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产兴学事件中的河南寺观——以《获嘉县志》和《汲县采访卷》为中心

发端于清末民初的庙产兴学事件对河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很少引起后世关注。通过对庙产兴学事件的分析,对河南地方精英态度的明确以及对河南地方志文献的梳理就会发现,这一事件在河南执行得彻底而坚决,并使河南佛、道二教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在传统社会渐趋瓦解的同时,佛教、道教等传统思想资源等同迷信,也遭到了质疑,而其教训也值得思考。     

清末北京城庙产兴学与新式学堂建设

新式学校建设是北京城市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其发展为城市空间带来显著变化。研究近代学校建设过程对城市史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清末庙产兴学既有利于新式学校建设,也利于北京城传统空间的改造,引起了新旧文化的变迁。宏观上看,复原其制度基础和建设过程,可以总结清末庙产兴学的空间成果。从微观上看,考察学校建设带来的景观变化,可以探讨其对城市生活、文化的影响。清末学校建设以改造传统空间为主要途径,已达到一定规模,依寺庙改造的学校在小学堂中占据了重要比例,而由空间改造带来的城市文化、市民观念变迁也为学校在民国时期的进一步建设奠定了基础。     

清末四川庙产兴学及由此产生的僧俗纠纷

四川的庙产兴学始于1902年利用庙产兴学的国策,而1905年保护庙产的上谕则是个分界线,此前各州县基本由官绅根据本地状况自行拟定计划报上级批准,此后四川总督开始对提取庙会产业的方式进行了一系列政策界定。同时,此前各地寺庙基本服从地方官绅的处置,即有纷争也属局部范围;此后寺僧明显利用上谕质疑提拔庙产的正当性,与地方官绅的纷争普遍增多。在房舍利用方面,各地新学堂设在寺庙观庵之中的比例都相当大。而在提取庙会产业的起始时间、提取的方式、所提的比例等方面,各州县的实际运作存在不小的差异。一般来说,经济较为贫困的地区在办学中对庙产的依赖性相对较大,而经济较富庶的地方仅将庙产视为办学的辅助财源。     

论清末民初政府管理模式变化对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政府管理模式的现代性流变过程中,清末民初是更迭、突破最为集中的一个关键时段,政府管理模式的变革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催生了传统文化转型的关键因素:社会主流知识结构转型和文化价值观念转变。二是促进文化多元化态势生成:以政治文化为核心的精英文化发展和变迁,新型民众文化的生成。由此促进了新式精英文化和民众文化的成长,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必要的政策环境和操作空间。与此同时,这一时段政府管理模式的变革又使文化整合与重建陷于困境。由于目标和价值判断不够清晰,合法化知识未能重新有效构建,从而加剧了传统文化整合及重建的混乱和迟滞。     

成都府文庙大成殿外景

清末,成都有三个庙。除了庙前街上的府庙,还有何公巷的华阳县庙和圣街的成都县庙。     

清代苏南学田与庙田的捐赠态势——以地方志为中心的探讨

从清代苏南地区方志记载来看,该地区学田捐赠的发展态势呈"N"型,而庙田捐赠的发展态势则呈未完成的"W"型。比较两者会发现,清初与清末是它们发展态势相异的时期。而这种发展态势相异的背后,是国家与地方互动的结果。在清初,捐赠主角由庙田向学田的转化反映了国家认同的建构;而在清末,学田捐赠的霸权地位则体现了地方势力的崛起。     

郑州老奶奶庙遗址的考古发现 四万年前中原人类的生活实证

<正>老奶奶庙是郑州地区常见的那种青砖小庙,低矮,窄小,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离想象中的红墙碧瓦庙距离很远,但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庙,愣是让考古界发生了"地震"。2011年,在老奶奶庙旁发掘的老奶奶庙旧石器时代遗址,入选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让人们牢牢记住了贾鲁河边这座巴掌大的小庙,四万年前,这里已经活跃着一支古老的"郑州人"了。我们不得不从旧石器和旧石器时代说起。     

