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用‘最高指示’”——毛泽东反对个人崇拜的几件批示

这是196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送审的新闻稿清样上的批示,文中写道：此件看过,可用。在第五页上将“最高指示”改为“指导方向”。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和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

“三项指示为纲”是1975年整顿中邓小平提出的著名口号。邓小平以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为纲,在毛泽东本人和周恩来等的支持下,与“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领导整顿取得极大的成功。可是,在全面整顿即将展开之际,毛泽东对“三项指示为纲”又予以否定,并发动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研究这一段波澜起伏的历史,对全面认识毛泽东、邓小平,对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都是很有意义的。毛泽东提出三项重要指示的经过及其意义…     

麻雀的劫难

1958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指示中称：“一个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高潮，已经在全国形成。”指示中所说的“四害”，指蚊虫、苍蝇、老鼠和麻雀。     

抗战胜利后中共土改运动之考察（中）

“五四指示”的内在矛盾与实行困境 所谓五四指示，主要是两部分内容，即所谓“一条批准，九条照顾”。批准是要求坚决支持农民夺取土地；照顾是规定为继续巩固统一战线，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胡言 胡翻 胡说

国学大师启功先生,是个幽默风趣的人。他外出讲学,会议主持人常说“现在请启老作指示”,他便接着说:“指示不敢当。本人是满族,过去叫胡人,因此在下所讲,全是胡言。”引起笑声一片。著名作家、翻译家胡愈之先生,出版过《鲁迅全集》、《西行漫记》。     

中共大兴安岭地区委员会 大兴安岭地区行政公署 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关于加强史志鉴工作的决定

编纂地方史、地方志、年鉴工作,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讲政治的需要,是进行爱国主义和国情教育的需要,是国家和省下达的长期的指令性任务,对此,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次作过重要指示。江泽民总书记指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李鹏总理指示:“地方志又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新编地方志工作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定要认真抓好。”最近党中央、国务院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省委、省政府在“在全省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上提出编纂史志鉴是“官职”、“官责”。各级党委、政府和大中型企业与事业单位,不能疏职,要做到中央和省提出的“一纳入、五到位”,务必抓出成效,推进我区两个文明建设。     

送往草岚子监狱的两封信——孔祥祯同志谈“六十一人”出狱

十年内乱之初,在五花八门的“小报”上,出现了一条骇人听闻的胡息:“一九三六年六、七月间,刘少奇发出了‘狱中共产党员可以履行反共自首手续’的黑指示。……这个黑指示,通过林枫和徐冰、孔祥祯写成信件,由魏文伯介绍魏茂林送进草岚子监狱中,……叛徒们在狱中看到刘少奇的黑指示以后,正中下怀,欢喜若狂,……分批从敌人的狗洞里爬出来了。”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轰动全国、震惊海外的所谓“六十一个叛徒”案件!     

"作"、"做"的用法

“作”、“做”是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两个字,可是在一些报刊以及志书、年鉴中,经常会有使用不当、出现错误的情况。例如:把“作贡献”误作“做贡献”;“作指示”误为“做指示”;“做准备”误作“作准备”等等。《现代汉语词典》对“作”、“做”解释得非常清楚,并列举了由“作”和“做”组成的词、词组以及成语,只要我们认真学习,就不会出现差错。出现差错的情形主要是由“作”或“做”做谓语时与宾语搭配不注意辨析引起的。一般情况下,动词做宾语时,谓语用“作”。例如:作调查、作考察、作研究、作分析、作推断、作介绍、作处理、作…     

胡言 胡翻 胡说

国学大师启功先生，是个幽默风趣的人。他外出讲学，会议主待人常说“现在请启老作指示”，他便接着说：“指示不敢当。本人是满族，过去叫胡人，因此在下所讲，全是胡言。”引起笑声一片。     

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平议

1974年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是其“反修防变”理论与实践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指出,中国还存在着变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这种忧虑是有历史和现实根据的,是富有远见的。他力图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本身寻找产生这种危险性的原因,其方法科学,思考深刻。但由于对马克思、列宁的论述有误解,其分析和结论存在着片面性和差错。在理论指示中,毛泽东还强调要防止在工人阶级中、机关干部中和党员中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问题,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其正确性已经被国内和国际的实践证明。在1975年宣传贯彻理论指示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指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有个物质基础,对毛泽东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存在的根本不足作了弥补;他致力于运用理论指示解决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和思想作风等问题,以实现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的积极引导,可说是对毛泽东的理论指示的一次实践检验。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拒腐防变”的历史性课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反修防变”理论的批判继承和积极发展。     

