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后期国外学者对古希腊演说研究述评

20世纪后半期,西方古典学界,主要是欧美学者对古希腊演说的研究开始摆脱亚里斯多德的传统,将其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文化现象,与雅典民主政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重点分析和探讨了演说与雅典政治领袖、雅典法律诉讼和雅典城邦民主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等之间的关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可否认,这些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为国内外同仁进行相关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英雄与民主——古代雅典民主政治剖析

本文通过考察和分析古典时代雅典民主政治的种种现象,说明雅典民主政治领袖的作用及其与民众的关系,揭示古希腊宗教和哲学中根深蒂固的防范英雄观念。这种观念在古典时代的雅典得到充分的发挥和贯彻,具体表现在雅典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中。笔者认为,这种对英雄的防范意识和做法充分体现了古典时代雅典人的政治智慧。雅典的政治领袖们正是这种民主制度和规则的产物。他们遵守这种制度和规则并为之受难。     

从提秀斯崇拜透视古典时代雅典的王权观念

在古典时代,提秀斯在雅典广受崇拜。提秀斯的古典形象与原始形象存在较大区别,是古典作家改造的结果。古典作家的现实考量,不仅在于学界常强调的宣传、美化、合法化雅典民主政治,更在于将提秀斯所象征的王权作为解决民主政治困境的一种路径,反映出雅典王权观念的改变。雅典王权观念的改变是雅典国际、国内环境综合影响的产物。     

戏剧公演与雅典城邦政治

以古典政治文化理念的视角来考察希腊公民集体社会生活,城邦戏剧公演活动实际上是城邦民主政治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雅典酒神节戏剧公演活动中诸参与者之种种表现,与他们在城邦公共领域中作为政治行为主体所各自扮演的角色是一致的。戏剧公演,反映出古典时代雅典城邦与社会、大众与精英、男性与女性、公民与奴隶等特定社会关系的丰富性,无异于是对雅典政治真实面貌的生动展现。     

在雅典和罗马之间——古典传统与美利坚共和国的创建

在美国的建国历程中,古典传统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这在学术界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研究古典学的学者通常过分强调古典传统的影响,而研究现代史的学者则往往低估美国建国与古代经验的联系。实际上,美国的建国者对古典知识采取了一种实用的态度,把它置于他们所掌握的各种知识和思想资源中,并结合他们所处时代的特点加以综合利用。在建设新国家的过程中,他们充分吸收了古代历史的经验教训,既未彻底抛弃雅典民主的精神理念,也没有完全认同罗马共和的制度安排,而是借助自己的政治智慧和现实关怀对两者进行了改造和转化,最终超越了古典传统,确立了一种新型政体以及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建国者在雅典和罗马之间走出了一条新的建国道路。     

贵族话语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关系——以“刺杀僭主”叙事为中心

传统观点认为,虽然古典时期的雅典人创造了民主制,但并未发展出相应的民主政治话语,贵族的传统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始终在民主政治中居于主导地位。然而,对"刺杀僭主"叙事的分析表明,贵族发明的话语传统可以在公共空间内被大众转化为城邦的政治话语,进而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被民主化,为民主政治话语提供符号、仪式和形象,成为民主制的有机组成部分。这说明,古典时期雅典民主政治对旧时代政治符号的继承,并不等于贵族话语对民主政治的胜利。能够在新的政治语境中对旧叙事进行创造性改编,反而说明民主政治有能力利用旧传统的养分,创造出属于自身的政治话语。     

17世纪英国革命期间共和派对古典民主与共和制度的运用

17世纪英国社会与文化具有浓厚的古典氛围,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古典特色,上层社会的古典修养,以及近代资源的缺乏,让共和派思想家们大量借用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抨击君主专制,积极阐述共和政治的优点,并以古代雅典、斯巴达和罗马的共和制为基础,构想近代国家的制度与体系。在某些情况下,古典传统可能直接激励了英国人的革命行动。霍布斯对古代自由和永恒战争状态的抨击,从反面体现了古典共和传统的积极作用。但英国革命毕竟是近代的产物,革命进程主要由17世纪英国的社会基础决定,而且共和派只是当时思想潮流的一个分支,其理论基础也主要来自近代的契约理论与天赋人权。古典共和传统主要是给他们已有的信念和行动增加权威的一种手段。     

