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与中国

东京审判是日本战败投降后反法西斯盟国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的国际军事审判。中国作为盟国的重要成员和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派员参加了东京审判。中国参加审判的法官、检察官及其助理人员怀着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积极参与了审判,为审判的成功进行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在揭露日本主要侵华战犯的罪行并加以严惩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审判是在美国的主导下进行的,国民党政府又对审判重视不够。对审判的复杂性估计不足,使中国未能在审判中发挥应有的更大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参加东京审判的一大憾事。     

东京国际大审判

东京大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的最重要的一次国际审判。这次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庭,到1948年11月12曰宜判终结,历时两年半,在世界范围内调查取证,查清了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犯罪事实,审判和惩治了包括前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等在内的28名甲级战犯,在国际法的高度上伸张了正义和公理。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将永载史册。     

国民政府对东京审判的态度评析——以《中央日报》报道评论为中心

日本投降后,盟国在东京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中国作为东京审判的参与国,派出了法官与检察官,积极支持东京审判。无论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成立、法庭的审理,以及对日本战犯的最终判决,中国最重要的官方报纸《中央日报》均给予了高度关注。由于东京审判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央日报》的报道和评论充分反映...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及“对日战犯审判文献丛刊”出版

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伸张正义,惩处战争罪犯,重建战后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同盟各国依据《波茨坦公告》,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由中、美、苏、英、法等提名的11名法官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自1946年5月3日开始,至1948年11月宣判终结,共开庭818次,出庭证人达419人,庭审记录长达4.9万余页,判决书长达1213页,审判吸引了近20万听众,其规模超过了纽伦堡审判,堪称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东京审判(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详细审查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经过,确认了日本侵略战争的犯罪性质,裁定了日本的战争责任,是战后日本和远东国际关系新格局的起点。     

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概述(1945-1949)

1945-1949年,国民政府对侵华日本战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审判。作为东京审判的组成部分,中国设置了十个军事法庭,对两千多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本文依据历史档案和记载,从前期准备、审判经过、重要个案审判、特殊案件的审判等方面对审判的全过程作了回顾和再现,首次披露许多具体史实。对国内政治因素导致的缺陷和冈村宁次案的重大误判,也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二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一、东京审判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清算日本侵略者的罪行,1945年9月11日,远东盟军最高司令部下令逮捕以东条英机为首的39名战犯。     

公正与缺憾: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纪实

有些历史阴霾虽能淡出人们的视线,却跳不出人类的记忆。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宣布开庭,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审判。审判日本战犯,是人类基于正义和平的原则以及国际公法的惯例而进行的文明对野蛮的公正判决。东京审判前后持续了近3年,庭审过程可谓波澜起伏,悬念迭生,审判的结局最终是正义战胜了邪恶。与此同时,东京审判也留下了种种缺憾。战争已远去,记忆尚犹新,让历史的画面定格在     

日本在中国的化学战及战后遗弃化学武器问题

20 0 3年 8月 4日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发生了中国居民被日本军队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伤害的事件 ,引起了人们对日本的化学战以及遗弃化学武器问题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违反国际公约在中国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这一历史事实 ,在战后被有意地掩盖 ,已经逃避了国际审判。而在战争结束之际 ,日本军队将化学武器遗弃在中国境内 ,继续危害中国的居民与环境。根据新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对有关国家规定的销毁处理义务 ,日本的责任是明确的。所以对日本化学战的责任的追究和对遗弃化学武器的处理 ,都是需要解决的战后遗留问题。而齐齐哈尔市…     

国民政府与日本乙丙级战犯审判

战后,在远东地区各盟国对日本乙丙级战犯的审判中,国民政府主导的审判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中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即长期遭受日本的侵略,所以中国对日本战争罪责的追究与其他盟国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法庭,相对于远东地区由英美等国主导的法庭及新独立国家的法庭,具有相当的主体性。但国民政府自身能力的限制以及日本侵华战争的特殊性使得审判的效果不尽如人意。国民政府战罪调查工作的严重滞后,直接影响到战犯惩处的实效。日本侵华战争的长期性造成中国拟追究的战犯嫌疑人中有相当大比例需依靠引渡,但成功引渡的案例非常有限,所以审判的主体局限于日军现地受降部队中的战犯嫌疑人。     

人权视角论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改造审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0年至1956年,中国政府对关押在本国的千余名日本战犯进行了改造和审判。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充分重视日本战犯的人权,尊重日本战犯的人格,在改造期间在生活上给予日本战犯优待和照顾,在侦讯审判期间在司法上给予日本战犯应有的权利,并对罪责较轻、认罪态度较好的日本战犯进行宽释。中国政府之所以优待...     

