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弟子为师重服议

在中国古代礼学文献中,关于弟子为师服丧的问题,《礼记·学记》曰:“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郑玄注曰:“当,犹主也。五服,斩衰至缌麻之亲。”可见师丧不属于五服亲内之丧。又《礼记·檀弓上》曰:“事师无犯无隐,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心丧三年。”郑玄注:“心丧,戚容如父而无服也。”可见,老师死,弟子只是为其服心丧而已。《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这是我们所见到的弟子为师服心丧的最早记载。然而自秦汉以降,特别是到了东汉时期,为师服丧的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不仅为师著丧服,而且重服。两汉时期,“其亲受业则日弟子;依久次相传授,则曰门生;未冠则曰门童。总而称之亦曰发生”(洪适:《隶释》卷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西汉以后继续保持了先前弟子、门生为师服丧的惯例,例如:夏侯胜“迁太子太傅。受诏撰《尚书》、《论语说》”。夏侯胜薨后,太后“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汉书·夏侯胜传》)龚胜死后,“门人衰经治丧者百数”。(《汉书·龚胜传》)孔霸曾为元帝的老师,“及霸薨,上素服临吊者再,至赐东园秘器钱帛,策赠以列侯礼,谥自烈君”。(《汉书·孔光传》)以上是《汉书》记载的为师服丧之例。究西汉一代,为师服丧的情况还不十分普遍。但是,到了东汉,这种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汉书》记载了大量弟子为师服丧的情况,例如:荀淑建和三年卒,“李膺时为尚书,自表师丧”。(《荀淑传》)     

"丧无二杖"说献疑

中国古代丧服制度除了以不同的服饰规制和丧期来标志不同的丧服等级以外,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用杖.所谓"杖",也称"丧杖"、"丧棒"或"孝杖"、"孝棒".杖也是丧服等级的重要标志.在<仪礼·丧服>系统的丧服制度中,杖唯用于斩衰与齐衰三年及杖期之服.斩衰用苴杖(以竹制作),齐衰用削杖(以桐木制作);齐衰不杖期与大功以下之服皆不用杖.     

从出土汉简看戍边吏卒及服徭役者的丧礼

两汉时期,戍边或服徭役的地方都设有服丧人员的管理机构.服役期间,如果遇父母、大父母等亲属死,他们都要以令取宁,宁毕要销假;在丧期方面,西汉初期规定父母、妻丧为三十天,祖父母或者同产兄妹丧为十五天.汉宣帝之后,丧期有所延长,规定葬期为三个月,但是葬毕就要服役.如果服役期间这些人死亡,在归葬、袭敛、,賵赙、祭祀等方面,汉代也有详细的礼制规定.     

“一年之丧”源流考论

在体现着浓重的宗法伦理精神的中国古代丧服制度中,"三年之丧"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可是自古迄今,对于"三年之丧"起源于何时这一问题,人们一直聚讼纷纭,迄无定论.在对历史上关于"三年之丧"起源的种种观点进行了综合考察即可发现,<札记·三年同>等先秦典籍所提出的"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的主张实际上是对春秋战国之世人们要求"短丧"的呼声的让步和妥协.     

楚国丧归制度研究

丧归是先秦礼制的范畴之一,“归”即馈赠,也即生走向死者馈赠物品,它屡见诸文献并有其具体的内容和严格的规定。从两周有铭铜器看,有相当一部分属丧归之器,因此,丧归制度至迟在西周已成定制,进入东周以后仍奉行不替。据《左传》隐公元年载：“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又《左传》昭公三年载：“君薨,大夫吊,卿共葬事;夫人,上吊,大夫送葬。”由此而见,死者因身份不同,参加丧归的应各有其序。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受礼制的轨约,丧归制度在各诸侯国之间并不因战争而失序,…     

论《丧服》中的血亲关系——《仪礼·丧服》研究

古人重丧祭,古礼重丧服。《礼记·冠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婚,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仪礼》十七篇有《丧服》专篇讲丧服制度,并有子夏《传》,这在《仪礼》诸篇中是绝无仅有的。小戴《礼记》四十九篇有《曾子问》、     

《礼记·檀弓上》曾子责子夏考辨——兼谈孔门弟子是“和而不同”的君子群体

《礼记·檀弓上》曾子责子夏"三罪"一节,后儒多误解,并影响到对儒学史的认识。通过考辨子夏丧亲、丧子的时间地点可知,丧亲、丧子对子夏产生不同影响的原因有三:一是丧亲时子夏年轻体壮经得起巨大哀痛的打击,丧子时年老体衰精神承受力大不如前;二是丧亲时子夏挫败赵简子图谋未久,返乡服丧担心其报复,故"使民未有闻焉";三是丧亲时子夏远在异国求学为官,服丧能够悄然行事,丧子时已是举国敬重的贤儒大师,势必广被关注。曾子对此早有洞见,责其"三罪"只是一种特殊的劝慰方法而已。孔门弟子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君子群体,有认识分歧并且互有批评帮助是正常的,其践行君子之德决不会因孔子逝世而终止。     

