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宣传中的中国形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宣传机构战争信息署在中国设立分部,全面负责对华宣传。为促进美国战争目标和对华政策目标的实现,战争信息署中国分部通过一系列对华宣传项目,将中国描绘成一个正在崛起的抗日英雄国度。这种中国形象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中国是一个全民抗战的英雄国度;第二,中国是肩负国际责任的世界大国;第三,中国正在走向以美国为模本的"改革"之路。美国试图通过对战时中国国家形象的展现,鼓舞中国民众的战斗士气,同时向中国民众灌输大国意识和国际共同体理念。为了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战争信息署构建的中国形象经过特殊剪裁,没有完全反映中国现实,它体现了美国对中国想象与认知的局限性。     

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的对华宣传:媒介与受众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专门负责进行国内外宣传的官方机构——战争信息署——在中国设立分部,发动了规模庞大的对华宣传项目。它主要利用新闻报刊、非新闻类出版物、图片展、电影和广播等媒介,针对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进行宣传,并对沦陷区的日本军队进行心理战,其目的是在鼓舞中国士气和促进中美关系的同时,改变中国人对自身、对美国以及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依靠美国政府在战时中国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强大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战争信息署的对华宣传活动得到了中国民众的广泛支持和接受。     

“争夺心灵和思想”——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对华心理宣传战初探

20世纪50—60年代,为争夺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阵地,美国对新中国实施了以冷战宣传为主要形式的心理战。美国对华冷战宣传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广播渗透、播撒传单、涉藏反华宣传、针对中国研制和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开展心理"反宣传"计划。50年代的心理宣传计划,带有明显的战时色彩,特别是朝鲜战争期间,其心理宣传攻势直接服务于战争需要。60年代,美国对华冷战宣传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冷战宣传手段的多样性和受众的广泛性。美国对华开展的大量负面冷战宣传势必对中国国家形象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塑造了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这种冷战宣传触及了东西方对抗的本质——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冲突。通过对华心理宣传,美国试图借助文化产品的输出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意识形态,旨在达到促使中国国家体制发生变更的基本目标。     

战时日本对亚太地区的殖民统治机构之演变——以“大东亚省”的设立过程为中心

1931—1945年的十五年战争期间,日本陆续发动了"满洲事变""中国事变""大东亚战争"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日本政府为了实行对中国东北与本土以及亚太地区的管理与统治,陆续设立了前后连贯的三个国策统制机关——"对满事务局""兴亚院""大东亚省"。本文主要围绕"大东亚省"的设立过程,考察战时日本的殖民统治机构从"对满事务局""兴亚院"到"大东亚省"之演变过程,以及"大东亚省"的殖民统治之本质,用以再现与佐证战时日本对亚太地区进行殖民统治的史实。     

“寰世独美”:五四前夕美国在华宣传与中国对新国家身份的追求北大核心CSSCI

20世纪初,在华的美国官员、报人、商人为了能与其他一战参战国家的对华宣传进行竞争,在中国宣传美国理想,引导战后中国走上一条美国式发展道路,推动并参与了1918年9月在中国建立的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中国分部的宣传塑造了一个可以帮助中国发展的强大而高尚的朋友形象,为中国的发展勾画了一个由美国主导的世界和平新秩序,为中国指出了一条具有极大吸引力的发展道路。这样的宣传在20世纪初迫切寻求平等独立的民族国家身份,设法参加战后和会的中国人那里得到了热烈响应。然而中国人也不是美国宣传的被动接收者,他们根据自己的诉求主动参与各项宣传活动。正是由于中国分部的积极宣传以及中国人本身对新民族国家身份的诉求,使得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消息传来之前中国人对美国以及美国主导的战后新秩序的信心和希望不断膨胀。当希望最终破灭时,中国上下产生了普遍的幻灭感,并促使一部分中国人开始重新思考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寰世独美”:五四前夕美国在华宣传与中国对新国家身份的追求