跟随父亲张开化奔赴延安的前前后后

回忆往事,历历在目,首先想到的便是我的父亲。     

太原审判日本战犯

1956年6月10日至20日,我作为在太原组织的特别军事法庭宣传组负责人和新华社记者,参加了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审判日本战犯的新闻报道工作,有幸目睹耳闻了这次审判战争犯罪分子的全部过程。     

原则与现实:国籍问题与台籍战犯审判

二战期间,日本从台湾抽调了二十余万兵力投入大战,部分台湾人在日本对外侵略中充当起急先锋的角色,对被侵略地人民施以暴行。抗战胜利后,战犯审判事宜被提上了台面,如何处理以帮凶和仆从身份出现的台籍战犯成为国人无法回避的问题。国民政府的基本原则是"依法办事",即遵照国际法,以国籍为依据处理台籍战犯,然而国民政府忽略了台湾人国籍问题的复杂性,这一方针施行起来并不顺利,现实与原则相悖,国民政府由"守法"走向"违法"。     

对中国全面军事侵略及对平民的暴行——证据总结和论证要点

大卫·萨顿(David Nelson Sutton,1895-1974)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国王皇后县,1915年毕业于美国里士满大学,获学士学位,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年退伍后考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在弗吉尼亚州西点从事律师工作,是美国律师协会会员,并担任弗吉利亚州威廉王县检察官(1926-1946)、弗吉利亚州律师协会会长等职务。1946年1月,萨顿应邀参加东京审判,在国际检察局任副检查官(Associate Counsel)。同年3月,萨顿与国际检查局的莫罗(Morrow)&裘劭恒前往中国进行了为期五个星期的调查取证工作,并获得了31名证人的书面证词。5月31日,萨顿等人再次前往上海、南京会晤证人,并挑选了15名证人于6月12日返回东京。萨顿与莫罗作为检方律师,全程参与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关于“中国阶段”的庭审工作——出示证据、提供证人。本文是萨顿对检方搜集的日本侵华证据的总结,在大量证据的基础上,勾勒出七七事变前后日本违反国际条约义务,对中国全面军事侵略的步骤与模式,即对平民的暴行发生在所有占领区,并着重论述了日军在南京暴行持续的时间、死难者和被强奸者人数,以及日本政府和相关被告应承担的责任。本文中的英文注释均为原文所加。其英文打印件藏于美国里士满大学Muse法学院“萨顿档案”之中。     

回望《东京审判》 透视日本国民心态

《东京审判》关乎的是一段中华民族不可也无法忘却的记忆,是每个中国人必须牢记的历史。在影片背后的日本国民心态,更是值得我们今人警视。     

回望《东京审判》透视日本国民心态

《东京审判》关乎的是一段中华民族不可也无法忘却的记忆,是每个中国人必须牢记的历史。在影片背后的日本国民心态,更是值得我们今人警视。     

“华北自治运动”中的殷汝耕与宋哲元

1935年的冬天,华北大地寒风呼号、冷气袭人。一条挟着冰霜的消息从这里传出,深深地震撼着中国民众的心:殷汝耕在通州宣布“脱离中央”,组织了所谓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这寇急患深、民族危艰之际,殷汝耕的叛国之举,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而国民党当局除对其下了一纸空文的“通缉令”之外,却别无它法。那么,人们不仅要问:“殷氏,乃何许人也,何以有如此实力竟敢与中央政府对抗呢?”一殷汝耕,1885年出生于浙江平阳县一望族之家。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娶一日本宪兵头子的妹妹井上慧民为妻,因此与日本军政界关系…     

亲历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下）

彭真说,证据不足宁可暂不起诉 苏联方面把这些人交给我们的时候,这批战犯的材料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登记表,登记了姓名、出生年月和简单的履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审判这些战犯呢？     

吴佩孚暴死之谜

吴佩孚,这位直系军阀的首领,曾任两湖巡阅使,控制两湖;曾命令萧耀南(湖北督军)镇压“二七”大罢工;曾打着十四省联军总司令的旗号,组织司令部于汉口查家墩大肆搜刮武汉人民的财产;曾指挥军队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在汀泗桥、贺胜桥一败涂地。老一辈武汉人对他是熟知的、切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