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文官考试制度述略

民国时期的文官考试制度不同于古代的科举制,它以孙中山先生创立的考试权独立学说为理论基础。南京国民政府(汪伪政权的名称和蒋介石政权的名称一样,亦称国民政府,以下对蒋介石政权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标谤实施孙中山先生遗教,设立了考试院,制定颁布了《考试法》,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并自1931年始,多次举行文官考试.抗战爆发以后,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浅析济南惨案与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转变

济南惨案对我们不算陌生,但提到"济南惨案"以往的观点是只强调‘济案’是对日妥协,多是负面评价,而通过对那段历史的进一步研究,我认为济案交涉确有对日妥协的一面,但同时‘济案’促使了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重心的转变,使蒋介石放弃了一度抱有的依靠日本的力量统一中国的幻想,此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开始把外交重心转向美国。     

南京国民政府治鄂初期湖北地方势力的演变

民国时期的湖北地方势力以软弱、无能与分化为特征。建立强大的湖北地方势力是鄂籍精英的一贯追求。蒋桂战争爆发后,“鄂人治鄂”风潮再起。在蒋介石等南京国民政府要人积极运作下,湖北政局在此后数月间冲突不断。湖北地方势力先后丧失鄂军根基与省内“剿匪”主导权,并发生大规模分裂。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仅能通过收编外省杂牌军组建在湖北的基干力量,未能如愿成为团结湖北地方势力的中心人物。湖北地方势力无法改变自身软弱、无能与分化等特征,难以成为维持湖北地方秩序的主导力量。继北洋政府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也以强力干涉湖北地方势力的演变为前提,在统治初期奠定自身统合国家的地缘结构基础。     

1927蒋介石下野后的游历简

蒋介石喜好旅游,且每到一处,都将自己的游历感受记录于日记。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不久,无奈下野。在下野期间,蒋介石仍保持这一喜好,并更有时问详细记录游历感受。透过蒋介石的游历及记录,可以窥见蒋这一时期的心路变化。     

南京政府曾想武力收回澳门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曾计划收复澳门,然而因种种原因,该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宋子文的报告1944年10月27日,蒋介石指令外交部研究收回澳门事项。11月4日,外交部长宋子文组织研讨澳门问题,向国府中央递     

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述论

1927年3月成立的以上海金融界人士为核心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其性质和作用有一变化过程。该委员会最初只是蒋介石委派的筹款团体,尚不具有政府机构的性质;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它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行政机构,通过筹集垫款和发行二五库券,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巩固提供了最主要的财政基础;从5月底起,委员会的财政行政机构性质不复存在,专事二五库券的发行及相关事项,直到8月委员会结束。就整体而言,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是蒋介石政权初建、政府结构未臻完备阶段的产物,其所发挥的作用是暂时性、过渡性的,但却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与上海金融界工商界之间最初和最主要的中介环节,并使二之间的关系在磨合过程中得以维系。     

1927蒋介石下野后的游历

正蒋介石喜好旅游,且每到一处,都将自己的游历感受记录于日记。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不久,无奈下野。在下野期间,蒋介石仍保持这一喜好,并更有时间详细记录游历感受。透过蒋介石的游历及记录,可以窥见蒋这一时期的心路变化。最是故乡情浙江奉化溪口,山清水秀,风景秀丽,蒋介石在这里度过了童年时光。虽然蒋介石经常回忆幼时孤儿寡母的不     

谷正伦在贵州的最后岁月

1949年11月前,我曾在贵州省政府秘书处任秘书、科长等职,对谷正伦1948—1949年的政治、军事等活动比较了解,特撰写《谷正伦在贵州的最后岁月》一文,供研究这段历史者参考。1948年4月,蒋介石为缓和内部矛盾并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经行政院会议决定,将杨森调任重庆市市长,任命贵州人谷正伦为贵州省主席。4月29日下午谷飞抵贵阳主政,随行有潘锡元、蔡羾云、黄谟、许沛然等4人,下榻永乐路顾祝同公馆。当天下午5时许,潘锡元打电话到省府秘书处联系交接事宜。接电话的科员吴维忠告诉他,杨森主席和李寰秘书长均已去渝履新。吴维忠随即到省府宿舍通…     

蒋介石打电话趣闻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最高委员长蒋介石办公室拆换了原有的旧式电话。新安装了美国产的自动电话机。     

晒一晒70年前的工资单

蒋介石月薪四万八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文官官等官俸表》,重新厘定了各级公务员的工资标准。按照该表规定,时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拿的工资跟行政院院长、立法院院长和各部总长一样,都是每月800     

