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夏大学王伯群校长身边的岁月

由王伯群先生创立、素有"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之称的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主要前身),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和大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具有重要价值。2019年是王伯群先生逝世第75年,也是大夏大学成立95周年。本文作者吴照恩先生,既是王伯群同乡,又是前大夏大学附中部主任,其人虽已作古,但2004年写就的此文却从未面世,现予以刊发,作为对那一代献身教育人士的崇敬与怀念。     

魅力附中

远离闹市喧嚣,独占一方宁静。有人说,附中的魅力就在于她慎聘良师的传统。《青年近卫军》中有一句话:“在每个人都能读书的国度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就掌握在教师的手中。”而附中的校友们说,附中之为附中,就因为附中有着不做教书匠而要做教育家的教师。有人说,附中的魅力就在于她校风诚朴的氛围。     

护国三杰——蔡戴陈

这幅翻拍的照片,是贵阳供电局的退休工程师吴尚志老师提供的,他说是王伯群先生之女王德龄赠送他父亲的。他父亲吴照恩先生是兴义人,抗战期间毕业于贵阳大夏大学,深受校长王伯群器重,聘为大夏附中部主任。又说照片上的三个人他只知道中间着戎装的是蔡锷,另两人不知,我告诉他蔡锷右手边的是戴戡,另一个不知。     

抗战时期大夏大学与贵州大学的缘起缘落

正抗战时期,西迁贵州的私立大夏大学由于办学经费极度拮据,数次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国立。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匮乏的贵州省也正努力向教育部申请重建国立贵州大学。教育部便借机施一石二鸟之策,拟将大夏大学与贵州农工学院合并,更名为国立贵州大学。正是此举,使得大夏大学与贵州大学之间结下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因缘。     

大夏大学1932年财政危机史实发微——以《王伯群日记》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记载时间跨越三十年、有着百万字内容的稿本《王伯群日记》是近期出现的民国史研究的大宗资料,其中有王伯群作为民国政要参予国家决策的诸多珍贵记载,包括他参加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社会活动的详细情况。当然,更包含他作为大夏大学校长殚精竭虑为大夏大学谋发展的种种事实。文章梳理了稿本《王伯群日记》中有关大夏大学1932年财政危机的记载,还原了王伯群、欧元怀、何应钦等人在大夏大学内外交扰的困境下,不避险阻迍邅,同舟共济、戮力自救的历史细节,特别是在长期财政困境的逼迫之下,王伯群及大夏师生不畏艰辛,锐意进取,从而创造出民国教育史上"以极少钱收极大效果"的"大夏传奇"。     

抗战时期的部校之争与政学关系——以私立大夏大学改国立风波为中心的研究

抗战期间,内迁贵阳的私立大夏大学因经济困难,不断向教育部申请改为国立。教育部部长陈立夫鉴于贵州缺乏综合性国立大学,出于合理分配全国高等教育资源的考虑,以大夏大学更名贵州大学作为允改国立的条件。大夏大学以校董会中的中央要员为后援,数次与教育部博弈,维持了私立身份并获得高额补助。在大夏大学改国立的风波中,无论是整顿教育手腕强硬的陈立夫,还是支持陈立夫的蒋介石,最后均向校方让步。在抗战中大多数资源掌控于国家、民间社会弱小的前提下,私立大学唯有寻求政治的支持才能获得生存发展,然而,此种政学结合又不可避免地会给国家的教育行政造成一定困境。     

学校易名念先贤 身世浮沉志不移——怀念老校长王伯群先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沿海地区学校内迁。大夏大学原设立在上海梵皇渡（今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王伯群,系贵州兴义人（曾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学校内迁时,他即决定将大夏大学迁到贵阳。并开设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教育学院及师范专修科。     

大夏精神继往开来

正1946年10月,大夏大学回迁上海。从1937年西迁贵州,到1946年返回上海,这8年的艰苦岁月,是大夏硕果累累的黄金时代,使大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大夏迁来贵州时有300师生,离开时已有1800师生,对贵州文化发展尤其是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大夏大学迁入贵州的专家教授,半数以上有留学背景,在各自领域都颇有建树。大夏大学一方面从事教学,另一     