20世纪初,在华的美国官员、报人、商人为了能与其他一战参战国家的对华宣传进行竞争,在中国宣传美国理想,引导战后中国走上一条美国式发展道路,推动并参与了1918年9月在中国建立的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中国分部的宣传塑造了一个可以帮助中国发展的强大而高尚的朋友形象,为中国的发展勾画了一个由美国主导的世界和平新秩序,为中国指出了一条具有极大吸引力的发展道路。这样的宣传在20世纪初迫切寻求平等独立的民族国家身份,设法参加战后和会的中国人那里得到了热烈响应。然而中国人也不是美国宣传的被动接收者,他们根据自己的诉求主动参与各项宣传活动。正是由于中国分部的积极宣传以及中国人本身对新民族国家身份的诉求,使得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消息传来之前中国人对美国以及美国主导的战后新秩序的信心和希望不断膨胀。当希望最终破灭时,中国上下产生了普遍的幻灭感,并促使一部分中国人开始重新思考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略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

略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徐德荣现代战争是＂经济型＂战争。为了满足战争需要,就得进行战时经济动员。战时经济动员是一个国家为实现战争目标,将国家经济由平时状态转向战时状态的过程。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它不仅是一种转化机制,而且是一种控制...     

浅析二战时期美国调整外交政策的缘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至战时,因受国内因素和国际背景的制约,美国适时调整了对外政策。政策的调整经历了从战前的中立到战争开始时的扩军备战再到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过程。政策的调整同时兼顾了美国国内垄断财团的需求、经济危机的影响和国际上与英帝国、社会主义苏联的矛盾及对外扩张。二战中美国外交政策的适时调整不仅进一步提高了美国的国际地位,而且也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战争对俄国发展道路的影响

俄罗斯以军事立国.莫斯科公国时代,经常性的战争状态导致了动员型社会、国家战时体制、专制主义统治和农奴制度的形成.但从16世纪到18世纪,对外战争迫使沙皇政权学习和引进西方文化以增强军事和经济力量,从而推动了俄国的欧化进程.19世纪以来,几次大的对外战争深刻地影响了俄罗斯发展道路的选择,而建立军事强国和追求帝国利益的传统目标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     

抗战时期的国际宣传处

国际宣传处是国民党战时对外宣传政策的执行机构。从它1937年11月创建,直至1947年1月改隶行政院新闻局,历经八年抗战,其间进行了大量的对外宣传活动,反映了抗战不同阶段国民党当局对外宣传方针、政策上的变化。本文试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档案为基本材料,介绍该机构的内部组织及其特点,以期对国民党战时对外宣传政策的研究有所裨助。     

战时情报局与美国对华政策(1942—1945)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总统为了加强美国政府对战时舆论的控制,于1942年6月成立战时情报局,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反法西斯宣传、对敌心理战和情报搜集工作。到1945年8月杜鲁门总统解散该机构,战时情报局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对中国抗战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报道,为弘扬中国人民抗战精神、提振抗日军民战斗意志、巩固同盟国家战时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战时情报局对中国抗战的宣传方针,尤其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的态度,直接反映了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走向,揭示了美国远东外交战略的实质。     

关于中国战时生产局的几个问题

中国战时生产局,是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政府在美国协助下,在重庆设立的一个直属行政院的控制战时工业生产的机构。它的建立,对国统区特别是西南地区公私工矿企业的发展和解决战时军需和民用供给,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然而,至今对这一机构的研究文章,仅有三篇,即翁文澋的《重庆战时生产局和美国经济援华政策》,李安庆、孙文范的     

德国顾问与国民政府的抗日战备——为抗日寻求外国军事援助之一

编者按:中国寻求外国军事援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那时,德国充当了中国主要军火供应商的角色.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德两国渐行渐远,苏联成为中国抗战的主要支持者.1941年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苏联从中国淡出,中国与美国结盟,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从此成为中美战时合作的主要内容.外国的军火供应和军事援助是支持中国抗战的重要因素,但是对中国来说,寻求外国军事援助和战时对外军事合作却是一段难以忘怀的苦涩经历.从本期开始,我们将连载章百家先生撰写的三篇文章,为您讲叙这段历史.     