关于四川三台出土“官”款白瓷的几个问题

作为10世纪前后北方窑场出产、且属当时社会高档用瓷的“官”款白瓷器,在四川地区的出土极为罕见,具有较高的考古价值。本文根据四川三台出土实物,结合各地的相关材料,对这类瓷器的时代、窑属、使用情况及“官”字的含义作了探讨,并分析了四川地区所出“官”款白瓷的有关问题。     

郭沫若在古史研究中的几点失误──兼论三代纪年

近读古史，发现郭沫若在古史研究中有明显的三点失误。现罗列如下，敬乞海内外专家明察。一、古代有无“三年之丧”制？郭沫若在《释祖批》中说：“《尚书·帝典》‘帝（放勋）乃组落，百姓如丧者批三载’，不独首姓字古无有，三年之丧古无有……亦可知《帝典》诸篇为孔门所伪托。”（《郭沫若全集·考古篇1》第20－21页）郭氏否定“三年之丧”是错误的，请看《竹书纪年》的帝尧、帝舜和夏代纪年（见附表）。1．从尧、舜、禹的继承来看，尧死于公元前2046年，舜继位于2042年，舜死于公元前1993年·禹继位于公元前1989年，皆有“三年之丧”，…     

马王堆汉墓丧制与敛服考

长期以来,关于周代礼制中涉及丧制程序中的具体实施情况,学者们针对相关文献记载争论不休,但大多停留在文字诠释阶段,说法不一。本文以马王堆一、三号汉墓出土的实际状况为例,尤其是尸体包裹情况的剖析,就马王堆墓主人的丧礼程序与大小敛时的敛服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总体来看,汉初的丧葬礼仪程序与周礼基本一致,只是具体处理细节上存在不同;小敛的衣物包裹在尸体之上,大敛之服则随其他明器一起陪葬,但大敛之服不在遣策中记录,不属于陪葬的明器范畴。     

居廉水墨杂花册鉴考

"居古泉先生是承前启后一位大师,岭南三家初得新技法,合居氏画风影响创出新国画。此册是居氏神来之笔。虽未署款,审定为晚年精品无疑。吾曾见居氏花鸟册不下十余件,但未有及此者,近兄以重金购藏,可宝也。壬申五月、善深。"这是岭南画派第二代传人杨善深先生在居廉《水墨杂花册》中的     

夏文明崛起的生境优化与中国城市文明的肇始

夏民族从颖河流域和汾河下游发展到伊洛平原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生境的不断优化而步入了文明时代,建立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二里头王都,从而开启了中国城市文明的先河。二里头城市文明的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有力地促进了夏文明的跃进。     

新乡市博物馆《馆藏青铜器精品展》的陈列设计

新乡市博物馆搬迁至原平原省委旧址后,利用旧址主楼推出馆藏文物精品展览.其中<馆藏青铜器精品展>在展室面积、展线长度及展室结构等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精选青铜器103件,内容分青铜礼器、青铜兵器、铜镜三大部分,展示了青铜器在国之礼仪、国之战争及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反映出新乡市博物馆的文物特色,较好地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     

The Work of the Institute of Geography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 in 1958

The author defines satellites primarily on the basis of their commuting links with the central city or cities. He discusses characteristics of satellite cities and towns and their functions,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location of satellit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Soviet city planning. In the following translation, the Russian term gorod has been translated as city, and poselok gorodskogo tipa (urban-type settlement) as town.     

清初文人画家宋骏业生年之发现

清初文人画家宋骏业向来不为绘画研究者所重视,只因其曾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奉命而举荐王翚（1632-1717年）主绘《康熙南巡图》、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与孙岳颁（1639-1708年）主编《佩文斋书画谱》、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与王原祁（1642-1915年）先后主持《万寿盛典图》而进入绘画史的视野,故其生平资料现存甚少。《清史稿》将宋骏业小传附于乃父《宋德宜传》之后,曰：子骏业,自副贡授翰林院待诏,直御书处,历兵科给事中。康熙四十一年,     

民国时期的商会票概论

民国时期纸币发行混乱,呈多元化货币发行的格局,但在各种主体发行的货币竞存中,乡村底层市场上流通的纸币,即县乡纸币,是最独特的一种。笔者有幸参与由戴建兵先生主编的《中国钱币大辞典·县乡纸币卷》的编写,有机会对石长有先生等人收藏整理的民国时期县乡纸币有较全面而又直观的了解,其中经商会注册或由商会直接发行的纸币尤为引人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