关于雅典奴隶制状况的两个问题

国内外学者对于古典时代雅典奴隶制(尤其在工商业方面)的发展状况和趋势,历来很感兴趣,并已取得许多精深的研究成果。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已得到圆满的解决。相反,某些传统的立论以及对有关史料的理解和使用的方法还有明显不妥或失误之处。因此,仍有必要从理论上和史实上加以澄清和纠正。本文拟从考析一则史实的年代入手,着重讨论两个问题:一、古典时代奴隶制大作坊的规模、发展趋势;二、公元前4世纪雅典公民占有奴隶的基本状况。     

梭伦与雅典国葬典礼制度的发端

修昔底德笔下雅典的国葬典礼制度始于何时,古典作家各有不同记载,一说在梭伦时代,一说在希波战争时期。目前的证据倾向于梭伦时代,一是它符合梭伦的政治倾向,一是于史有据,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记载均指向此时。相关的铭文记载,大约也可追溯到梭伦时代。修昔底德对国葬典礼制度的记载相对详尽:在克拉麦伊科斯举行葬礼,并由将军发表赞颂性演说,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很可能到希波战争后雅典掌握了海上霸权,才逐渐完善起来。     

《雅典胞族法令》译注

在古代雅典,胞族是兼具血缘和地缘特征的基层社会组织,是维系氏族、德莫和部落、保证雅典城邦运转的宗教纽带。在政治和宗教无法完全剥离开来的雅典社会,胞族成员资格无疑是雅典人获得公民权的必要条件,而参加胞族节庆及祭仪等宗教活动,亦是雅典人对其公民身份的自我建构过程。《雅典胞族法令》系一篇关于胞族如何确认其成员资格的石刻铭文,对德凯莱亚地区男童和男丁的审查入籍做出了相关规定。该篇法令是解读雅典胞族组织最为重要的文献证据。     

浅论伯利克里改革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

雅典历史上经历了无数次的改革,而正是伯利克里改革把雅典的民主推上希腊内部极盛的发展时期。古典时代的雅典产生了无数的先贤明哲,留下了巨大的文明宝藏,这一时期也就成为无数文人学者心中的乌托邦。本文试图着眼于伯利克里改革去探讨古典时代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及其意义。     

本期寄语

正本期"古代地中海"栏中刊出3篇文章。刘亮的《古埃及父子共治问题探究》指出,古埃及时代常出现父子共居最高统治者地位的现象,多见于王朝更替之初,可以确保顺利传位并维护家族统治,但托勒密王朝中后期出现的夫妻、母子等其他形式共治却加速了王朝灭亡。陈思伟《公元前4世纪雅典海上贸易从业者的政治参与》认为,古典时代雅典海上贸易从业者的政治参与和影响力一直被低估;基于对若干家族的考察可知,雅典公民通过投资或经营海上贸易利用其邦际人脉、资本和管理经验,     

从城邦的特征看古代雅典妇女的地位

在对古希腊史的研究中,雅典妇女的地位问题引起了古典学者的极大兴趣,成为争论的焦点。对此,学者们各执己见,莫衷一是。概括起来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雅典妇女受到歧视并且处于东方式的被隔绝的生活之中。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赖特为代表,在１９２３年出版的一本书中,他把希腊社会特别是雅典毁灭的原因归结为对妇女和奴隶这两个集团实行压迫的结果。第二种意见认为,雅典的妇女受到尊敬,其境况绝不比以后时代的妇女差。１９２５年,戈梅发表论文,表示雅典妇女既没有受到歧视,也没有被隔绝在闺阁之中,他的意见得到了许多学者…     

雅典外邦人的社会地位与历史作用

作为一个主要由外来移民所组成的社会阶层,外邦人(Metics)是解读雅典城邦社会形态的重要载体.古典时代,雅典的开放和繁荣吸引了大批的外邦人.由于雅典公民的重农轻商意识和对政治权利的垄断,外邦人不能从事农业生产与政治活动,但是在雅典的工商业与文化领域外邦人拥有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雅典外邦人以其独特的社会地位为雅典城邦的繁荣和稳定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特殊历史作用.     

