民族的贵族进行统治,在经济上,‘让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于征收贡赋’"[1]。这一制度始于元,盛于明,衰于清,是对唐宋时期羁縻制度的继承和发展。通过对秀山杨氏土司的军事活动与民族关系探讨,有利于加深对土司军事活动与民族关系问题的认识。     

福蒂斯丘与英法封建君主制比较

福蒂斯丘爵士是15世纪英国的法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他最早研究了中世纪末英国的君主制类型及其与其他君主制的区别。他的特殊经历使其首次提出英国实行的是"政治且王室的统治",以区别于法国的"王室的统治"。上述两种类型的封建君主制在形成过程和统治方式上大相径庭,统治结果也截然分明,两者的优劣判若两途。福蒂斯丘有关"政治且王室的统治"的理论不仅揭示了中世纪末英国封建君主制的类型,对宪政理论的发展也具有奠基意义。     

明《城阙里记》碑文反映的起义农民对孔教的蔑弃

孔子是春秋末年没落奴隶主统治制度的顽固维护者。从汉以后,他又被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捧为"圣人",他宣扬的那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反动理论,成了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当然,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而"一般的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     

福蒂斯丘与英法封建君主制比较

福蒂斯丘爵士是15世纪英国的法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他最早研究了中世纪末英国的君主制类型及其与其他君主制的区别。他的特殊经历使其首次提出英国实行的是"政治且王室的统治",以区别于法国的"王室的统治"。上述两种类型的封建君主制在形成过程和统治方式上大相径庭,统治结果也截然分明,两者的优劣判若两途。福蒂斯丘有关"政治且王室的统治"的理论不仅揭示了中世纪末英国封建君主制的类型,对宪政理论的发展也具有奠基意义。     

俄国教会改革的特点

1054年,基督教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大分裂。分裂后,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天主教,在16世纪进行了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宗教改革运动,改革中形成了以路德教为代表的新教派别,使天主教又经历了一次大分裂;第一次大分裂后出现的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后来又以俄国为中心)的东正教,则一般都与所在国家的世俗政权相结合,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局面。东正教在俄国也曾出现过几次改革运动,但是在改革的内容、形式以及历史作用上,都与西欧的宗教改革大不相同。东正教在俄国,基本上是一直处于沙皇政权的控制之下的。它虽然也经历过一些改革,但始终是在沙皇授意下或直接操纵下进行的。俄国历史上比较有影响的教会改革有过四次,即:伊凡四世时期的“百章会议”、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依洛维奇时尼康的教会改革、彼得一世的教会改革和彼得三世、     

民国民事立法中的“保守”与“激进”——基于爱斯嘉拉本土化立法方案的考察

作为国民政府的立法顾问,法籍学者爱斯嘉拉在1930年为修订民法中的亲属、继承两编提出了一套立法方案。他强调立法应尊重传统和社会现实,主张中国民法在保障男女平等和个人权利的同时,应适当保留传统婚姻和家族制度的元素,从而实现本土制度与外来法律的有机融合。不同于爱斯嘉拉的"缓慢且保守"方案,国民政府以"快速且激进"的方式完成立法。其立法方案的遭遇,反映了中国法律近代化过程中,保守与激进倾向相交织的局面以及政治因素的深远影响。     

因信称义:从马丁·路德到芬兰学派

因信称义是信义宗信仰的核心和共同基础。马丁·路德在反对天主教会的斗争中最早确立因信称义,但是由于路德的继任者梅兰希顿个人温和的性格与天主教会和解的需要,他在信义宗的《信纲》中对路德的思想有所保留。梅兰希顿的诠释在20世纪70年代再次受到芬兰学派的挑战,他们批评梅兰希顿对"称义"的理解偏重法庭性称义而忽略了效果性称义,这违背了路德的原意。通过对"基督就在信本身之中"的诠释,芬兰学派试图弥合梅兰希顿思想中"称义"和"成圣"之间的差异。事实上,路德关于因信称义的思想也有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梅兰希顿和芬兰学派只是对路德不同时期思想的诠释。     

兰斯顿·休斯的激进诗歌之我见

20世纪30年代,兰斯顿·休斯创作了许多革命的激进诗歌(RadicalPoems)。这些诗歌自发表以来一直备受争议。这篇文章从休斯的激进诗歌写作的背景入手,探讨了休斯在30年代的美学上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他的激进诗歌的影响,分析其备受争议的原因。30年代休斯坚持实用诗学观,一方面强调诗歌的政治功用,而他的激进诗歌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诗歌的文学美;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他更加强调诗歌与民间文化的结合,虽然这一技巧多为批评家们所诟病,但却创造了一种集合了各种声音、融合了多个文化,能反映大众心理的诗歌形式。人们应该从多个视角去审视用休斯的激进诗歌,而不能一味地批判。     

论冈绍夫的狭义封建主义——为冈绍夫《何为封建主义》中译本出版作

《何为封建主义》是研讨西欧封建主义的经典。作者弗朗索瓦·冈绍夫在书中用"封建主义"一词指代西欧中世纪一套特定的法律关系或制度,即"封土—封臣"体系,他称之为狭义封建主义。西方学者大都坚持狭义封建主义,不过在何者为这套体系的核心要素上并没有共识。冈绍夫界定并集中阐释了作为"封土—封臣"体系的封建主义,指出封建主义的实质是一套法律关系。在狭义封建说的理路内,冈绍夫的封建主义定义是最严格的,其内涵也是最清晰的。冈绍夫的狭义封建与布洛赫的广义封建显著不同,然而这种不同不意味着对立,不同的背后是共性。"封土—封臣"体系既是冈绍夫定义的封建主义概念的实质,也是整个非马克思主义的封建主义概念和模式的理论基点。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不少论者挑战和反思封建主义概念,冈绍夫狭义封建主义的价值与局限应置于新学术语境下看待。     

冯桂芬思想与“中体西用”论关系初探

冯桂芬的思想上承林魏下启康梁,是不世之人所立不世之言。它为"中体西用"保守论点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但康梁的维新派、乃至后世革命派的出现亦有它"采西学求自强"等观点的影响。它是中国知识分子不断探求自救道路的理论源泉,不论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都是它的发展。它是中国知识分子探寻救亡图存道路上的片片残骸,更是托起知识分子不断寻求救国真理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