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与前行:新中国前30年古籍整理历程

新中国前30年(1949—1978)古籍整理事业经历了起步、发展、重创与前行的历程:习仲勋关于成立古籍出版社的批示,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层面关于古籍整理工作的第一个文件,为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建立和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制定,标志着我国古籍整理事业进入一个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的崭新阶段;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创办,是20世纪我国古籍整理事业和教育事业的一件大事;以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为代表的一大批成果的出版,说明了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已取得初步繁荣;古籍整理现代范式和标准的确立,开启了古文献学科研究的新篇章;"文革"爆发,使古籍整理事业遭受重创;"四人帮"覆灭,经历了30年曲折前行的中国古籍整理正蓄势待发。     

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绍评

《“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是台湾图书馆界在古籍整理研究方面重大成果之一.古籍整理,首先应由古籍书目的统计、整理始,而善本书目在一切古籍目录中尤为重要,所以《“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的编印出版,不仅是台湾图书馆事业的重大成绩,也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和古籍整理研究事业的重大成果.它可与1986年大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现只见经部)成为双璧,可谓炎黄子孙的共同文化遗产,弥足珍贵.     

总结经验任重道远再创古籍整理事业新局面——全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座谈会召开

为了充分发挥陕西化资源大省的优势,再创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新局面,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明建设、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化、为西部大开发中的化建设服务,2004年11月18日,全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座谈会在西安隆重召开。会议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回顾总结全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成绩和经验,分析研究当前形势下全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目标和任务。     

关于开展广西古籍整理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城区)地方志办公室:广西古籍(包括旧志)的整理和抢救工作,对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以及广西经济发展和建设文化广西,都具有重要的意义。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江泽民同志也很重视古籍整理工作,1992年为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题词:“整理出版古籍,继承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全区的古籍整理工作,自治区人民政府已于2005年10月明确由自治区地方志办…     

文献书目微机处理研究报告——利用计算机整理及检索现存古籍书目

把计算机运用于古籍整理研究,是将现代科技手段与古代文化相结合的一个综合研究领域,这是一个十分有生命力的研究课题,一九八三年第四期《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中有关利用微机进行古籍整理方面有这样一段话:“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加上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者和计算机工作者的合作,计算机一定能够帮助我们在古籍整理研究方面做更多、更复杂的事情,我们相信,古籍整理研究手段的现代化和方法的现代化,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多年来,许多人一直在为探索古籍整理研究手段和方法的现代化而奋斗,目前,我们所做的文献书目微机处理试验,就是为古籍整理研究提供了现代化检索手段,下面就将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做一汇报。     

古籍标点中两个应注意的问题

我这篇小,是想就目前出版的我国古籍整理书籍中两个标点问题提出供大家讨论。这两个问题看起来并不大,但牵涉面却很广,而且还并不是“无伤大雅”。1991年10月,我在担任中华书局总编辑期间,曾由总编办公室出面,请中华书局内部几位对古籍点校有经验的同志,包括曾任中华书局副总编、古籍整理研究专家赵守俨先生,经集体讨论,写成《古籍校点释例》一,刊于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品》1991年第4期。《释例》前有一说明,中云：“为进一步提高古籍整理的质量,尽量减少校勘和标点中的错误,我们根据实际工作     

《近代出版家张元济》

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王绍曾先生编著的《近代出版家张元济》一书,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张元济（1867—1959）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出版家、版本目录学家、校勘学家。他自1902年投身商务印书馆工作,半个多世纪,为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受到人们的敬仰。近几年国内外学者都注意对张元济的研究这对于研究我国近代史,文化史,出版史,校勘学史和古籍整理工作,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但至今尚无系统、详尽评述张元济生平事绩的著作问世、本书作者根据其早年与张元济共事之体察、根据多年积累掌握的大量有关材料,编著成书,弥补了这一缺陷。该书是目前研究张元济较为完整的专著。 全书分四个部分:（一）张元济的家世和生平;（二）近代出版事业的开拓者;（三）从戊戌新文化运动到“五四” 前后;（四）整理出版古籍的丰硕成果。作者在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古籍整理出版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受到重视和支持,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重视之程度和支持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本文分全国和广西两个层次简述。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发展情况近60年来,中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走过了一条曲折前进的道路。1957年以前,主要由一些出版社从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如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整理出版了《水浒》等古典名著的新校注本,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全国最著名的史学家精心整理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1957年1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批准了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关于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近期规划专家座谈会综述

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近期规划专家座谈会于2004年12月28日在省社会科学院召开。来自西安有关高校、省直机关从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专家近二十人参加了会议。座谈会由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杨学义研究员主持,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余华青教授代表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领导小组对各位专家前来参加会议表示欢迎和感谢。余华青简要介绍了二十余年来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情况和近期工作情况,并就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近期规划草案谈了看法。参加会议的各位专家对我省古籍整理出版近期规划充分地发表了意见。     

古籍整理要面对现实

1981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古籍整理的目的说:“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六、七年来,由于党中央的重视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先后在各高等院校成立二十几家古籍整理研究所,专业人员已达五百多名,促使古籍整理工作得到蓬勃的发展,成为建国后古籍整理的最佳时期。但是“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的目的究竟实观了多少?恐怕不仅一般关心古籍整理的人士说不清,我看连从事古籍整理的专业人员,心里也不一     

