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形纹的构成及与中国古代龙图象之间的关系

美国华裔学赵启光先生曾倡导建立一个龙学研究体系,本人认为极有必要,并有意将本人的博士论《神龙——中国古代龙图象的起源》第三篇中的一节,有关“T形纹”的构成与中国古代龙图象的关系,抛砖引玉,与国内外有兴趣于青铜器、玉器纹饰研究的朋友们和学术界的老前辈们商榷。     

王利器"范注"订补考辨

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是《文心雕龙》注释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开始,在校注方面,"范注"网罗古今,择善而从,上补清人黄叔琳、李详的疏漏,下启今人杨明照、王利器的精审,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被视为《文心雕龙》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至今仍是《文心雕龙》最通行的读本和"龙学"入门的阶石.     

《文心雕龙》书名与“文之枢纽”的关系初探

《文心雕龙》书名的含义是“写文章的用心在于要把文章写得像精雕细刻的龙文一样美”。“文心雕龙”四字是“文之枢纽”中的“枢纽”,是全书的中心论点,它最能体现刘勰论文的核心思想。     

《文心雕龙》、《诗品》“滋味＂说比较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文心雕龙》和《诗品”是这一时期的文论代表作。前者“体大而虑周”,后者“思深而意远”。刘勰(约466约532)(从杨明照、祖保泉等说)与钟嵘(468-518)生在同时,《文心雕龙》的成书稍早于《诗品》。虽然二人的思想观念、     

《宋代〈礼记〉学研究》评介

20世纪以来,学者们对宋代《易》学、《尚书》学、《诗经》学和《春秋》学倾注了不少心血,也有大量优秀的学术成果面世,而于宋代的《三礼》学则少有关注。究其原因,一是当代学者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了对《三礼》本经的研究上,而忽略了《三礼》学史的研究。二是当代学者倾向于研究宋代经学中所谓的“显学”。     

辑佚学的性质对象任务内容和意义

宋明以来,特别是清代以来辑佚工作十分活跃,辑佚文献层出不穷,久已成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和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辑佚学并未象校勘学、训诂学、辨伪学、目录学、版本学等学科那样早已被人们认知,研究专著各有多种,而“辑佚学”作为学科概念的出现及对其学科体系的构建,则是近十几年间的事情,故《辞海》、《汉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皆不收“辑佚学”。究其原因,长期以来“辑佚实践者虽多,研究者却少”,①而对辑佚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则更少。诸如辑佚学的性质、研究的对象、任务、内容、意义等理论问题几乎无人问津,成为辑…     

荀子与《诗》学刍议

荀子是战国晚期儒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对于“六经”的传承,有着卓越的贡献。自清代汪中肯定荀子于“六经”之贡献以来,有许多学者对荀子与《诗》学的关系,多持怀疑态度。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马王堆汉墓帛书、阜阳汉简郭店楚简等以及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简等地下出土文献的不断涌现,为我们研究荀子与《诗》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我们由荀子与《诗》的传流,地下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中关于《诗》的称、引情况,《荀子》一书引《诗》、论《诗》的特点和影响三方面出发,可以知道荀子与《诗》学的传承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对《诗》学的传承是有着极其重要的贡献的。     

从“感物而动”到“心物交会”——读《文心雕龙·物色》篇札记

《礼记.乐记》明确提出了“感物而动”这一命题,论述了客观世界对作者产生“感发”作用的理论。《文心雕龙》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感物而动”的思想;然而,它更进一步揭示了文艺创作发生过程中“物”与“心”的“双向互动”关系.从“感物而动”到“心物交会”。关于文艺创作发生的理论得到了更为全面、深刻的阐释。《文心雕龙.物色》篇集中探讨了创作发生过程中“物”与“心”的关系,也讨论了描写物象方面“情貌无遗”的要求,而贯穿全篇的主线便是“心物交会”。这正是中国古代文艺美学创作发生论的重要特点所在。     

长谷川如是闲的《老子》研究

昭和初期是日本加大学习西方力度的一个时期,近代日本的“中国学”也成立在这个时期。其中,《老子》研究尤以引领“中国学”的武内义雄和津田左右吉二人最为著名。被誉为“评论家”的长谷川如是闲虽不能说是一位“中国学”的大家,但他注重对《老子》思想性的研究且颇具特色,与津田左右吉不分伯仲,堪称日本昭和初期《老子》研究的代表。本文就长谷川如是闲“老子论”的研究手法进行探讨,旨在通过其具有“outside”和“inside”兼在的双向研究视野剖析他研究《老子》使用的社会学研究法。     

谈用志理论的学科命名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就开始关注用志问题。尤其是从1996年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召开以来,用志问题更是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为了促进用志工作的进一步发展,许多学者都主张建立一个分支学科来系统研究用志问题。例如,《中国地方志》杂志2003年第4期就刊载一篇题为《建立方志应用学的若干思考》(刘希汉等人撰)的文章。此文呼吁说：“建立方志应用学刻不容缓”,“加强方志应用学基本任务和理论的实践研究是当务之急”。     

刘勰的“素心”与“素臣”说辨析

南朝齐梁人刘勰所著《文心雕龙》的《史传》,为我国最早的一篇系统的史学理论文字。《史传》所论“素心”之说,论及史家的思想修养,很有见地,但有的版本将“素心”作“素臣”,故没能引起史学界的足够重视,深论之文也不多见。兹对“素心”与“素臣”作出分辨,并分析其在中国史学     

