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情结

我于1947年夏秋之交远适中土,在北京度过了“鱼龙变幻”的漫漫十年,其间亲历了1947年印度独立,1949年中国国民党政权倾覆,毛泽东一举“唤起中华巨人”。继则为中苏结好与印中结好两段盛况,惜乎乍兴乍     

我的!

青春的那把火烧起来,世界都是我的。不,应该是——我的!有段时间,经常被人在背后贴标签盖印章,都是赫然的两个字——"我的"。没有标点,没有修饰,竟也被     

追忆我的姑父段德昌

我的姑父段德昌1904年8月19日出生在湖南南县九都镇九屋场。中学时,他与南县、华容一带在长沙求学的刘革非、彭定、朱登瀛、欧阳悟等革命青年组织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接触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新青年》、《劳动者》等革命刊物,从那时起,他就立志一辈子要献身中国革命事业。1925年段德昌经陈琳、冯希濂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由曾习孔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还经毛泽东介绍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1926年他由周恩来推荐进入中央政治学习讲习班学习。1927年8月他参加了周恩来、朱德、贺龙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段德昌受中     

我所认识的段文杰先生

四年前,在段文杰先生从事敦煌艺术保护研究60年纪念座谈会上,我曾经以《敦煌圣徒,时代功臣》为题发言;段文杰先生逝世后,我应约撰写了《段文杰——敦煌研究杰出的领军人》的怀念文章。段先生对敦煌学研究的杰出贡献,举世公认,我只想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首批会员及20多年学会秘书处工作人员的身份,通过追忆我认识段先生30年来亲身感受的几件事情,来表达我对段先生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我的两位好班长、好领导

我在长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中,有幸遇到了两位好班长、好领导,时至今日仍然兴奋不已,故记之。王功安:学者型的统战部长我和王功安同志有一段鲜为人晓的知遇。1982年12月,完成共青团武汉市委换届工作任务后,市委让我做市委组织部宣教干部处处长,其间要我从大知识分子中,遴选一位     

我馆开展档案数字化工作

2008年8月底,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领导就我馆档案保管保护、开放利用等工作,专门召集我馆领导班子成员及部分业务部门负责人,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二史馆今后一段时期内,要大力开展档案数字化工作,用档案数字化的成果来促进民国档案两个资源体系的建设.     

我的大学生生活

我的大学生生活何兹全１９３０年,我在山东省立第六中学毕业,即到北京（当时称作北平）来读书。补读了一年高中,１９３１年考入北京大学。１９３５年北大史学系毕业。这五年北京生活,四年北大学生生活,是我人生长途中很有意义的一段,至今回忆起来,仍如近在眼前,给...     

我所认识的舒同

舒同的大名,我早在上初中时便很熟悉了,因为他不仅曾任山东省委书记,而且是位大书法家。但真正有缘认识他,并在书法上得到他赐教,却是在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中的一段特殊经历。1967年8月的一天。舒同被山东师范学院一个叫"冲锋号"红卫兵组织从山西揪来,关在体育系宿舍楼的地下室里。那时,我是师范学院英语系的学生,平时常与几名爱好书法的同学一块临摹舒同的字。两天后的一个下午,下着大雨,我们五六个     

我的自行车

作者以其亲身经历．讲述了30年来自己与自行车的种种记忆。从一个侧面看,这莫不是百姓生活与中国交通发展的一段缩影。其中的哀怨．苦涩、激动．兴奋．相信每一个经历的人都有不同的感受。     

我下放“五七”干校的真实生活

<正>1970年初,我是中共武汉市委机关的一名干部,同近万名的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一起,带着行李和户口迁移证,下放到远在鄂南山区的武汉市"五七"干校,整整生活了两年零三个月。这是我一生中最具有历史意义的、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回忆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