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秘密北上参加新政协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集团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为了拉拢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元老和前辈李济深先生(广西苍梧人,号任潮,时任国民党军事参议院院长、军委委员、中央委员),蒋介石三次电催李济深上庐山“议事”。李济深抱着力谏的想法上了庐山,向蒋介石力谏发动内战的利害。但蒋介石根本不听其忠告。李济深对蒋介石不再存在幻想,他奋笔写了一封长信给蒋,尖锐地批评他反和平、民主、团结建     

挚友李新俊先生回国观光前后

李新俊,字柏林,广东梅县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北伐时曾在叶剑英麾下工作,后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九一八”事变后毅然回国参加救亡运动,担任防空学校政训处长。当时国事日非,外患日逼,他对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早有反感。“福建事变”后,蒋又莫须有地将其兄李安定(黄埔一期学生)秘密杀害,国仇家恨,迫使新俊外出香港,与我同去晋见李济深先生(尊称任公),聆听教示。1936年“两广事变”,新俊与我联络了百余名黄埔同学签名,于6月27日发表忠告蒋介石祸国殃民的公开信和揭露蒋罪行的告国人书,被蒋系特务追杀。     

张发奎军政生涯及其与广西的关系

文章扼要叙述粤籍军人张发奎一生的军事政治活动及其与汪精卫、蒋介石、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等要员之关系。着重介绍其联合桂系反蒋和他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在广西指挥抗日作战的主要情况。     

胡汉民汤山被囚

在蒋胡合作之初,蒋介石尚需要借助胡汉民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增强他排除异己力量时的政治筹码,以此显示南京中央的合法性.为此,他对胡表示尊重.不料胡在约法问题上对蒋寸步不让,而且据CC派往各地党部特务的调查,支持胡的人还相当多.1931初国民党各省区改选,“结果,胡汉民系占优势”.陈立夫就曾回忆道:“胡先生的势力很大,只要党能控制局面,他是党的领袖,就能保有很大的势力.”     

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与再起

1931年初,蒋介石因约法问题同胡汉民发生冲突,再度引起国民党的分裂,形成宁粤对峙。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迫使双方不得不由对峙走向和解,并最终导致蒋介石政治生涯中的第二次下野。但仅仅六周后,蒋氏又重返中枢。党内各派势力特别是最高领导层内部,从胡汉民、汪精卫合作反蒋,再到蒋、汪联手排胡,经历了一番新的分化和重组。国民党权力变迁的内在因素纷繁,蒋、汪、胡势力相互杯葛、妥协的心态各异。     

《大公报》与西安事变

70年前(1936年)的12月12日,在陕西西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亦即双十二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扣蒋于西安城内,逼蒋抗日。这其中《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1888—1941年)扮演的角色以及事变后该报向读者透露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特别是张季鸾与蒋介石、张学良之间的复杂而微妙关系,耐人寻味。     

珍贵史料 见证“闽变”风云

1933年11月,驻守福建的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联合国民党左派李济深。以及由黄琪翔领导的“第三党”等各派力量,提出联共、反蒋、抗日等主张,宣布与蒋介石决裂,另举义旗。     

《大公报》与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扣蒋于西安城内,逼蒋抗日。这其中《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1889-1941)扮演的角色,常常被人忽略。12月4日,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欲意迫使张杨继续“剿共”。5日,正在西安的张季鸾在华清池谒见蒋介石,告以西安谣言甚盛,流行的政治     

关于胡汉民被软禁汤山之经过

石柏林先生所撰《胡汉民与蒋介石斗争的“三个回合”》,文中述及胡汉民被软禁一节,是这样说的:“1931年2月28日晚,蒋以宴请议事为名,将胡骗到他的司令部.胡按约赴宴,可等待他的并不是宴会,而是南京警察局长吴思豫.吴拿着蒋介石圈阅过的一封控告信,指责胡犯了破坏行政、运动军队等多种错误.胡愤怒之极,叫出蒋介石当面责问,蒋无言以对,只得拂袖而去.这样,胡当晚就被软禁在蒋氏的司令部.第二天一大早,胡即被大兵押送到汤山软禁.”(《民国春秋》1997年第6期)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特别是软禁的地点变换了好多处,我且按时间顺序录出,愿作石文的一点补充吧.     

邵元冲谈1931年胡汉民被囚

１９３１年,蒋介石因围绕“约法”的政见之争,不顾舆论,不计后果,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先是拘禁于总司令部蒋自己的官邸,继则囚禁于南京郊外汤山俱乐部,再则先后幽禁于双龙巷胡的寓所及香铺营孔祥熙宅第,时间长达半年以上。胡汉民此次被囚,是民国史上各方瞩目、反响强烈的重大事件。有的民国史著作对此事件经过的记述未免简略,且词多含糊,看过之后,没有真切、详实之感,留不下,清晰、深刻印象。 胡汉民此次被囚之前,任职国府委员。立法院院长。时邵元冲任立法院副院长,是胡的副手,且是胡氏被拘的目击者、见证人。胡被拘期间,…     