日本二战期间土地制度的演变

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近代日本开始进入战时体制,为了保证粮食供应和确保农村的稳定,军部控制下的日本政府开始实施打击寄生地主、扶植自耕农和保护佃农的战时土地政策。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日本政府不得不对土地和粮食推行严格的统制政策,进一步使战时的土地制度走向极端,同时消弭了农村的寄生地主制。日本战时的各项土地制度是决战体制下的非常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法西斯战争。     

二战期间美国战争资源的对外投放考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对欧亚非反法西斯的主要战场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资源投放。这种"投放"是根据美国国家根本利益受到威胁的程度而逐步推行的,同时也受到美国战时"先德后日"战略的制约,因此在规模上因战争阶段和战场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美国的"投放"是推进反法西斯盟国之间合作的重要纽带,会同各盟国的战时努力推进了战争胜利进程。美国利用"投放"获得了最大的战时战略利益,也达到了获得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主导权的目的。     

日军占领下的上海媒体文化的转变(1937-1945)

本文主要以战时上海媒体文化的转变为中心,重点探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媒体文化转变的影响。文中根据战前国民政府与上海民营报业的关系及其对国民政府战争动员的影响,集中阐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府直接控制上海报业,钳制沦陷区人民群众的思想言论。因此,战时上海媒体文化转变后所做的宣传,既不为中国人民所信任,也无法配合汪伪政府的战争动员,更无力支持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战争政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福斯政府的对华政策

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目标 1941年12月7日发生的珍珠港事变,是美日矛盾发展激化的必然结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战争的战略要求是打败日本,确立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领导地位。战争一打响,美国同中国的关系随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过去主要是通过有限的经济援助支持中国抗战,以遏制日本的侵略扩张,转而正式同中国结盟,共同对日作战。美国战时的对华     

中美调整租借物资管理模式的尝试与局限

中国战时生产局成立于中美关系因史迪威事件而产生裂痕的危机时刻,在中美两国调整租借物资管理模式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美国战时生产顾问团的支持下,中国战时生产局统一援华租借物资的申请权,并取得制成军械以外租借物资的运输分配权和在华接收权,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美双方因争夺租借物资管理权而产生的尖锐矛盾。但美方坚持保留存印租借物资的所有权和处置权,依照自身对战争形势的判断不断拨让援华租借物资,并由此介入中国内政,在援华租借物资的管理上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其中,美国军方把持租借物资管理权的态度尤为强硬,与白宫方面存在显著分歧。中国战时生产局成立后,中美双方恢复了租借事务上的密切合作,但美国并未因此加大租借援华的力度。这不仅揭示了战时中美军事合作机制的缺陷,而且反映出中国在美国战略版图中的边缘地位。     

对抗战时期美国对华借款的比较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共计从外国获取了25笔借款,其中美国对华借款共6次,借款金额总计6.7亿美元,其约定信贷量和实际动用量分别约占中国战时对外信贷总量和实际动用总量的53.4%和70.8%,借款条件不仅大大优于晚清和北洋等时期的外债,也在某种程度上优于同期苏、英等国家的对华借款。尽管美国给中国的借款与其给欧洲各国的借款仍有差距,但在客观上,美国战时对华借款毕竟给了中国抗战极大的帮助,其积极作用和在中国外债史上的进步意义应该予以肯定。     

联合国战罪委员会重庆分会成立中的权利之争——以顾维钧为中心的研究

1944年1月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在伦敦成立后,中国政府积极争取在重庆设立分支机构——远东及太平洋分会,却遭到英国的阻挠。虽经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交涉,最终促使战罪委员会通过了在重庆设立分会的议案,但英国及自治领为维护在远东的霸权,极力削弱重庆分会的权利。为最大限度地争取中国政府应有的权利,顾维钧据理力争。远东及太平洋分会是《联合国家宣言》签署后第一个在中国境内设置的国际组织,是战时中国外交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成立不仅揭示了国际社会审判战犯的诸多细节,而且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战时中国成为四大强国之一的曲折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