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有为到孙中山

康有为和孙中山,都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他们都是广东人,年龄也只相差八岁。然而,一个由维新运动的领袖而逐渐蜕化,一个由民主革命的先驱而不断前进,以致对他们的评价,每不一致。其实,康有为和孙中山,都是先进的     

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合力摧毁民初宪政

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清末民初的宪政转型均告失败,1898年的百日维新只持续了103天,1911年革命后建立的民国政权在短时间内也迅速蜕化变质。为什么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不能顺利踏上宪政的轨道呢?百年后重温这段历史,著名学者袁伟时的新论——袁世凯、国民党合力摧毁民初宪政,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历史在这里沉思!     

从法治到党治:孙中山的思想转变

百年前的清末民初,中国先进知识精英们的理想,是建设一个现代法治即民主法治(rule of law)的中国。孙中山是当时最具现代意识的革命领袖和思想家,是这种民主法治的最早追求者。但是,在民国初年的特定环境中,他由这种法治的追求者变为苏俄式的党治的倡导者。国民党掌控中央政权后,他的后继者将这种党治诠释成"一切权力,皆由党集中,由党发施"、"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一党专政"的集权党治。     

从君宪到共和:袁世凯的一段心路历程

在辛亥传统叙事框架中,袁世凯重出江湖后一味搅局:先是利用武昌危机与清廷讨价还价攫取权利;继则用清军打压南方,威逼革命;终则利用南方革命党人逼退清帝,进而交换中华民国大总统宝座,"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成果。这个传统叙事框架在过去特殊年代自有其解读的合理性,但显然不是从史料发出,用事实论证,多少带有以袁世凯后来帝制自为倒推其重出江湖时的心情和作为,与历史事实具有相当差距。本文根据新旧史料最大限度还原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后的一段心路历程,重建袁世凯从君宪到共和的踌躇、无奈、顺势及转变的限度。本文认为,作为晚清重臣,袁世凯从维新到新政,再到仿行立宪,一路走来,基本上充当着晚清政治变革重要推手,他们那一代政治精英能够认同的也就是君主立宪,所以袁世凯重出江湖后的政治选择就是利用政治危机推动政治变革,实现君主立宪,只是当君主立宪被各方面抛弃后,袁世凯方才顺势而为,变成一个有限的共和主义者。     

民初袁世凯与梁士诒的微妙关系

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发迹到复辟帝制失败,梁士诒一直是其身边重要的幕僚。他们的关系复杂而又微妙。     

从田野工作到文化解释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人类学有自己一套收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这种方法叫田野工作法(fieldwork),依靠由这种方法搜集上来的资料所写的调查报告叫作民族志(ethnography).对于一个人类学家而言,这种方法的训练几乎成为一种制度,大概没有经过数月甚至经年的田野“洗礼“,要想成为一个真正学院派人类学家的希望几乎渺茫.……     

从孙中山幕僚到蒋介石外交官的王宠惠

1904年,孙中山先生来到纽约,委托一位朋友在当地华人中寻找一名忠实可靠并精通西方法律的人士充当自己的顾问。朋友推荐了一个名叫王宠惠的中国人。中山先生听罢一愣,这人怎么和自己一个熟人同名同姓呢？连忙仔细询问他的身世,果不其然,此人正是自己早年在西医书院读书时的旧相识。中山先生当即前去拜访。王宠惠祖籍广东东莞,从他祖父那代起,举家迁到香港定居,其父王煜初是香港基督教堂牧师。儿时的宠惠即聪敏好学,王牧师送他到香港圣保罗学校学习英文。一天放学后,不留神跌了一跤,头和膝盖都被擦破了,鲜血直流。路旁的一位青年…     

从联邦到均权:孙中山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探索

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难解之结。１９世纪末期２０世纪初年,联邦思潮在中国悄然兴起。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在思考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时亦主张实行联邦制。但民国肇建之后中国政局演变的纷乱,使孙中山深切感到实行地方分权的联邦制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且易为军阀利用又不利国家统一,而实行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又易产生专制政府。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与理论探索,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孙中山最后形成了一种集联邦制与集权制两者之长的均权构想,希望中央与地方关系以此达到分权而不分裂、集权而不专制的最佳境界。孙中山这一均权构想,是中国政治制度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从国民党改组到孙中山逝世前后的汪精卫

