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期间美国文化外交的演变

冷战开始后随着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加剧,美国政府通过采取创建新闻署、组建和平队、成立国际交流署等手段,逐步将文化外交融入对外宣传范畴,演变为一种冷战工具,其间政治文化和领袖的国家使命感起到关键作用。这种文化外交在为美国赢得冷战的胜利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使其国际信任度和软权力下降。     

以宗教为冷战武器——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东南亚佛教国家的心理战

自冷战肇端,杜鲁门政府就确定了"使用除战争以外一切手段削弱共产主义"的全面冷战战略,并为其后历届政府所沿袭。在东西方对抗的背景下,宗教亦被美国心理战政策制定者挑选出来,成为其团结中间地带国家、反击共产主义的冷战武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为遏制中国而对东南亚佛教国家实施了心理战项目,该行动的理论基础、政策目标、方法手段及其成败得失充分展现了美国以各种手段争夺中间地带国家的冷战历史。     

论冷战期间美国的“隐蔽行动”战略

“隐蔽行动”是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主要战略之一,是服务于遏制大战略的一个重要子战略。冷战爆发后,面对苏联的激烈反击,杜鲁门政府很快制订了这一战略予以抗击。之后美国历届政府都继承实施了这一战略。随着冷战格局的变化,美国隐蔽行动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作为美国冷战战略库中的一件重要武器和遏制大战略体系中的一根重要支柱,隐蔽行动战略的实施对促使苏东裂变、美国赢得冷战起了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     

关于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美国因素"的历史考察

文章对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的“美国因素”进行了系统考察。二战后美国的日本政策与钓鱼岛问题的产生、发展及变化有着密切联系。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美国政府通过托管琉球与“第27号令”将中国钓鱼岛纳入其托管之下。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又将钓鱼岛的“施政权”作为冲绳的一部分“归还”给日本,为中日钓鱼岛争端打下“楔子”。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在钓鱼岛主权归属上由“模糊中立”到当今小布什政府的“小心介入”,反映了美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立场上的变化。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在中东对苏联的石油冷战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东地区,特别是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巨大的石油蕴藏量而成为美苏争夺的焦点。美国政府通过宣传、渲染,制造苏联在中东地区石油扩张的紧张局势;通过建立中东军事集团,遏制苏联石油势力;通过“经援”、“军援”,拉拢中东国家。在两极格局下,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抵制苏联在中东的石油扩张,将石油作为工具为其冷战服务。     

20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领袖项目”初探

20世纪60年代,随着冷战扩展到整个第三世界,美国更加关注亚非拉国家第二、三代青年领袖的重要作用。肯尼迪执政时期,美国政府着手整合各部门各自推行的争取第三世界青年领袖的项目,并最终完成了"青年领袖项目"的政策规划和机构建制。同美国心理战的总体战略目标一致,"青年领袖项目"亦致力于赢得目标群体,使其选择亲美反共的道路,并影响其所在国家的政治走向。尽管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青年领袖项目"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期并未见明显成效,但美国对第三世界青年进行的意识形态输出和文化灌输活动,最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道路选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美国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

美国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反应与它的南亚政策息息相关。从印巴分治直到中美和解前夕,美国的南亚政策始终有服务于全球冷战的两个目标：力促印巴和解以防止共产主义集团乘机介入;以一切可能的手段使印度放弃中立政策并加入到西方集团。中印边界冲突在美国政府的南亚政策渐入困境时发生,给了美国决策者以莫大的期望,他们企图以其所谓的天赐良机达至以上主要针对中国的冷战目标。然而,中国正确政策及出神入化的实践大大强化了美国在南亚地区既有的结构性困境,使肯尼迪政府利用中印冲突的图谋以失败而告终。     

