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中国70年历史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成熟和定型——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点体会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回答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重大政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全会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和丰富的实践成果,其中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而“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一个动态过程,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在实际工作中,必须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A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充分证明,这些论断是完全合乎实际的,也是十分深刻的。     

略论元代假宁制度的特色

假宁制度是中国古代行政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元代假宁制度沿袭唐宋又多有创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相比唐宋,元代官吏法定休假日大量减少;节庆假日一改唐宋以民俗节日为主的传统,而以宗教节日为主;废除唐宋时期的旬假制,新实施每月四天的休假制和上班签到制度。这是蒙古族统治者积极吸收汉文化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结果。这种文化政策对于维护蒙古民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高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的几点思考

我国高校的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是高等教育制度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高校的招生既是人才选拔的开始,也是培养人才的基础;而毕业生就业则是对人才进行合理的调配和使用。本文通过介绍我国高校招生和就业制度,以及制度改革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对我国现行的高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提出几点思考。     

论20世纪初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初步确立

20世纪初英国逐步建立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贫困和失业等社会问题的严重化和济贫法制度的失效是这一制度建立的根本原因;来自工人阶级的政治压力是其建立的一个重要原因;费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这一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德国保险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起了先导作用.英国政府通过一系列的社会立法逐步形成了涉及到养老、失业、医疗、儿童等方面比较完善的福利体系,标志着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初步确立.它是英国社会保障制度史上一次根本性的转折.     

论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理论中国化的独特贡献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理论作出了许多独特的贡献:多党合作是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暂时的;各党派的关系是平等独立的;根本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重要途径是政治协商;共产党人要永远坚持民主协商。其当代价值有:有利于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学习周恩来的伟大人格,处理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研究周恩来多党合作的理论可以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视野,推进我国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创新。     

高校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路径探析

创先争优活动是当前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先进性建设的重要内容。高校创先争优活动在路径选择上要立足实践,创新创先争优活动的具体理论指导;通过科学决策,优化创先争优活动的制度机制,为创先争优活动提供制度保障;并以制度为依托,充分发扬高校党组织基层民主、坚持以人为本,确保党的先进性和高校民主的实现。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小考

<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实践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产生     

战国汉初瓦当制作工艺及相关问题研究

<正>目次一遗址概况二制作工艺三分期和工匠来源分析四标准化分析和比较五工匠管理制度与边疆控制策略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国家制度发生从封国到帝国的重要转变,秦至汉初是帝国制度形成的重要阶段。随着帝国的形成,帝国统治者需要在帝国版图的各个地区建设城市,尤其是供官僚使用的建筑物。建设城市的工匠管理制度是城市建设的重要方面,而瓦当是城市工     

制度立党: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择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于党的先进性。制度立党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是党执政的重要合法性资源。制度立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党自身组织和活动的制度化,关键是党内民主的制度化;二是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制度化。     

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之特色溯源

<正>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其领导力量和制度保障;实现国家繁荣昌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其根本目标;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是其关键和核心;     

南朝刘宋免官制度初探

免官是刘宋政权处罚罪吏的一种常用手段。刘宋政权在政治运作中广泛采用免官手段处罚直接威胁封建专制政权的犯罪、职务犯罪、军事犯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违礼犯罪等,且犹以惩罚直接威胁封建专制政权的犯罪和职务犯罪两大类为主。刘宋皇帝控制了免官起复权,但刘宋时期对罪吏免官后再叙的期限是没有严格规定的。刘宋免官制度对于强化皇权、整饬吏治、提高行政效率有着积极作用。     

“周氏以降,选无清浊”辨

史载"周氏以降,选无清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魏、北周时期选官制度发生变化的一面,但却忽略了其时选举制度依旧注重门第与官分清浊的一面。西魏、北周时期,九品中正制依然是占据着主导地位的选官制度,并在维护关陇士族和当朝勋贵的仕宦特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时职官制度仍有流内与流外之分,"九命"与"九秩",就是在北魏"九流三清"和"勋品流外"官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是北周官分清浊的重要表现形式。西魏、北周的清浊观念也十分显著。"周氏以降,选无清浊",并未全面、真实地反映当时选官制度与职官制度的实情。     

“停部选”与清末州县官选任制度改革

晚清以来,随着督抚权力的扩大,原有的部选与外补并存的州县官选官结构受到冲击。新政开始后,清廷不得不停止部选,将州县官的选任权交给督抚。但由于停部选涉及吏部与督抚的权力,带来二者的利益冲突,从而使这一改革表现出新制与旧制纠葛的面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仕途壅滞的问题。"停部选"实际只是一个从"部选与外补并存"向"全归外补"过渡的过程,并没有完成。     