1922年9月,为救国而孜孜以求的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作出了一生中最伟大的决策,和共产党人合作,以俄为师,重新改组国民党。9月初,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几位中共主要领导人先后参加了国民党,孙中山还邀请共产党人帮助改组国民党。孙中山确立新政策之初,作为得力亲信之一的汪精卫是有疑虑的。著名的《孙越宣言》公开发表后,有一次孙中山召集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征求他们对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意见,廖仲恺表示完全赞成,胡汉民表示有条件的赞成,只有汪精卫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     

从孙中山到邓演达——平均地权学说的历史发展

平均地权学说,既是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又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土地纲领。它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跨越了新旧民主革命两个时代。本文拟就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内容和作用作以探讨。一孙中山关于“平均地权”的思想,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前一个阶段,孙中山提倡平均地权是把它作为同盟会革命纲领的一部分,主要效法乔治·亨利的主张,想用核定     

孙中山革命思想起源:一个政治史的解读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他最早认识到没有办法依靠满洲人领导中国走向现代,实现现代化。孙中山的伟大,还在于他不仅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机缘巧合让他始终不渝坚持了十七年,奋斗了十七年,终于通过辛亥革命证明了他的先知先觉。那么,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是不是像过去很多年说的,仅仅是因为他在李鸿章那儿碰壁,没有进入李鸿章的幕府,没有进入体制呢?显然不能这样功利性地理解。这是对民主革命先行者的亵渎,是对历史事实的误读。本文从政治史角度解读为什么是孙中山而不是别人产生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革命思想的外部原因,以期寻找孙中山革命思想起源更合理的解释。     

青柳笃恒:一个被湮没的袁世凯的高等间谍

现藏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多件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的密函,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曾为袁世凯顾问有贺长雄助理的早稻田大学教授青柳笃恒,实际上是袁在1913—1914年间重金收买的密探。其最初的任务是破坏革命党和日本财界的联系,旋因"二次革命"失败后大批党人流亡日本,其主要活动变为刺探流亡党人行踪,破坏其反袁活动,同时搜集日本朝野与革命党的关系及对袁态度等方面的情报,并设法通过多种途径在日本进行有利于袁的宣传。青柳搜集的情报有不少受到袁的重视。透过青柳的活动,可以看出袁对流亡党人的行踪甚为了解,对于改变其在日本朝野的负面形象极为注意。同时亦可看出,"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内部分裂加剧,争权斗争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从革命到建设的思想演进:孙中山的“革命破立观”刍议

<正>所谓孙中山的"革命破立观",是基于他明确表述和阐释的"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概念,将此两者合并概括的特指性称谓。回想1999年笔者赴台湾参加首届"海峡两岸孙中山思想之研究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提交并发表拙文《〈建国方略〉著述时期孙中山的"革命之建设"观述论》(随后以《孙中山的"革命之建设"观》为题,辑入个人论集《晚清政事探研》,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一晃十几年过去,重新检视该文,在此基础上进而作扩展性思考,综合审视其"革命破立观",就此略陈刍荛之     

从离异到回归——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今天已经成为人们极为关注与热烈讨论的重要课题。本文试图剖析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目的也是在于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这个总课题。孙中山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先驱,他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态度,至今仍然可以作为我们有益的借鉴。一、曲折的历程孙中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从离异到回归的曲折历程,先说离异。孙中山在《复翟理斯函》中,对于自己少年时代的思想变化,曾有简括而又生动的回顾:     

从一个苹果到酒店帝国

上世纪初,美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许多家庭陷入困境。为了帮助穷人,一些善良的富农故意不去采摘屋前的苹果树,让穷人捡去充饥。一天一个饥肠辘辘的小伙子在街头游荡,无意间看到路边草丛里有个大苹果,便冲过去捡起来。小伙子正要吞下苹果,旁边几双饥饿的眼睛望了过来,他犹豫了一下,塞进口袋,自言自语道:还是留到最饿的时候吃吧。     