何应钦与大夏大学

正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的何应钦,有两次被提议为大夏大学董事长。第一次是由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提议。1933年夏,王伯群与副校长欧元怀等商酌,自己拟辞董事长,推何应钦继任,结果被否定。大家不赞同的理由是两人谁做都一样,当此风雨飘摇之际,任一职与两职都须付诸努力。第二次,提议人是立法院院长孙科。1942年春,王伯群造访立法院院长孙科,声明请他担任大夏大学董事长。孙科强烈主张推何应钦,说无论是贡献度还是影响力,何为最合适人选。结果王伯群不赞成。     

大学西迁,大夏大学到贵州

正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淞沪会战拉开序幕,大夏大学开始西迁。最初,大夏、复旦、光华、大同四所著名的私立大学,准备组成联合大学,后因意见不合,光华、大同两校退出(其后光华大学迁往成都,大同大学留守上海),改由大夏与复旦两校合并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联合大学,迁往江西庐山牯岭。大夏大学首批师生在副校长欧元怀的带领下,携带图书、仪器、档案由上海西站出发,经沪杭铁路、浙赣铁路、南浔铁路     

鲁迅在大夏大学的两次演讲

关于鲁迅在大夏大学演讲的相关内容,流传最广的说法应该是由茅盾、巴金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忆鲁迅》一书中的记述。遗憾的是,由于书中郑伯奇的错记,《忆鲁迅》一书中将鲁迅大夏大学演讲的题目和内容搞错了。对于这其中的错误,有学者在不断地进行考订修正。而笔者长期以来对这一问题也较为关注和熟悉,因此不揣鄙陋,拟在前人的基础上,将此问题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正本清源,以免讹误再度传播。     

书画赏析

冯楠,贵阳市人,1917年元月生。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九三学社社员,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长。1941年毕业于贵阳大夏大学     

记我的父亲吕白华

<正>吕白华,字剑吾,笔名白华。浙江新昌人,民国时期知名作家、书法家,作品涉及散文、小说、诗歌等。酷爱旧体诗,为邓散木和施叔范组织的诗社“哭社”成员。他是一位高产作家,曾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在《社会日报》《新闻夜报》和《上海生活》上发表了六百多篇散记、诗词、散文和短篇小说。曾在光华大学、之江大学、大夏大学等校任教,著有《一尘草》。     

林志纯

林志纯先生（笔名日知）,1910年11月11日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43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现任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名誉会长。     

回忆母校山大附中

这次回到太原探亲访友,不禁忆起当年我在太原上学读书的山大附中.当然,这已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但惟其如此,才觉得值得记忆和怀念.山大附中,是当年山西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原为山大预科,后改称附中,地址即今侯家巷师专校内.这所学校,由于和本科     

四课型单元教学法在历史教学中的试验

在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的指示指引下,我市许多青年历史教师围绕着中学历史教学方法的改革,大胆实验,创造了许多新的教学方法。合肥工大附中郑群老师在初二(3)班试行的“四课型单元教学法”就是其中一种新的教学方法。     

百年名校，助您成才——前进中的贵州师大附中

贵州师大附中创建于1901年,现为贵州省首批省级示范性高中,全国首批科研兴教示范基地,全国十五规划重点课题实验学校,全国学法研究名校,贵州省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贵州省教师现代化教育实习基地。100多年来,学校经过达德学堂、正谊中学和南明中学、省立贵阳二中、贵阳师院附中、     

抗战时期大夏大学学者与贵州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研究

抗战军兴,上海的大夏大学迁到贵阳办学,吴泽霖、陈国钧等多名学者对贵州少数民族社会生活进行调查研究,旨在整合贵州抗战力量,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教育发展以及地区平衡发展,开创了贵州民族文化研究的先河,在调查方法、文献资料及民族认知方面为学界留下了一笔珍贵的遗产,体现出了“学以致用”的学术旨趣和担当。     

读者来信摘登

<正>我是《炎黄春秋》的热心读者,看了2010年第4期的一篇文章"扼杀人才的‘不宜录取’"一文深有感触,我本人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我叫裴国成,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今年63周岁,在北京矿院附中退休3年了。我早年是北京钢院附中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被招工去了青海省,在青海西宁钢厂当工人。由于对"文     

我亲历的贵阳王伯群故居发还及其他

正从很小的时候起就知道,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先生是父亲的恩师。在我小时候,父亲曾经带我去过王伯群校长贵阳护国路圆顶房的家。见面后叫我给王校长和夫人鞠躬行礼,喊太老师和太师母。他们都很喜欢,叫我常去玩。可惜因为那时年纪太小,加之相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