艾森豪威尔政府秘密支持印尼“外岛叛乱”的缘起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对印度尼西亚"外岛叛乱"的秘密干涉,既是影响美国和印尼关系发展的重大事件,也是研究冷战时期美国与不结盟国家关系的重要课题。"外岛叛乱"爆发后,美国政府原本希望通过秘密支持外岛势力,阻止印尼向共产主义靠拢,但被美国寄予厚望的叛军迅速被印尼政府击败,而共产党在印尼的影响力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美国与印尼的友好关系因中央情报局隐蔽行动的暴露出现裂痕。事实证明,美国选择支持"外岛叛乱"势力,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为扭转在印尼的被动局面做出的"投机性"抉择。美国对印尼政策调整遭遇连续"挫败",是导致艾森豪威尔政府采取投机政策的主要原因。其根源在于美国的冷战遏制战略与印尼不结盟政策之间的错位,以及美国政府对印尼内政外交的严重误读。     

从东帝汶危机看美国霸权

1975年12月,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府以受邀协助平叛为由全面入侵东帝汶,并在次年将其并入版图。由于利益攸关的东盟国家和澳大利亚都倾向于东帝汶并入印尼,美国的立场成为苏哈托政府最大顾虑和关键影响因素。从20世纪70年代东南亚地缘政治看,美国政府在实施海外战略收缩后,急需印尼在东南亚扮演区域秩序主导者角色,此种角色是其亚太盟友和东南亚本土同盟无法替代的。美国政府在东南亚区域秩序上对印尼的过度依赖,导致其对苏哈托政府侵略行径的纵容达到极致。苏哈托政府吞并东帝汶最终成为冷战后期被“默许”的公然侵略,而福特政府的应对政策折射出该时期美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严重衰退以及美国霸权的实质。     

冷战中的老挝--肯尼迪政府与1961-1962年老挝危机

印度支那地区（越、老、柬三国）是美国冷战时期遏制政策中的重要一环。当时美国政府阻止共产主义“扩张”的半月牙遏制线包括朝鲜半岛38°线、台湾海峡、印度支那17°线。冷战期间,在这条遏制线上风起云涌,先后爆发两场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三次危机（1955年台海危机、1958年台海危机、1961一1962年老挝危机）。肯尼迪政府在处理老挝危机时显示出其灵活的一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其本质仍是其前届艾森豪威尔政府奉行的“中立是不道德”原则的变种.其根本目标仍在与东、西方冷战中掘取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的亲近或支持。老挝危机的政治解决对越南问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导致肯尼迪政府在越南干涉的重大升级,从而使美国政府在越南越陷越深。     

近十年来美英两国学术界冷战史研究述评

冷战主宰了20世纪后半期的国际政治。在后冷战时期,许多国家的学者利用新获得的档案资料来仔细考察和重新评估冷战史。自从冷战国际史项目于1991年在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建立以来,冷战国际史这一概念,已经被广为接受。根据相关英文文献,对过去十年美英两国冷战史研究新发展、新动向以及冷战史研究现状,做一总结归纳。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美国的主要冷战研究中心、研究冷战的资料来源和新的研究方法、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及最新研究成果的介绍、英国冷战研究概况等。     

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叛逃者项目”探微（1951-1953）

二战结束后,随着东欧国家相继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出于对政治的或者经济的考虑,许多东欧国家的民众逃往西欧。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逐渐意识到煽动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众叛逃有助于赢得冷战,因此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文件。根据这些文件,杜鲁门政府时期负责策划国家心理战行动的心理战略委员会设计了“叛逃者项目”。在实施中,“叛逃者项目”通过宣扬西方的“美好生活”来策反苏东国家的民众。除了照顾和安置叛逃者,该项目注重将叛逃者用于宣传、情报搜集和隐蔽行动等,借以削弱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笼络对美国有利的人物。“叛逃者项目”的实施,确实给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带来压力。但由于在此过程中关国常常凌驾于欧洲国家之上,并且不具备及时安置大量叛逃者的能力,美国也给自己制造了麻烦。     

“学生冷战”及其悖论——以国际学生大会为中心的探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两国在政治经济领域和地缘政治方面的矛盾和冲突频仍,冷战格局逐渐形成。在此过程中,以不同社会或文化属性为特征的跨国民众组织纷纷建立,并借助思想和文化的力量将裂痕延伸至民族国家内部,形成更为深度的东西方对峙样态。学生群体在这场冷战对抗中表现格外突出。以美国全国学联和国际学生大会为代表,跨国学生组织虽然参与到冷战政治对抗进程中,却并未完全遵循政府议事日程。学生组织的独立性和进步性使其始终与冷战政治保持距离,并成为促进冷战缓和乃至终结的重要力量。对“学生冷战”及其悖论展开探讨,有助于建立更加完整的冷战叙事,回应仍旧处于争议中的冷战史研究母课题。     

