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铁“历史地理调查部”与“满鲜史观”

素有"日本的东印度公司"之称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组织并推动日本史学界对中国东北和朝鲜进行大规模的地理和历史调查,为日本以"学术研究"的形式实施大陆政策提供理论依据。1908年,在满铁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的大力支持下,"历史地理调查部"吸纳白鸟库吉和其他东洋史学者研究"满洲"与朝鲜的历史地理,出版了《满洲历史地理》、《朝鲜历史地理》、《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等一系列调查报告和研究专著,构筑了一整套完整的殖民主义理论体系和东亚历史叙事方法。其中的"满鲜史观"强调"满洲"和朝鲜的不可分割性,试图从史学角度证明"满鲜一体",为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提供"合法"的历史依据。     

活化山西历史档案的精品力作——读孔繁芝先生《残留》一书

正侵华日军战后"残留"是个重要的事件,它发生在我们山西省。日本战败后,军国主义势力通过与阎锡山"合谋",以"编入山西军的残留军事体制",保留武装部队,"残留"在中国大陆。日军"残留"后继续制造战祸,与阎锡山部队配合对解放军作战,在山西解放战争中被彻底消灭。这段历史是山西抗日战争史、解放战争史中不应缺笔的内容,也关涉对历史人物阎锡山的评价。几年前就看到过《残留》一书作者孔     

《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与顾颉刚的史学思想

从1923年至今,《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经历了出版、被禁、再版的曲折历程,共有三个版本。九十多年来《本国史》的三个版本和该书涉及的两个"案中案",贯彻了"成一家之著述"的编纂宗旨。编写《本国史》不但是催生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重要契机,而且还是顾颉刚第一次对中国历史的全盘整理,培养并发展了他的史学通识,"教科书风波"则直接推动了顾颉刚"考辨古史"体系的建立。《本国史》的价值不仅在于历史教科知识的普及,更深远的是它在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学术地位与持续影响。     

祖国为何称“母亲”

正中国古代并不将祖国比喻成母亲,《论语》中有"父母之邦",《孟子》中有"父母国",都有祖国的意思。不过,"父母之邦"没有性别的差异,它主要是一种身份归属的关系。"祖国"这个词在中国出现非常晚。大概在明代,这之后的几百年里,"祖国"一般不是中原居民对自己国家的称呼,     

叶尔羌汗国的制钱

叶尔羌,在今新疆莎车县治内。叶尔羌,维吾尔语称：Tarkand。维吾尔语"叶尔"谓地,"羌"谓宽广之意,叶尔羌汗国,是明宣德年间由东察合台汗国分裂出的一个地方政权。1514年6月3日,赛依德在朵豁刺部异密尔们的拥戴下登上汗位,定都叶尔羌。赛依德是学术界公认的叶尔羌汗国的创始人。其后,又经历11位首领更替,前后约共延续了240年左右的历史（表一）。表一：叶尔羌汗国统治者年表据《拉什德史》（又名《中蒙兀儿史》）中曾多处提到叶尔羌汗国每位汗王都曾打制过自己的钱币,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也有关于叶尔羌汗国使用自制货币的记载…     

《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

正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版,475页,60元著名汉学家孔飞力又一力作《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展现了1567年以来长达近5个世纪的海外华人移民史,时间跨度大、涵盖区域广是该书最大的特点。作者强调海外华人移民史与中国历史本身的联系,将海外华人史纳入中国史研究的视野中;运用"历史生态学"的概念,概括分析华     

包容与创新是学术的永恒生命力

正2015年岁末,我收到台湾大学黄慕萱和甘怀真两位教授的来信,说的是他们现在正共同主持一项计划,"为建置数据库汇整两岸出版之优秀期刊"。因此希望我就他们列举认定的大陆10种最有学术影响力的历史学刊物,提出自己的意见。这10种历史学刊物的排列顺序分别是:《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农史》《清史研究》《史学月刊》《史学集刊》《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国历史地     

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史料问题——以《大象的退却》为中心

"怎见得?有诗为证",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的老套路,也是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新问题。在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将诗歌作为"价值最高之史料",并在叙事的过程中彰显历史写作之诗意的典范著作,是伊懋可《大象的退却》的一大特点。作为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大象的退却》以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大量引用,提出了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史料问题:诗歌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作为可信的史料?     

高句麗國名臆測

已知的高句麗的語言資料主要見於金富軾《三國史記》,而中國史書也保存了一些寶貴的語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三國志》所記"溝漊者句麗名城也"。研究者已發現,《三國史記》記高句麗地名最常見的"忽",以及高句麗之"句麗(驪)",都是"溝漊"之異譯,其語源就是"城"。而高句麗之"高",是高句麗語的"山",在《三國史記》所記地名中常作"達"。因此"高句麗"的語源應該就是"山城"。     

“衰亡史鉴”与晚清社会变革

维新志士非常关注衰亡国家的历史。戊戌年前后,"衰亡史鉴"主要强调"变"和"尊新"。但那时,论述衰亡史著的数量很少,反响也极其有限。庚子年之后,几十种衰亡史被编译出版,极大改变了社会风气。然而,在传统的以"个别事例褒贬法戒"的史鉴方式影响下,维新志士往往将"衰亡史鉴"与其变革方案相结合,并将其作为自己变革行动的依据。此时,"衰亡史鉴"分别被用来支持不同的变革方案,如"革命"或"改良","各省自立"、"排满"等等,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中国变革过程的复杂性。     