从“归纳”到“解释”:汉唐考古研究的趋势

政治史取向和类型学方法在保证汉唐考古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制约了汉唐考古的研究范围、理论建设,并影响到汉唐考古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新出土资料的减少迫使汉唐考古改变"能源型"发展模式,其他人文学科的发展则为汉唐考古向"技术型"转变带来机遇。汉唐考古研究者的主要工作从归纳总结考古资料,转变为以历史文献为基础,借鉴其他人文学科的方法论,对汉唐考古材料的内涵和意义进行解释,是汉唐考古研究的发展趋势。     

有关孙中山、黄兴反对袁世凯斗争的日本外交文书选译

在日本外务省所编纂《日本外交文书》1913年第2册《事项三:二次革命与流亡政客渡日之件》文书档案中,对于从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暗杀到同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期间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反袁活动、黄兴逃亡日本情形以及日本驻华使节对时局发展的观测、日本政府对华策略等都有连续的反映,其中有不少是过去国内中文史料中所未有见过的,或与中文史料的记载有出入,可供我们互相参照,作深入一步研究的参考。以下选译外交文书中的十五篇。原文是用日语文言文写成的,没有标点。翻译时以直译为主,力求保存原文的语气和格式。原书所编的顺序号码(由二六八号到三三六号),也一律保留,以利读者查对原文时便于检索。本件资料的日文本,是由日本神户学院大学中村哲夫教授搜集赠予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副所长段云章副教授再向我提供的,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孙中山与袁世凯在《中国铁路总公司条例》上的权力之争

一九一二年十月十四日,孙中山先生致电袁世凯,并通电各省都督及议会,宣告中国铁路总公司即日在上海开办。通电指出:“兹事造端宏大,猥承政府授予全权,尚赖各省声应气求,同心共济、庶几锲而弗已,功在不舍。”又说:“现在(本公司)规划程序,阶级有三:首宜立法,次乃筹款,终为筑路。……筹款一层,莫不视为最急。顾民国实行开放主义,地大物博,实不难吸收外资,本公司已与外国大资本家接洽,自可切实担任。然必须章     

袁世凯:一代枭雄的崛起

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一直是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有人因为他戊戌告密、镇压革命、复辟帝制,指斥他为背信弃义、寡廉鲜耻的"叛徒"、"窃国大盗";也有人因为他编练新军、倡导变法、逼迫清帝退位等维新活动,称赞他为"改革派人物中的第一人"、"共和国功臣"。世人评价如此天上地下,历史为什么还选择了袁世凯?且看著名学者袁伟时对一代枭雄袁世凯崛起的深入分析。     

从绿林首领到市长——清末民初革命中的李福林

绿林出身的李福林结识孙中山后加入同盟会,成为辛亥革命时期广州地区民军首领,为广东光复做出积极贡献同时,也为自己赢得出路。但在革命转入低潮时,李福林却见风使舵,一度疏远孙中山的革命阵营,与龙济光合作。在受到桂系军阀的排挤后,李福林为寻求政治依靠,再次转向孙中山,却又希望在孙中山与桂系军阀之间左右逢源,与革命政府若即若离,以求利益最大化。随着驱桂战争形势的顺利发展,李福林宣布独立,帮助粤军成功驱逐桂系军阀。由此,李福林赢得了孙中山的信任,其所领导的地方武力成为大元帅府时期革命政权的重要支柱,李的政治地位随之达到新的高度。即便如此,作为地方实力派的李福林,其革命动机的“两面性”,仍然是制约其行为的重要因素。1924年商团事变中李福林充当调停人,周旋于地方势力与革命政府之间,倍感无奈又不断自责。李福林的个人利益视野,既无法使他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也严重制约地方社会对革命的支持,革命党人始终未能在最具条件的革命策源地广东扎下牢固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