南京国民政府革除瑞应寺活佛业什达尔斋名号案始末

1931年,内蒙古卓索图盟格鲁派寺院瑞应寺六世察罕殿齐呼图克图业什达尔斋因不守清规、挥霍庙产、为害寺院及附属村庄,被僧俗民众状告至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蒙藏委员会经过调查,认为其罪证确凿,应僧俗民众要求,后由国民政府下令将业什达尔斋驱逐出寺,解除了僧俗民众的痛苦,恢复了地方秩序.通过此案,我们可以窥测到近代蒙古社会中,封建势力控制下的基层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民国时期,喇嘛教势力缺乏外部约束的一些弊端.     

“非遗”传承人保护政策的再思考

现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人保护政策以树立精英式代表性传承人为重点,这一制度不仅疏于为大多数传承人提供真正利于精进技艺的社会环境,也忽视了非遗的多样性特点,与当今国际社会新理念的普通传承人、群体传承人和传承社区的保护意识尚有距离。政府和社会需要提升代表性传承人保护政策的科学性和针对性,应关注更多的普通传承人;还应引入企业和社会力量,促进民间自发的传承机制的运作;要加强非遗产权的法规保护及产权意识的培养,推动全社会民众与传承人共同保护优秀非遗的良性增长。     

精神性存在的让渡:旧京的庙会与庙市

有城墙区隔的旧京是一座与农耕文明相匹配的乡土性城市。这种乡土性既体现在对土地敬畏的神圣性之中,更体现在家、街、城同构性的空间美学。不仅宫、观、庙、庵、坛、祠、寺等以不同的阶序密布旧京,对民众而言,供奉碧霞元君的"三山五顶"还拱卫着京师。西直门内大街这样普通的街巷也有着有"九龙二虎"之称的众多小庙。曾经普遍存在的四大门信仰使得旧京众多的家居空间同样多少具有"庙"的性质。与此相连,旧京的庙会是一种与旗人闲适典雅的日常生活相连接,并集中呈现日常生活,展现个体价值的精神性存在。在以西方为标杆的近现代化历程中,旧京必然性地经历了去神化和对以敬拜为核心的庙会的污名化历程。庙会整体性地衰减为彰显人力与物欲的庙市,沦为一种物化性的存在。随着21世纪以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庙市又向庙会进行了有限度的回归。     

九华山木结构古建筑病害防治探析

我国古建筑大多采用木材作为建筑结构的主要材料,木材为生物材料,很容易遭到各种损害,主要有自然糟朽和各种病虫害,其中最大的损害来自于病虫害.九华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遗存了大量的古寺庙建筑,作为不可移动文物,古代建筑在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目前,除自然糟朽之外,对九华山古建筑结构造成生物损害的主要有白蚁、粉蠹虫、黄蜂等有害昆虫.因此,做好病虫害防治是保护古建筑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     

清代佛山镇的义仓、祖庙与地方善举

在清代的佛山镇,义仓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地方善举,成为地域社会的"善举联合体"。佛山义仓的运作机制,不是对宗族公产房支轮值原则的简单移植,而是将"九社""八图""二十七铺"的里社组织融入到义仓的管理中,且在义仓管理中,力求革除豪族对义仓公产的强占,从而使义仓成为佛山地方善举的母体。在社会联结的意义上,围绕北帝信仰的祖庙,在空间和象征上成为佛山镇公共管理的黏合剂。     

Sichuan’s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activities of felling temple tre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During Sichuan’s promotion of educ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rees in the domain of Buddhist or Daoist temples, which were part of temples’ property, had been felled across the province. The profits gained were used to repair or build schools as well as to fund their managem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ntions of the felling activities differed. Meanwhile, such fever gave rise to corrupt practices of deceitfully seeking profits which in turn caused numerous disputes and lawsuits, reflecting the confrontation provoked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people as well as different communities over tradition, ritual, and belief. The investigations of felling temple trees could enrich the understanding of provincial promotion for education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and that of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rural communities in modern times.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始终不渝的战略抉择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及自身利益所作出的战略抉择,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的和平发展有助于维护我国的国家主权,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共同繁荣。     