新时期党内纪律检查工作的卓越领导人——陈云

纪律检查工作是党建工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紧紧抓住党风问题 ,是陈云同志指导纪律检查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 ,中纪委在陈云同志有关指示精神的指导下 ,集中抓了为刘少奇同志平反和康生、谢富治两个阴谋家的审理案件 ,对于明辨“文革”中的是非 ,实现拨乱反正 ,起到了重要作用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 ,陈云同志一再提醒全党和各级纪委 ,一定要严防改革开放可能带来的消极东西 ;从严执纪 ,是陈云同志的一贯主张 ,在纪检队伍的建设中 ,陈云同志特别强调了干部素质问题 ,陈云同志对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纪律检查工作作出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 ,他所形成的思想成果 ,是邓小平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余记》所见汉籍考

傅云龙是近代海外访书的先行者之一,他在奉旨游历海外时,曾在日本见到过诸多珍贵汉籍,并对其中的部分古籍进行了考证,甚至还有过刊刻海外汉籍的活动。本文主要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傅云龙所著《游历日本图经余记》中涉及的日藏汉籍予以考察,在考订这些海外汉籍的版本、流传等问题的同时,并对傅氏的某些考证中存在的问题予以订正。     

毛泽东论中国大革命胜利考析 --兼论对陈独秀的历史评价

对于中国大革命,人们历来认为它是失败的.毛泽东却在不少文章和讲话中谈到大革命(毛泽东习惯上称为北伐战争)的胜利,这给了我们评价大革命以新的启示和思考.过去所谓大革命的失败,通常是指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屠杀人民,进而又使北伐剩下奉系军阀残余势力未能最后消灭.其实这不能界定为大革命的失败:因为蒋、汪不是大革命的目标,北洋军阀才是这次革命的对象,北洋军阀不久就彻底覆灭,北伐(大革命)本身是胜利的,消灭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已叫土地革命战争了.过去把胜利了的大革命一直说成是失败,最主要原因当是大革命时的中共主要领导人陈独秀长期受到批判和不公正待遇.现在随着对陈独秀的客观公正评价,应把对大革命的错误结论矫正过来.     

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反应(1966～1968)

196 6年 7月 ,迫于国际局势的压力 ,约翰逊政府提出了“遏制但不孤立”中国的政策 ,但该政策提出后并没有得到有始有终的实施。美国学者的一种观点认为 ,其原因在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阻碍了美国的外交努力 ,使中美之间失去了一次改善关系的重要机会。然而 ,美国国务院最新解密的外交政策档案显示 ,这一观点的准确性值得怀疑。美国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反应有自己的政策考虑 :它为中国这场内乱设定了目标 ,即希望这场运动导致中国政局发生有利于美国的变化。 1 96 7年中后期 ,随着“文化大革命”局势的渐趋稳定 ,美国的期望落空 ,美国政府内强硬派人士拒绝进一步尝试新的对华政策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述论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思想界矛盾斗争的产物,是在陈翰笙领导的农村调查的基础上产生的,还与陈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受阻有关。它从1933年成立到1951年解散,工作重心和会址数度变迁,在各地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活动。该会具有鲜明的学术特色;保持"合法性"是其在国统区生存的基本策略;中共对该会的政治指导是通过在其中工作的中共党员的自觉行动实现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是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冻独秀与中共五大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于大革命危急时刻的 192 7年 4月 2 7日至 5月 9日。几十年来对五大的评价及陈独秀在五大的连任问题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主要根据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 ,通过梳理陈独秀与中共五大的关系 ,得出与传统看法不尽相同的结论 :五大的实际主导者不是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而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 ;五大有明显的缺陷 ,但不能全盘否定 ;陈独秀在五大的连任是历史的必然 ,并不是大革命最终失败的决定因素。     

1956年陈云代理总理期间处理外交事务的实践与经验

1956年11月下旬至1957年2月,在周恩来总理应邀出访亚欧11国期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商业部部长的陈云代理了国务院总理职务。陈云代总理在国内处理一系列国务要事的同时,处理了涉及苏联援华专家、对阿援助、对罗贸易和中南关系等多方面的外交事务。虽然陈云不是专门分管外交工作的,但是,他在处理涉及四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外交事务时,始终关注国家利益、心系民生,实事求是并坚持增信释疑,圆满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付的重任和嘱托。     

China and Albani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Cold War Relations

During the central decades of the Cold War, China was Albania’s only ally.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se how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ffected Sino-Albanian relation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events in China threatened to undermine the Sino-Albanian alliance, because Albania did not endorse mos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 policies, but supported it only for the sake of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benefits received from this alliance. In a time whe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used enormous difficulties to the Chinese economy, Albania nonetheless received an increasing amount of aid. Based on recently released archives, this case study sheds light on this underexplored Cold War alliance and adds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ad implications beyond China’s borders.     

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成为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原因探析

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在党内长期的地位和威望,是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成为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历史条件;二、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历史关头所起的重要作用,是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成为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现实基础;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冲破原定议程.扭转会议方向,为中央人事调整开辟了道路;四、邓小平、李先念等人的一再提议,以及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代表的强烈呼吁,直接推动了陈云在中共中央领导职务的恢复.     

邓小平和陈云对"大跃进"的认识

邓小平和陈云对"大跃进"认识的相同点为:他们都希望我国工农业生产和建设发展得快一些,但又认为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他们起初都是从积极的方面看待和支持"大跃进"的,后来看到"大跃进"运动中出现一些"左"的错误,思想认识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不同点为:"大跃进"运动之初,邓小平表现比较积极,而陈云则相对冷静;对于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邓小平是没有反对,而陈云是没有说话;邓小平后来多次谈到"大跃进"并进行反思,而陈云则很少谈及"大跃进"。邓小平和陈云对"大跃进"的认识存在不同点,其原因是:他们在"大跃进"运动中承担的领导责任不同;领导经济工作的思路不同;工作经历和在党中央的领导分工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