仁宗张皇后与明初政治

在探讨明初政治时,往往对仁宗张皇后的作用注意不够。其实,无论在仁宣时期和正统初年皇位更迭中,还是这一时期委政内阁、休养生息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张皇后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在抑制宦官势力,约束外戚等方面,她也功不可没。张皇后确实是彪炳史册的女政治家。     

从官诬闹漕案看清代地方官漕政理念与地方社会治理——以陆名扬闹漕为中心的考察

地方官,作为清代漕粮征派在地方社会的代理人,其财政理念、办漕态度与对国家政策执行的差异性直接影响漕粮征派在地方社会的进行.在清代漕政制度存在缺陷的情况下,不法州县官不时擅用制度缺陷,运用种种策略与绅衿周旋争利,不同的社会治理思想亦对漕案的兴起、发展、善后产生影响,从而决定地方社会秩序状况.本文以陆名扬闹漕为典型个案,考察地方官对漕粮征派的执行情况及其对地方社会秩序的影响,揭示清嘉道时期漕案频发、官民冲突加剧的内在原因,以及地方社会的应对策略和效果.     

康熙帝对明朝君臣的评论及其政治影响

康熙帝从自己的见闻与立场出发,以异于当时士大夫的标准,构建出明朝君臣两类截然不同的政治形象:开创者的英名和末世君臣的无能与自私,并把这种评价贯彻到具体的政治实践之中,将其作为构建清朝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及抑制文官集团、强化皇权的话语权力.康熙这一评价及其意图对有清一代的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实为明清易代中至为重要的环节.     

日本江户时代的政治贿赂与幕府的应对

江户时代是日本政治贿赂的高潮时期。江户幕府高度集权的幕藩体制构成政治贿赂的制度基础,幕府高官握有不受监管的重权,仅凭一己之念即可决定政治利益的归属。在这种滋生贿赂行为的政治体制下,各式贪官层出不穷。政治贿赂行为破坏了幕藩体制的稳定、削弱了幕府的财政基础,引发民众不满情绪,对幕府的统治基础构成威胁。因而不断有幕府官员大力反贿,试图扭转政治风气。江户幕府的行政管理方式、法律监督能力、经济利益分配形式、文化认知导向等因素决定了幕府的反贿赂应对均不彻底,政治贿赂直至江户幕府灭亡也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     

宋代功臣配享述论

功臣配享是古代帝王对有功之臣的最高酬劳,也是激励其他臣僚、引导政治舆论的重要方式。宋代在继承前代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配享之制。在配享功臣的选择上,宋代君臣本着尊崇宗庙和激励后继大臣的原则,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并依据了较为严格的标准。功臣配享与宋代政治关系密切,它反映了当朝君臣的政治态度,是当权政治集团利益和要求的直接体现。     

Gender relations in Bedouin communities in Israel: local government as a site of ambivalent modernity

In this article, we examine the perceptions towards women and gender relations maintained by male, local authority officials within two Bedouin towns in Israel. As such, the current research lie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local politics, gender, space and culture. We argue that analysis of these perspectives provides insights into the ambivalent nature of modernity: into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desire to preserve the traditional role of women in maintaining the family, and the recognition of the powerful potential of women to act as agents of change.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personal interviews, the study traces the ways in which both power and vulnerability impact the attitudes and perspectives of these men officials. By applying narrative analysis, gendered power structures are examined within Bedouin socie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local authority – zooming in on the narratives provided by the male authority official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officials maintain a series of ambivalent and conflictual attitudes towards the role of women. Bearing in mind their potential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women's daily lives in local public spaces, it seems vitally important to account for the entire matrix of tensions and vulnerabilities that impact the municipal policy instruments at their disposal. The findings are relevant beyond the Bedouin communities in Israel and may serve as a platform for a wider discussion of the dilemmas of minority women in rapidly changing cultural environments, and ambivalent modernity.     

明代宦官历史教育论析

明代宦官在东宫教育和帝王日讲、经筵乃至日常生活和政治实践中发挥了重要影响,明人亦强调宦官对于帝王历史教育不可或缺的作用。明代宦官经由内书堂和自我学习接受历史教育,其在历史教育实践中与帝王之间表现出某种趋同性特征,并转而影响君主。受中国古代"明君德政"历史教育模式的影响,明代儒臣透过"贤宦良政"和"恶宦劣政"的历史举说或历史书写,推行宦官历史教育,既于内书堂教育中注入历史训诫,又编纂以古今类型化宦官传记史事为内容的专门史鉴书籍。历史教育成为明代儒臣、宦官与帝王三者之间交互沟通和影响的纽带,以历史教育为中心的史学经世致用取向构成明代中后期史学史的时代性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