论民国时期的营业税税率与税负

营业税是民国时期从西方引进的一种现代税收制度,随国家政治与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作为税收制度的核心要素,民国时期营业税税率经历了从北洋政府时期的定额税率向南京政府时期的比例税率的转变。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分税制体制下,地方营业税税率设计存在差别比例税率和单一比例税率两种模式。抗战和内战期间,国民政府逐步统一及大幅提高营业税税率以增加财政收入。营业税纳税人实际税负的增加是税率因素与非税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民国时期营业税在成为政府重要收入来源的同时,也给工商业经济和普通民众带来沉重的税收负担。     

民国时期的宁苏纠纷与省界调整(1927—1936)

1927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南京与滞留市内的江苏省发生严重利益冲突。市方为解决问题提出扩大市区、重划省市界线,由此引发涉及划界之江宁县民的强烈抵制,使得双方原本单纯的行政和经济利益博弈因掺杂勘分省界更加复杂。双方厘清市权和扩大市区的过程一波三折,国民政府作为居中调停者的态度亦多次反复。整个事件的动态变迁过程,不仅凸显了近代以来地方主义兴起后地方纠纷的复杂性,也折射出国民政府高层的权力斗争和民族主义化的城市发展理念,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之间复杂而多元的互动关系及近代城市发展的若干特点。     

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法制考察

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的地方政府转型与制度改革。就专员的资格与任期、职权与辖区、组织与经费等方面考察,专员制的法制功能是显而易见的。然专员制度的法律设计与实际状况之间无疑存在着一定的偏离状态,但这种偏离没有影响到该制度的基本运作,因而专员制度的法制状态应是正常的或基本正常的。专员制度是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历史长河中发展演变的重要一环,也是中国地方政府从传统体制向现代体制过渡的重要一步。而且．专员制度的变革,也凸现了民国时期社会转型的历史画卷。     

全面抗战前央地关系视域下的南京国民政府省制变革

全面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省制变革是近代中国省制变革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大体经历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省区分治与权势平衡、二次北伐完成后关于省财权人事权和军事权的央地博弈与武力纷争、中原大战后集权与分治的微妙平衡三个阶段的演变。南京政府正常的省权制度变革无法有序展开,在体制内却只能依靠军事和战争手段解决。这是最下策之下策,而且无法真正有效解决省权过大问题。直到全面抗战前夕,省制变革一直成为牵引中国时局演化与社会变动的中枢和焦点问题。     

行政效率研究会与抗战前的行政效率运动

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的行政效率研究会是以研究中国行政问题以及如何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为宗旨的政府机构 ,抗战前的行政效率运动既是它产生的主要背景 ,也得益于它的影响与推动。行政效率研究会的行政研究对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改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也促进了行政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略论民国时期的地方政治行为

民国时期地方政治行为从主体到内容都是非常确定的。从纵向考察,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两大阶段的地方政治行为既有总体上的共同性,又有各自阶段上的特殊性。从横向考察,则包括内向性的自为地方和外向性的对抗中央两大方面。从政治学审视民国时期的地方政治行为可略见其诸种表征。     

《禹贡》“九江”地望说异

关于《禹贡》“九江”之地望 ,汉唐诸儒多以为不出古寻阳之地 ,或以为即湖汉九水入彭蠡泽者。宋儒考“九江”,一反汉唐陈说 ,力主湘、资、沅、澧等九水入洞庭者为“九江”,后世多宗此说。本文以为 ,《禹贡》云 :“岷山导江……东至于澧 ,过九江 ,至于东陵”,此句清楚地表明“九江”当在“澧”与“东陵”之间。故此 ,考探澧与东陵之所在 ,便可察“九江”之地望     

蒋介石与资源委员会

资源委员会及其所属国营企业的发展,对中国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而资源委员会成就的取得,离不开蒋介石的支持。从资源委员会的前身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成立到资源委员会所属企业的具体活动,都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和保护;但资源委员会由技术官僚组成的特质又决定了资源委员会忠诚于民族国家而不是蒋介石的个人意志;二者在抗战时期的结合虽离不开蒋介石与资委会主持人翁文灏、钱昌照的个人交情,但更主要的是特定时期内蒋介石的经济思想与资委会经济发展理念的交合,抗战结束后,共存的条件消失,二者走向决裂。     

杨增新和杨缵绪对新疆财政问题的争论——兼谈新疆各民族的经济负担

杨增新和杨缵绪在新疆财政问题上的分歧与争论不仅反映了政见不同,更折射出北洋政府与新疆地方统治者在如何看待和治理多民族边疆地区主导思想上的差异和矛盾,反映了他们对新疆复杂社会的了解深度和对各族人民的根本态度。     

《申报》禁邮及“自由谈”改版事件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加强了对新闻舆论的控制,而持有不同政见的媒体并不甘心受这种控制,总以各式各样的手段和方法反控制。发生于1932年的《申报》禁邮事件和"自由谈"改版事件就是媒体和政府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为后人提供了一个考察这种新闻舆论方面的控制与反抗的活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