什么是《诗经》的“文学研究”——关于经学与文学关系之思考

二十世纪初期,《诗经》研究从学视角审视传统《诗经》学,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传统《诗经》学里没有学性研究。当前学从经学与学关系视角解构传统《诗经》学,得出的结论是传统《诗经》学有学研究,但对传统《诗经》学学研究的起点却众说纷纭。对传统《诗经》学学研究认识的分歧,究其根由,在于缺乏一个统一的《诗经》“学研究”判断标准。     

晚清桐城派学者杨琪光及其《尚书》学研究——以《经义寻中》为中心

宗经阐经作为桐城派古文创作和批评的核心,一直以来都被桐城派学者奉为圭臬。晚清桐城派学者杨琪光（1835—1890）在经学研究方面常为人所忽视,有《尚书文义》《百子辨正》《读史臆说》等著作传世。《经义寻中》是杨琪光读经笔记,论述既有古文风范,又发汉宋诸家所未发,尤其是对《尚书》篇章的品读。《经义寻中》从文章学角度品评了读《尚书》之法,其中“道”“德”“气”概念的运用是古文法与经学融合的体现。     

论《毛传》“独标兴体”的诗学贡献

本文仅以《毛传》解《诗》“独标兴体”为题,从历时角度,阐明其特殊的诗学地位和贡献,认为：《毛传》把《诗三百》原本单纯的引起之“兴”,发展为复杂的隐喻之“兴”,从而构建起自己独特的解诗之道,开创了以讽喻、寄托释“兴”的传统,并通过《郑笺》、《文心雕龙·比兴》篇的阐释得以延续和不断丰富起来,进而对后世中国古代诗学以及古代思想文化传统的建树均居功甚伟,影响深远。     

论“敦煌学”一词的词源

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于1930年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写的序言中首创的,该序中5次出现“敦煌学”一词。本文则认为,“敦煌学”一词应该是日本人首创的。日本敦煌学家石滨纯太郎于1925年在大阪出版发行的《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中,15次使用了“敦煌学”一词,并且对国际敦煌学的起源、发展、研究范围、问题、广义敦煌学和狭义敦煌学的区分等做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本文认为,“敦煌学”一词是明治末年、大正年间日本敦煌学蓬勃发展的产物,是在日本出现“敦煌派”、“敦煌家”、“敦煌党”等一系列词汇的基础上产生的。本文强调,陈寅恪虽然不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敦煌学”一词的人,但应该是在中国第一个使用“敦煌学”一词的人,或者说是第一个将“敦煌学”一词引入中国的人。     

刘勰籍贯新考

内容提要:以《刘岱墓志》、《晋书》、《宋书》、《齐书》和方志中详实的史料,对《梁书》载刘勰为“东莞莒人”作了进一步考证。据《南齐书》州郡志载,有南东莞、北东莞之别。根据《刘岱墓志》等实证和文献记载,刘勰应是南东莞莒人。刘勰的祖籍、世居地和创作地,应共同为纪念刘勰及其巨著《文心雕龙》的研究和应用作出应有的贡献。     

“客家运动”述略

近二十年以来,客家学经历了长足的发展。在这以前,罗香林教授的《客家学导论》（1933）、《客家源流考》（1951）和《客家史料汇篇》（1965）是研究客家学的重要参考著述,被客家学者奉为典范和理论指导。在罗教授所奠下的基础上,经过学者们不断努力探索,有关“客家人”的形成和迁徙等理论推陈出新。罗教授的“客家五次迁移说”对中国移民史研究作出了显著的贡献。他所提出的客家首三次迁徙,笔者认为也可以用来了解其它族群先民的早期南迁史。历史上,南迁汉人和他们的后     

治学门径有新篇——《目录学讲义》评介

<正>目录之学,源远流长。古代学者十分强调目录学对于读书治学的重要性,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云：“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塗,方能得其门而入。”(1)又云：“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2)近代目录学家余嘉锡亦认为：“目录之学为读书引导之资,凡承学之士,皆不可不涉其藩篱。”(3)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目录学得到长足发展,其标志之一就是涌现了一些目录学著作,主要有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汪辟疆的《目录学研究》,     

说“通”

自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及其后世受封“史通子”以来,中国史学史上著述通史及以“通”命名史籍者就多起来了,以古代史学而言,编著通史者有梁武帝、杜佑、司马光、郑樵、马端临,等等;“通”命史者有《通史》、《史通》、《通典》、《资治通鉴》、《文献通考》、《文史通义》,等等。而在司马迁之前,《世本》、《竹书纪年》等也是通古今,只是未以“通”命名而已。近代以来,著述通史者更是继踵出现。看来,中国史学有个通古今的古老传统。故章学诚有“通史家风”之说。白寿彝先生很重视这个传统,既著文评论又身体力行。今值白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及八十寿辰之际,我想试谈多年来面聆先生教言的一点心得及研究“通”的传统的肤浅体会,借以祝福先生寿高泽长,并祈教正。     

敦煌学史上的一段学术公案

《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所载荣新江先生的《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一文,①从“可恨可喜”与“以德报怨”、《劫余录》与“伤心史”、伦敦留难与巴黎协作、“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四个方面,就贯穿中国敦煌学学术史的“国际视野”和“爱国主义”问题做了全面深刻的阐述。正如荣新江先生在《视野》一文中所说:“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拥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学史,没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敦煌学史,更没有‘评判高下,辨别优劣’的敦煌学学术史”。笔者非常赞同荣新江教授的论述,同时作为对荣教授大作的响应,也为了能对编写敦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