我国石窟寺保护现状及发展探析

石窟寺是我国传承脉络最为清晰、关联性最为密切、体系最为完整、内容最为丰富、真实性和完整性保存最好同时也最为脆弱的文物类别,其保存状况与地质条件、气候条件关系密切。1949年以来石窟寺保护相继经历了环境清理及除险、多学科合作综合性保护、预防性保护与大规模本体修复等三个阶段。目前石窟寺保护理念基本形成共识,加固保护技术日趋成熟,基本技术标准陆续编制,保护材料的研发和水害治理取得新成果,但依然面临水害、风化病害等威胁,呈现出整体发展不平衡、本体修复保护刚刚起步、具体个案的保护实践存在争议等现状。今后应加强基础研究工作,转变工作思路和方式,重视本体保护和预防性保护,积极开展石窟寺窟檐保护研究和示范工程。     

唐代长安城内土地利用形式的转换

由于长安城在有唐一代城区无大规模的扩建 ,土地无明显的增加 ,故城内各种土地利用形式的变化过程 ,可以看出长安城内土地利用形式的变化和趋势。通过研究发现 ,官府用地、寺观和私人住宅园地这三种土地利用形式在互相转换过程中 ,最主要的一种是大量的私宅变为寺观 ,而这些转变过来的寺观绝大部分分布在长安外郭城的北部 ,从而促使长安城重心的转移 ,导致整个城区的格局发生变化。     

清代新疆的内地坛庙:人口流动、政府政策与文化认同

清朝统一新疆后,积极鼓励内地人移居新疆,以达减轻内地人口压力、开发新疆及实边之目的。随着内地人移居新疆,内地文化亦逐渐传入并扎根新疆,尤其是北疆。而内地的各种坛庙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很快便充斥于新疆尤其是北疆各地,并形成了一种浓厚的内地文化氛围。这种氛围对于进一步吸引内地人向新疆流动,加强内地人对新疆的认知和认同,以及巩固清朝对新疆的统治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利用满、汉档案以及其他清代相关文献,对内地坛庙在新疆的发展及其影响等进行了分析。     

论广州大元帅府的投变寺产活动——兼论商团事变的原因

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设立大元帅府后,为了筹集军费和广州的市政建设资金,将广州的寺产作为市有财产收用、拍卖,掀起了一个投变寺产的运动.这次投变寺产运动持续了一年半,曾经在广州引起一场大风波,并间接引发了商团事变.本文就1923、1924年孙科第二次担任广州市长期间投变寺产的活动展开论述,分析这次投变寺产运动的原因、过程、基本政策以及影响.     

风情风俗铁岭博物馆藏仇英款清明上河图

铁岭市博物馆1987年于开原民间收购一幅手卷,仇英款《仿张文友清明上河图》。此画卷为绢本、设色,纵38、横832厘米。其中引首长164厘米,画心纵37、横358厘米,尾长310厘米,上、下裱有0．5厘米宽的绫条。     

Peculiar Living Shrines and Yuan Governance as Background to Ming Populism

Although post-mortem apotheosis and secular honor in temples have received more attention, shrines to living men were also ordinary institutions from Han times onwards in Chinese history. Previous scholarship so far on pre-mortem shrines in Tang and Song relates them to pre-mortem commemoration in inscribed records of local commendation on the one hand and Neo-Confucian Daoxue Shrines to Local Worthies on the other. That scholarly work suggests that Tang and Song premortem shrines when political were basically elite institutions; and that when common people were involved their motivations were religious rather than political. In Ming times, by contrast, premortem shrines were normatively established by commoners and constituted a venue for popula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hile the steles commemorating the shrines explicitly argued that non-elite people had the right to political speech. This article speculates, as a hypothesis awaiting further research, that both Yuan modes of government generally, and creative uses of premortem enshrinement in Yuan times specifically, may have contributed to Ming popu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