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期山西商人妇的社会地位

晋商作为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雄霸于中国500年。但论说晋商的辉煌业绩,往往忽略了女性的功劳。本文拟从分析商人妇在家庭和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和所享有的权利两方面来考察山西商人妇的社会地位,并具体分析形成此地位的原因。笔者认为在清朝前期,在务商的大环境下,妇女的社会地位相对于男性、相对于商人妇自身的付出是低下的,是不相符的。     

从社会史的视野研究商人阶层─—评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

从社会史的视野研究商人阶层─—评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杨春雷唐力行先生一直致力于商人阶层的研究,其新著《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８月出版）总结性地反映了他在这一研究领域中的主要成就。本世纪来,偶有的研究商人的几部论著都局...     

广东商人与近代广西城镇私营金融行业

在近代,广西属于珠江三角洲市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表现在金融领域,港桂、粤桂之间金融业务在广西金融总业务中居于主要地位,广西私营金融业的主干是由粤商营造的,如银钱找换业、银号业、银楼业、私营银行业和兼营金融业大部分都是广东商人和香港商人开办经营的,本文对此进行实证。     

论清末广东商人政治活动的尝试

20世纪初,广东商人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他们通过成立广州总商会、粤商自治会等实现了组织型态上的重要转变,希冀振兴和保护商业。但商业的顺畅与否,常与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因而,广东商人发动了许多保护国内产业的政治活动,比如抵制外货运动、参与一些国内政治事务等等,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政治参与意识的成长。     

洞庭商人的经营方式与经营手段

洞庭商人的经营方式与经营手段范金民大约自明中期起,著名的地域商帮如安徽商人、山西商人、陕西商人、广东商人、福建商人、江西商人和龙游商人等在商品经济的舞台上开始活跃起来。在苏州西南太湖中的洞庭西山和东山,也崛起了一个四出经营、颂之人口的洞庭商帮。就兴起...     

“弃儒就贾”本义考——明清商人社会地位与士商关系问题研究之反思

"弃儒就贾"是讨论明清商人社会地位与士商关系的一个重要论题。一些学者视"弃儒"者为儒生或士人,将"弃儒就贾"之风作为明清商人社会地位提高与士商融合立论的起点或依据,进而提出所谓的"新四民论"和"士商相混"说。本文通过对"弃儒就贾"本义的考证后认为:一是此处之"儒"是指科举士子的举业,而非"四民"中的士;二是"弃儒"行为的发生与"弃儒"者儒学水平之高低并无必然联系,即"弃儒"者不一定是儒生或士人;三是"弃儒"不一定"就贾"。因此,"弃儒就贾"之风与明清商人社会地位提高、士商融合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对所谓的"新四民论"和"士商相混"说似有进一步检讨的必要。     

清末实业教育兴办中的商人及商人组织

提起商人,人们联想到的或是锱铢必较、惟利是图的奸猾市侩,或是结驷连骑、纵横捭阖的巨商大贾。事实上,历代商人同样多有救灾恤贫、修桥铺路、助建书院、匡扶教育的善举。清末“重商主义”推行,使得商人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凸显,政治影响也愈益突出。尤其是以商会为代表的新式商人     

我国商人流迁机制研究

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跨区域性流动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分析探讨了我国商人流迁的机制。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互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平衡性与商人趋利求富的内在本性的统一、农村结构变革的内在矛盾与户籍管理制度的约束构成了流动商崛起的宏观背景与机制;比较利益的驱动与预期收益的差异、流动商自身素质的差异、文化观念的嬗变及社会关系网络等成为影响商人流迁行为的微观机制。     

论明清商人商业观的二重性

在中国封建社会 ,商人备受摧抑 ,逐渐产生了人格的自卑。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健康人格逐步形成。他们把从事商业视为人生价值实现的方式 ,认为士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历史的阴影尚未从明清商人的心理完全褪去 ,旧的观念仍在左右着他们。明清商人的商业观呈现出二元的特点。这是由明清时代的矛盾性所决定     

商人屡迁中的汤毫

不常其邑、屡迁其都是商人的一大特点,它成为探讨商人活动地域的依据.屡迁之邑,是指商先公、先王的居邑或都城(以下概称为都邑).各都邑由何王(公)所迁,迁在何处,前人有过不少论述.     