甲骨文字补释

一、兹字补释甲骨文有一个(?)字,象两束丝之形,本当是丝字,隶定应写作(幺幺)。《说文》:“(幺幺),微也。”应是引申义。卜辞的(幺幺)用作兹,为指示词或指示代词则是借音字,传统称之为假借字。周代金文以及后代文献,兹用作指示词或指示代词均为近指,近似于此,大体上可     

“开门办学”：学工、学农、学军

我的中小学时代大部分时间是在“文革”中度过的。那时有个词叫“开门办学”,即学生走出校门进行学工、学农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再教育。其依据来自毛主席1966年的“五七指示”。在“指示”中,有段专门针对学生的语录：“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段文字当时非常著名,它是“文革”中的办学方针。学工、学农成为那个年代学生必须经历的生活方式,也是我们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尘封在外交部档案里的达赖喇嘛

央视纪录片《达赖喇嘛》中记述,1959年3月16日．达赖为是否逃走求问于“神”,“神”断,指示说：“快走、今晚。”     

后窗

这个跟普通勺子形状大小差不多的设计是个“味道指示计”,它能帮助你“品尝”食物,并告诉你制作料理时应添加哪些调料。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

毛主席生前就宣布王、张、江、姚等人是“四人帮”,并指示“要注意江青他们有篡党夺权的野心” ,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毛主席逝世后 ,种种迹象表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 ,华国锋的处境很困难。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 ,经过精心安排和周密部署 ,顺利地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个恶贯满盈的反革命集团。     

意大利民主制的参照模式(1949—1989年)

1945年,刚刚结束的世界大战的可怕景象以及未来爆发一场新的战争的前景促使当时的人们力求避免重犯在本世纪前半期所犯的那些错误。然而,1948年春,欧洲大地却落下一道“铁幕”。在东西方之间落下的“铁幕”,导致了一场政治冲突的开始。继之“热战”而来的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冷战”的时期。而且,在这样一种“冷战”时期,人们除了按照美国的指示或苏联的指示行事外,似乎别无选择。     

“东来顺”风波中的陈云

50年代中叶,“东来顺”涮羊肉的再次出名与以往不同,“来势”很大,“来头”也大不一样。据知情人讲,毛泽东并不是因为“东来顺”的涮羊肉脍炙人口而赞不绝口的。正相反,毛泽东是因为“东来顺”的涮羊肉不好吃了才“找”来的。 事情还要从当时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并兼中央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对资改造)10人领导小组组长的陈云突然接到毛泽东的专门指示讲起。在指示中,毛泽东请陈云详细调查并研究分析为什么“东来顺”的涮羊肉现在不好吃了,     

“存真求实”是志书质量的保证

“存真求实”是志书质量的保证韦瑜叶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李铁映在《做好新时期的地方志工作》中指出：“地方志是地方经济、社会、历史、人文的总体反映”,“修志应当秉公、为公、客观、真实”。周恩来总理生前对文史工作曾指示要“存真、求实”,“只有忠于事实,才...     

南京市云锦研究所

１９５６年,周恩来总理指示：“一定要南京的同志把云锦工艺继承下来,发扬光大。”１９５７年,江苏省政府批准成立了“南京市云锦研究所”。该所位于茶亭东街２４０号,目前是国家文物局定点的“古代丝绸文物复制研究试验基地”、国家轻工部批准建立的“中国织锦工艺研...     

随父母下放农村的难忘记忆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封信。在信中,毛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就是“文革”中影响深远的“五七指示”。1968年5月,黑龙江省革委会为纪念“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个500名省直机关人员参加劳动锻炼的农场。10月5日,《人民日报》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为题整版报道,并在编者按中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和“最高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随后,各地机关和文化部门陆续选择偏远、贫穷的农村办“五七干校”,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开始下放劳动。父母单位武汉某出版系统也于1970年成立了“五七干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