僭主想象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政治

传统观点认为,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的政治话语中,寡头制是民主制的对立面和死敌,雅典政治史是寡头派和民主派之间的斗争史。然而,由于雅典的民主政治话语继承了古风时代精英的反僭主传统,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政治话语中,僭主才是民主制的死敌。僭主符号在雅典人的话语渠道不断地流传与再造,演变出一系列关于僭主的想象,发展成具有影响力的政治话语,在雅典政治实践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公元前5世纪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

公元前5世纪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诞生于塞佩亚战役的惨败以及随后公民队伍成分变化的过程中。在民主政治体制下,阿尔戈斯的基本制度包括公民大会、议事会和官员。与雅典等比较,阿尔戈斯官员的任期只有半年,并且受到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制约,民主特征鲜明。然而,阿尔戈斯议事会和官员的相对强势,公民大会出席者成分的限制,使它的民主政治更接近亚里士多德所界定的温和类型,其民主程度与雅典民主政治有一定距离:一方面,民主政治时代的阿尔戈斯虽然是一流强国,但它很少在希腊世界扮演决定性角色;另一方面,在竞争激烈的希腊城邦世界,阿尔戈斯成功维持了政治独立,特别是能够在大约二百年中保持政治稳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民主的制度设计。对阿尔戈斯民主政治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古典时代阿尔戈斯和伯罗奔尼撒的历史,也会丰富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图景,有利于打破希腊史研究中雅典与斯巴达中心的倾向。     

德谟斯提尼的修辞策略与雅典民众政治角色的塑造

在德谟斯提尼的公民大会演说中,演说与行动的对应关系成为一种修辞策略的主题。利用这一主题,他在激励雅典民众采取实际行动的同时,也对他们在公民大会场合的政治商议行为进行了批评,并且塑造和强化了民众作为一致的行动者的政治角色意识。这种塑造的关键在于它诉诸于希腊城邦体制的某些根本原则,其作用很可能是通过引导民众以一致的行动者角色参与公民大会的商议活动,让这些原则得到真切的认识与理解,使之体现在民众的政治行为之中,从而对雅典城邦政治的运作发挥一定程度的实际影响。     

表演文化与雅典民主政治——以政治演说为考察对象

古希腊的表演文化深刻影响着雅典民主政治,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雅典政治演说的特征上.雅典政治演说在民主政体中承担着重要的政治功能,同时,它本身作为一般意义上的表演行为还具有特定的表演性,政治演说之表演性的过度发展将妨害其政治功能的正常发挥.然而,政治演说的表演性与雅典民主政治的运作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雅典人对政治演说之表演性的批评实际是他们在表演文化的语境中对其民主政体运作方式所进行的反思.     

雅典首席将军考辨

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 ,雅典宪法中有首席将军一职 ,伯里克利曾连续 1 5年担任该职 ,控制着雅典政局。这是一个误解。首先 ,十将军初设时 ,并无首席将军之职。其次 ,虽然希波战争后期雅典将军的影响有所增强 ,但并无可靠证据证明雅典设立了首席将军。再次 ,伯里克利时期 ,虽然有多种迹象表明他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 ,但那并不是因为他在将军中拥有特殊的宪法地位 ,而是非宪法因素所致。此外 ,首席将军一职设立与否 ,关乎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评价     

浅析古典时期雅典人的妇女观

妇女观是社会对妇女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一个时代的妇女观是这个时代妇女状况和社会地位的真实反映。古典时代是雅典民主政治的繁盛期,在许多戏剧和哲学家的著作中都论述了妇女。笔者试图以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柏拉图的著作为出发点,以窥探这一时期雅典人的妇女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