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

<正>旅游开发作为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实力所普遍采用的方式,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本质上体现为一种辩证的矛盾统一关系。一、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关系我国二十多年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实践与理论探讨中,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关系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旅游开发带来的浓厚商业文化侵蚀着民俗文化;旅游开发带来的强势现代流行文化冲击着民俗文化。受到侵蚀、冲击的民俗文     

民俗文化档案化保护的动因与原则分析

民俗文化的档案化保护,能弥补现有民俗文化保护模式的缺陷,也是档案部门的基本职能,依赖于信息技术的有力支撑。在民俗文化档案化保护过程中,应坚持动态持续、全面多样、差别平等及易获取性的原则。     

地方志与民俗文化

地方志是记载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民俗文化是地方志记述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民俗人志由来已久,而且日趋系统完整。民俗文化的记述在地方志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续修地方志更应加强民俗文化的记述。     

从岭南民俗文化的历史背景说到广东民性民风的特征

位于中国大陆南疆滨海之区的广东,有着早期人类生存开辟的悠久历史。中国自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东西南北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便开始出现了。可上溯到父系氏族公社形成之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岭南的原始人群落,只能独自活动在这块可供采集捕捞为生的土地上。古代广东地旷人稀,且多密林深谷和沼泽,北被峻峭重叠的五岭所阻隔,与中原交往不易,难以接近肇源于黄河流域早已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古代文明。而南面烟波浩渺的汪洋大海,更是茫茫不可窥测,属于既不可即亦未能知的另一世界。就那个历史阶段而言,岭南地区的社会发展滞后,乃是无可讳言的史实。     

南北民俗文化比较研究学术会

由中国民俗学会、黑龙江省文联及民间文艺家协会、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心、牡丹江师范学院中文系、牡丹江市文联及民间文艺家协会、绥芬河市委宣传部联合发起,牡丹江师范学院中文系与深圳特区文化     

试析海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档案化保护的基本对策

在国际旅游岛背景下,海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档案化保护应该强化意识,完善管理机制,进行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普查;在此基础上,应加大资金投入,尽快开展海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档案库的建设并形成有效的监督。     

青海民俗文化的现状分析

开发青海民俗文化,尽管创造了一定的经济价值,但受到的破坏远远大于保护;保护青海民俗文化。目前还处在大造声势的阶段,保护口号远远多于具体措施。     

浅谈黑龙江民俗文化

<正>民俗文化,是指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也泛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中集居的民众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是在普通人民群众(相对于官方)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象。它具有普遍性、传承性和变异性。民俗既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又是一种历     

民勤民俗文化概述

民勤古为丝路重镇,历史文化灿烂悠久,自有人类生息2000多年来,创造了风情独特的民俗文化,是甘肃的＂文化之乡＂。本文对民勤的节日习俗和饮食习惯进行了概述。     

民俗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民俗博物馆建设

民俗文化遗产,体现出某一地区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共同心理、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等方面的特点,既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又是地域文化的象征,极富独特精神价值。而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格局下,不计其数的民俗文化遗产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对它的保护成为亟待研究的课题。广大民众既是民俗文化遗产的保护者,也是它们的享有者,唤起民众的广泛参与成为实施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民俗文化遗产保护的提出,对于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民俗文化遗产只有植根在民众土壤里才能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这是保护的最高境界。     

长江流域早期玉文化初论(上)

在进入人们生活领域的众多物质形态中．大概没有哪一种能象玉那样深刻地影响过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专家们认为“东西方最早的基本差异即新石器时代发达玉器化之有无”。迄二十世纪．金玉两分别为西方和东方人类物质化最高的代表。     

长江流域早期玉文化初论(下)

在长江流域,玉从一开始就几乎未进入过物质生产领域,而是一直作为精神化产品即“形而上”的物质载体而出现的,是美化、通灵、礼神、财富、权力、地位等等的象征物,包含着哲学、思想、宗教、艺术、心理、美学、工艺、制度、礼仪、习俗等等复杂的内涵．     

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差异论

在民俗文化研究中,城市民俗文化研究正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势头蓬勃兴起.这种原因不仅在于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城市民俗文化越来越成为当今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引起学者们的注意,而且还在于城市民俗文化因具有与农村民俗文化极为不同的风格而激发着学者们的兴趣.……     

论闽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社会性质

闽江下游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据目前考古研究,主要是以昙石山下层、中层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关于这时期的社会组织形态,有关的资料还不多,特别是直接能说明问题的材料更是凤毛麟角。因此,在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看法只是在一些文章中简单地     

民俗——日常情景中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民俗和人类的精神生活有着天然的切合。相对于人类在社会上的外在活动,精神生活是人类内在创造、传递和体验精神价值的心意活动,而民俗则是人类日常情     

民俗与身体——美国民俗学的身体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对灵肉二元论的反叛,身体成为西方人文社会各学科持久的热点之一。1989年美国民俗学年会上,民俗学家凯瑟琳·扬依照民俗(folklore)的构词法,创造性地提出"身体民俗"(bodylore)一词,着力于探讨有关身体的民俗或知识,特别是身体如何参与构建社会意义。本文主要追溯美国民俗学身体转向的社会与学术思潮背景,勾勒其基本理论视角与研究路径,并指出身体性、身体知识是民俗知识的根本属性之一。     