杜鲁门政府的民防政策探析

冷战的兴起和苏联的核威胁促使杜鲁门政府建立常设性国家民防体制.联邦民防局积极推动民防宣传和动员,通过东河计划寻找“科学依据”,实施包括“警戒美国”巡展和社区民防动员在内的一系列宣传和动员计划.杜鲁门政府的民防宣传和动员政策有所见效,但也一定程度上演化成传播冷战意识形态的工具,折射出外部冷战环境对美国国内安全政策的深刻影响.     

尼克松政府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政策初探

尼克松时期,美国政府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政策经历重要转变。尼克松在执政初期,专注于全球性冷战议题,交予伊朗处理海湾地区事务,遂无意干预伊拉克库尔德问题。随着1970年代初中东局势趋于复杂,苏联意图将伊拉克扶植为地区代理国。出于地区策略的考量,尼克松政府决定援助伊拉克库尔德人,旨在削弱伊拉克复兴党政府,防止苏联在中东扩大影响力。在实施援助行动期间,基辛格无视伊拉克政府有意改善与西方关系的行动,坚决执行援助政策,同时又始终遏制库尔德人的建国倾向,避免其自治行动引发地区动荡。在美苏关系趋于平缓与中东形势日渐紧张的背景下,尼克松政府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政策体现海湾地区对冷战形势的特殊地位,成为美国对中东地区策略的缩影。     

美国对日本知识分子群体的心理战政策(1951-1961)

冷战初期,为了填补战后日本的"精神真空",将日本控制在美国的遏制战略轨道上,美国发起了针对日本知识分子群体的心理战。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新闻署等官方机构在加大对日文化与宣传活动的同时,还特别重视利用洛克菲勒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对日本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渗透。美国对日本知识分子的心理战在促进日本对美国的了解和认识、培养日本人的亲美倾向方面取得了成功。然而,美国政府企图在短时间内削弱甚至清除马克思主义对日本知识分子影响的目标并没有实现。     

美国文化外交及其在波兰的运用

文化外交,在国际关系中作用越来越重要。冷战中美国对苏联东欧的文化外交,即美国政府对苏联东欧人民的以传播美国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外交,是美国对苏东“双轨政策”中的重要一轨,也是美国对苏东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以美国对波兰的文化外交为窗口,对美国文化外交的实质、策略、特点进行细致的考察和分析。     

论战后初期美国苏联学的冷战化——以“哈佛苏联社会制度项目”为中心的分析

1948年2月成立的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寻求通过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提供有关苏联的见解,军方及政府与之合作所主导的美国苏联学的冷战化在这一时期初露端倪。1950到1954年间的"哈佛苏联社会制度项目"是空军与俄国研究中心合作的重要产物。该项目源于对苏联流亡者进行采访以搜集信息并进行研究的设想,尽管在运作过程中曾面临种种问题,但基于大量采访信息取得的一系列成果,推动了学术与政治围绕国家安全机制的结合并充分体现了苏联学的冷战化。     

同舟共济还是同床异梦——肯尼迪与蒋介石关系的内幕(之一)

老问题困扰着新总统半个世纪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脉络表明,美国对新中国的态度从敌对、遏制走向缓和、关系正常化,再到进一步建立战略关系,是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是这个转变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虽然由于冷战大格局的限制和肯尼迪本人猝然遇刺,美国政府在这个时期没有     

美国私人基金会参与文化外交的历程与动因

二战前美国私人基金会以慈善国际输出为参与文化外交的主要方式,并外溢出强烈的宗教使命感;冷战期间,通过向盟国输出美国文化、推动社会科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等方式成为文化冷战的有力工具,彰显出强烈的国家使命意识。美国私人基金会对文化外交的热衷,一方面深受传统慈善思想以及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政治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适应国内国际矛盾斗争的现实需要。美国私人基金会对国际文化交流客观上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同时作为美国社会机制的一部分,它始终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化霸权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