张季鸾与抗战时期的中日和谈

卢沟桥事变爆发不到一个月,国民政府各种形式的对日和谈便开始了。这些和谈贯穿八年抗战的始终。其中以蒋介石、张群为背景,张季鸾本人及委托胡霖与日本在香港进行的和谈,便是上述和谈的重要部分。 张季鸾介入中日和谈是从“陶德曼工作”开始的。1937年11月5日,日本的“和平条件”经陶德曼转给了蒋介石。此后,蒋、陶开始接触。张季鸾作为蒋介石的特邀人物参加了会谈。经过讨价还价,蒋介石准备有条件地和日本达成和议。但由于日军逼近南京后增加了条件和日本政府缺乏议和诚意等因,和谈告吹。 蒋日议和之事传出后,舆论对蒋十分不利。张季鸾利用《大公报》于1937年12月5日、12月8日发表《德国调停之声》、《最低调的和战论》等文为蒋介石善后。文章中关于战与和的言论完全符合国民党、蒋介石在此事上的方针。1938年初,张季鸾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去香港。关于此行的目的,他在出发前向王芸生交代工作时说:“我这次到香港去,是受蒋先生之托,去向敌人撒一把迷眼的沙子。”以此为起点,他往来于香港和汉口     

胡适与蒋介石(1949—1950)

在中国政局发生巨变的1949—1950年,胡适、蒋介石在面对失败危机时,有着极为密切的合作。蒋介石对胡适极为倚重,他委托胡适赴美活动,后又委任胡为外交部长,都是为讨好美国,以获得美国援助。胡适对蒋介石的支持和拥护是无条件的。他受蒋之托前往美国宣传、游说,争取美援为蒋"辩冤白谤",竭力维护蒋介石的反共领袖地位。在敦促美国和国际社会不承认中共政权方面,胡、蒋也配合默契。胡适还以思想、文化为阵地从事反共斗争。胡、蒋所以能亲密合作,除了有共同的反共诉求外,还是二人互相需要、互相选择的结果。     

徐永昌与阎锡山（十二）

卅八、李宗仁出任代总统,阎锡山赴京商讨国事,国共和谈失败,太原解放1949年2月15日,阎锡山为催运粮食飞抵南京。16日下午即飞赴浙江奉化,谒见蒋介石。蒋对阎说:“省事小,国事大,万勿回并。我俩同德邻(李宗仁)共挽危局是最理想的。”(见《阎伯川先生随感录》),17日下午,阎锡山回到南京,当晚即与李宗仁进行长谈。当时,李虽为代总统,但蒋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掌握着实权,双方矛盾十分尖锐。阎锡山往来于二者之间,谈话内容虽未曾公布,但可以想象他在扮演着沟通意见、调解矛盾的角色。从此,他在叫嚷死守太原之外,又为自己开辟了一条出路。经过一个…     

阿德哥——虞洽卿

提到虞洽卿，过去人们对他多有贬斥，是因为他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在蒋反共夺权时助过一臂之力。那是1927年的事，“4．12政变”前夕的3月26日，蒋介石刚到上海、虞洽卿便连夜晋见，二人商谈很久。蒋打算委任虞为财政部长，但虞以自己“在商言商”予以婉辞，但同月31日，他以上海市商业联合会会长身份，支持江苏省及上海市财政委员会为蒋介石筹集经费，认销债券。     

李济深上海遇匪记

人们大都知道李济深在１９２９年初曾因坚决反对蒋介石在裁撤军队等问题上的独断专行而被蒋介石派人从上海诱来南京,加以绑架,押往南京东郊汤山软禁,引起舆论大哗,差点为此引发大战。年余后,直到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李济深先生才得以恢复人身自由。但他...     

蒋介石与华南抗战

1936年,两广"六一事变"之后,国民党中央恢复对广东的实际控制。其后,广东纳入准备和实现全国抗战的统一筹划之下,蒋介石开始对广东军政的具体领导和指导。在此期间,蒋介石对协调广东军政、指导对日布防投入了一定心力,曾设想以华南为第二大抗日基地;并捐弃前嫌,起用一批在内战期间曾参与反蒋的粤系将领。但蒋对于日军大举侵粤,在判断与指导上存在明显失误。他对华南地区的人事安排和调整未能尽如人意,军政之间长期不能配合;对失误较多的余汉谋等人过于宽纵,致使华南抗战工作遭受一定损失。     

蒋介石与中国农民银行

1930年11月,蒋介石刚结束对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于同年12月便开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军事“围剿”。“剿共”必然需要巨额经费,而当时宋子文掌握财政大权,蒋宋之间又存在矛盾,蒋用钱不免受宋的制约。所以蒋介石想另辟财径,首先想到的便是鸦片特税这一重要财源。于是,蒋介石背着国民政府,在汉口设立所谓清     

“新国民党”在海外的活动：1932—1936年

1932年,胡汉民、邹鲁等人组建成“新国民党”,以“抗日”、“反蒋”、“剿共”为主张,以广东为依托,主要从事反对蒋介石与南京国民党中央的活动。关于“新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与基本活动,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以下简称“往来函电稿”)显示,     

邵元冲日记——1926年1月至7月(上)

邵元冲1926年1——7月间的日记,具体记述了他在此期间内奔走于宁沪之间,主持国民党上海“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创办“中山学院”、与“西山会议”派共同策划反共、制造国共分裂以及应蒋介石之招去广东与之合作,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青年部部长的经过情形,对其个人的政治见解、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及其反共“清党”计划亦有所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段历史,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特予公布。     

新资料与新观念：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研究述论（2000-2011）

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着中国军政的最重要领导职务，其思想言行对抗日战争的进程有着很大的影响。2000年以来，由于研究环境的改善、观念的更新、国际交流的增加及蒋介石档案与日记的开放等，史学界关于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果丰硕。其中关于蒋介石与“安内攘外政策”及“不抵抗主义”、蒋与“对日和谈”、蒋与中外关系等课题方面的成果尤为显著。文章在点评了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有所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