商人屡迂中的汤亳

不常其邑、屡迁其都是商人的一大特点,它成为探讨商人活动地域的依据。屡迁之邑,是指商先公、先王的居邑或都城(以下概称为都邑)。各都邑由何王(公)所迁。迁在何处。前人有过不少论述。     

为何古代商人多重信誉

俗话说“无商不奸”。此言一语道破商人唯利是图的嘴脸。但此言对商人而言也是不公平的。人分三六九等,商人岂能一言以蔽之？古代商人地位低下,是因为那时是农业社会,而且有些商人确实唯利是图,然而,另一方面,这也促使有些商人立誓以诚信的面目出现。或许是商人们为了表明自己公平买卖的决心,三大吉星（福星、禄星、寿星）被当成了赌注,这还要从中国的老秤说起——     

谈一版新缀卜辞中的“商人”和“中商”问题

林宏明先生新缀合的一版卜辞中,"商人"、"中商"与东西南北四方或四土相对。"商"处于天下之中,故称"中商"。"商人",指商之族群。商、中商概念的合一,说明卜辞中的商地指以安阳殷墟为中心的王畿区域。     

郑州地区商后期商人聚落研究

本文梳理了近年来郑州地区商后期的考古发掘材料,并结合甲骨、金文相关资料,发现殷墟文化三期是郑州地区商人聚落重新调整的定位阶段,郑州商城在殷墟文化四期后彻底失去了旧王城的荣光,不见商人聚居踪影。至商代末期,枯河与索须河流域沿岸的商人聚落有了较大的发展,不仅有新兴城邑,还有多处中、小型聚落。     

罗马教廷与商人关系的历史考察

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古教会因其抑商而成为西欧社会转型的障碍。但从长时段的现实经济生活层面看,实情要远为复杂。即如教廷与商人的关系而言,在中古时代更多的是相互利用,商人为教廷服务,后者则提供保护。到近代早期,教廷变为依赖商人借贷生活,商人则通过教廷的这种依赖,最后跻身于教会贵族的行列。商人银行家集团在教廷中的兴起为资本主义的兴起与社会转型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社会文化环境。在西欧社会转型过程中,天主教更多的是被迫去适应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趋势。     

徽州商人的绅士风度

16世纪后,贾而好儒的徽商不再是简单模仿士子的风度,而是以商业为功名进行价值观的整合,认为“学者以治生为本”,从而实现与士绅的合流。徽商具备了士绅的使命感、道德关怀和儒雅风度。他们在争“功名”时,与白头进考场的书生一样,往往有百折不回、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徽商价值观的整合虽然增强了商人的自信心,并给传统社会的四民等级带来一定的冲击,然而士商合流所造成的绅商风度却是从根本上消除了商人的独立性。处处以绅士风度自律的商人与传统政治势力更为紧密地粘合,使他们根本不可能成长为欧洲历史上的第三等级,从而成为封建制度的掘墓人。     

商帮史研究中商人身份的判定问题——以徽商研究为例

准确判定商人身份,是商帮史研究立论的前提和基础。在以往的徽商研究中,对徽商身份的判定存在三个值得注意的普遍性问题:一是将"徽商之子"视作"徽商",其结果是对明清士商关系和商人社会地位变化的讨论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二是"徽商"概念扩大化,即将历史上的宁国商人等其他地域商人纳入徽商研究范畴,或将非徽商资料误为徽商资料,从而模糊了徽商研究的学术边界;三是将"徽商"与"徽州籍商人"等同起来,从而忽视了商人的自我认同,或将"徽商"概念推及长期与徽州几无联系的徽商后裔,从而无助于揭示徽商问题的本质。在今后的商帮史研究中,研究者应高度重视对商人身份的判定,严格恪守史学的求真原则和历史原则,同时也应注意制度与"人"的结合。     

甘肃近代商业和商人的兴起及特点

在农业占绝对优势的传统社会,商业处于辅助地位,商人社会地位低、社会影响小。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侵入,商人力量渐兴,社会影响力增大,逐渐成为有影响的社会阶层,也成为构成近代城镇市民的重要力量。本文以甘肃近代商人的兴起为线索,研讨甘肃近代商业和商人的特点以及他们对近代社会的影响,从中透射出近代社会变革的脉络和痕迹,为认识今天的社会变革提供了借鉴。     

近代早期英国商人的婚姻取向及其影响

近代早期是英国由农本而重商的转型时期．商人日益成为社会经济舞台的重要角色。商人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的变迁,不仅与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而且与其婚姻取向以及由此而来的婚姻关系密不可分。商人阶层内部以及商人与其他社会阶层特别是贵族、乡绅之间的通婚,无论对商人个体抑或群体都具有重要意义。     

周原出土商人庙祭甲骨来源刍议

不仅从我国古代宗法制度的考察,可以否定周人在周原立商王庙并祭祀商先王的说法,而且H11:1、H11:84、H11:112、H11:82等庙祭甲骨本身的解读(特别是祭及商族先王成唐、大甲等)和刻辞行款的分析,也更说明了这些庙祭甲骨应为商人之物。但是,这些商人庙祭甲骨在周原出土却是事实。为什么商人庙祭甲骨却在周原出土呢?这是在否定了这些甲骨为周人所有说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