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评何学威《经济民俗学》

文化和经济是一个复杂的、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有机体系。在以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和以知识驱动为基本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文化与经济的依存关系越来越突出，文化与经济越来越息息相关。作为综合国力一个重要构成要素的文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21世纪的经济发展格局。因此，近年来学术界广泛关注经济一文化的研究。在这种背景下面世的何学威先生的《经济民俗学》是在民俗学领域里率先涉及经济民俗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以民俗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集中考察民俗文化在经济生活中的应用心理、应用过程与应用效益的论著。拜读这部有新思路、新见解的新著令人耳目一新。     

Archaeology and Folklore of Material Culture, Ritual, and Everyday Life

Archaeologists often make distinctions between ritual material culture and everyday or utilitarian material culture. I examine this differentiation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s among material culture, ritual, and everyday life. Using folklore recorded in Scotland in the seventeenth to twentieth centuries, I suggest another, continuum-based model, and suggest how this model can enrich archae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s and beliefs that form the cultural contexts for the artifacts, features, sites, and landscapes we study.     

论马桥文化的起源

众所周知,马桥文化是太湖地区一支夏商时期文化,然而对其起源问题,学界一直争论较大。近些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浙西南和闽北的肩头弄文化大量北上涌入太湖地区是马桥文化形成的主要来源,其数量甚至超过了马桥文化中的良渚文化因素。当然马桥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多少接受了中原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的一定影响。总之,马桥文化是从浙西南和闽北地区移民来的文化观点似已趋于为大家所公认。然而,年来《南方文物》先后收到两篇有关马桥文化探源的论作,它们各自对上述较公认的观点都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挑战,甚至是截然不同的观点,现一并予以刊载,期盼能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讨论。《论马桥文化的起源》一文所持观点,不仅与前述学界一般所公认的观点截然不同,与《试谈马桥文化的泥质红褐印纹陶》中的观点也判然有别。此文在分别对马桥文化和肩头弄文化的第一、第二、第三单元的文化特征、年代逐一进行介绍和分析后,特别详细介绍了近十余年来闽北地区的一些重要考古新发现材料,如光泽马岭遗址、武夷山市的葫芦山遗址、邵武斗米山遗址和浦城猫耳山遗址等,指出这些考古学遗存除有的下层有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外,其出土器物与浙西南肩头弄第一至第三单元的基本一致,表明它们属于时代相近的同一类文化遗存。这类遗存有着自身的文化发展系列,福建有的考古学者将其称为"马头类型",焦天龙则认为,考虑到武夷山市的葫芦山遗址发掘时间最早、发掘规模最大、获取资料又较丰富,建议将其统一称为"葫芦山文化"。此文在对分布于浙西南和闽北地区的葫芦山文化与太湖和杭州湾地区马桥文化进行比较后,认为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过去将肩头弄的所谓"第一单元"陶器群作为马桥文化的祖先文化带有很强的假设性,缺乏系统考古材料的支持。根据碳-14测年数据,两者的年代范围基本是重合的,葫芦山文化的主体年代应在距今3500年至4000年之间,马桥文化的年代则为距今3200年至3900年,所以不存在两者有前后传承关系。从陶器和石器群特征看差别更是巨大,最明显之处就是葫芦山文化根本不见鼎、甗等三足器和觯、觚等饮器,而鼎、甗、觯、觚等则是马桥文化主要器物。即便是两地均有的罐类器,除共有凹底特征外,其他在陶质、陶色和装饰纹样等方面,均差异很大。葫芦山文化的陶器群绝大多数都通体施加黑衣,但黑衣陶在马桥文化中只占少数。在石器特征上,两者的差异更大。葫芦山文化根本不见马桥文化的有段石锛和斜柄石刀。到目前为止,葫芦山文化仍未发现任何青铜器,很有可能仍处于新石器阶段,这也与马桥文化有很大不同。为此,作者认为马桥文化的主体不是发源于浙西南和闽北地区,而是另有来源。由于目前对处于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间的广富林文化的认识还很不全面,马桥文化是否是广富林文化的延续目前还无法作出判断。所以,从现有材料分析,马桥文化很可能主要是外来北方文化因素与环太湖地区原有的文化的混合变化体,在文化形成过程中,也接受了来自南方的一些影响(如鸭形壶、凹底罐等)。对焦天龙先生所持马桥文化之源的上述观点,当然我们尚可深入探讨,但文中特别重视和引证福建闽北地区一系列考古新发现材料确是很有意义的事,我想,随着今后浙西南地区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初期即早期文明的面貌必将日趋清晰。对马桥文化之源的探索,我不曾深入研究,但有一点笔者认为必须特别关注的是,即焦先生在文中提到的介于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间的广富林文化。近年来,上海考古学者对松江广富林遗址的发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发现了众多的考古遗迹和大批文化遗物,随着今后资料的公布,相信对探索马桥文化之源会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