近二十年来《年鉴》的趋向

法国年鉴学派以1929年1月创刊的《年鉴》杂志为核心,是当代西方三大史学流派之一。它在20世纪引领了历史学研究的一系列革命,例如以社会经济史为中心、关注日常生活史等。随着1989年社会政治的变化与"文化转向",《年鉴》杂志也开始重新反思布罗代尔的长时段范式,转而关注"表象"等感觉史,进而转向关注19世纪甚至20世纪的当代史,由此引导了"审美转向"到"伦理转向"的发生,同时透视了未来"交叉史"的趋向。《年鉴》杂志在这场转向中越来越多地关注亚洲特别是中国问题,考察来自欧洲之外的历史经验。     

明代家具为什么首选黄花黎

正近年来,"黄花梨"这种约定俗成的说法已被"黄花黎"取代,黄花黎并非某一树种的科学名称,而是文博界及收藏家有关中国古代家具所用木材的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取名黄花黎原因有三:第一,史籍中多处有"花黎"之称,如《诸蕃志》《海槎余录》《黎岐纪闻》及海南、广东的地方志都有所记录。第二,"花黎木皆产于黎山中,取之必由黎人。"花黎木为中国之特产,也是中国硬木家具中唯一完全生长于中国本土的木材,主产于海南岛黎母山及其周围林区。将"黄花梨"称为"黄花黎",也是为了凸显这种植物的海南黎族地域特色。第三是区别于进口的豆科紫檀属花梨木类的树种。     

史学精粹

正于沛:《历史真理的认识和判断———从历史认识的阐释性谈起》(《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1期)历史流动地存在于人们永不间断的理解和阐释中,"历史"是被阐释的历史。历史实际、历史文献、历史认识者是相对独立又密切关联的"三极",缺一不可。因此,历史研究是在认识论的范畴和认识论的意义上展开的,历史认识是具有     

蒙文通的治史方法简析

蒙文通"以治诸子之法治史",用哲学方法求史料的思想意义;"观史如观澜",审历史大势以求通变;"事不孤起,必有其邻",强调历史整体性关联,也注重断代史、专门史与通史的深入互动;从"制度与文化"的因革来探索历史的变化之迹,以期对社会经济领域诸多新现象进行重构解释;比较中外历史的差异,以认识中国历史的特性。蒙文通综合运用上述治史方法,以求历史研究探源明变,融会贯通。     

诗话古人的劳动节

正五月是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千百年来人类就是用自己的劳动来创造世界,创造财富,创造美好生活。在我国古代也有劳动节,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是古人的劳动节,其历史可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晋代文史学家皇甫谧的《帝王世纪》里记载,"三皇"之首伏羲重农桑,务耕田,每年新春二月二都要"御驾亲耕",百姓也要在这天开始下田耕作。司马迁在《史记》中     

刘家和先生治史的理论追求

刘家和先生治史有着一以贯之的理论追求,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说明。其一,"两个菲罗",指的是语言文献之学与哲学相结合的治史方法,其关于先秦儒家仁礼学说的辩证发展、中国重视通史与西洋重视普世史的史学传统特点之不同、黑格尔否定"以史为鉴"可能性的观点的研究等,可以作为例证。其二,矛盾分析,对矛盾是事物最深层的本质、中西矛盾观的异同,有着深刻的体认,其关于公羊学"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老子》"道可道非常道"的玄妙学说,以及《左传》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的含义及关系等,都采用此法,在历史和逻辑的往复中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其三,"入室操戈",认识到要想实现突破,一方面要从传统获取资源,另一方面又要在传统中寻找到突破的"缝隙",其对黑格尔曲解中国历史特点的批判,对黑格尔否定"以史为鉴"可能性的分析,是迄今对于西方学者在历史领域中提出的理论挑战做出的最有力的理论回应,已然成为学习传统、突破传统的经典之作。刘家和先生治史的理论追求,表明中国学者完全可以在理论的高度上,与西方学界的大师级人物开展平等对话,从而把人类思想和学术事业推向前进。     

秦汉人世界意识中的“北海”和“西海”

据秦汉文献记载,"北边"和"西边"地区称湖泊池沼为"海"。这一情形与中原人有关"四海"的观念存在某种内在关联,也反映了当时人的天下观和世界意识。有关"北海"和"西海"的历史文化信息,可以为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和生态环境史提供重要的史料。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地理学乃至生态学研究者都应当关注相关问题的考察和研究,以拓展不同主题的学术空间。     

区域社会史的革命——评赵世瑜著《小历史与大历史》

赵世瑜的《小历史与大历史》是区域社会史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从方法论意义上讲,《小历史与大历史》等著作所探索的区域社会史,由于不仅包含了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所区分的三种"重写历史的方式"——新材料、对材料的新的解读模式、新的阐释视角,而且强调"走向历史现场",倡导"整体史"和"结构过程史"的史学理念,因此对于质疑、重新思考甚至颠覆传统史学的政治史范式、历史叙述框架以及历史阐释模式,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可以称做是当代中国历史学界的一场"区域社会史的革命"。     

戏里戏外的警官——“杨梆子”

淸末,杨以德(绰号杨梆子)充任天津南段巡警探访局总宪。其时,北方流传的"蹦蹦戏"即现今的"评戏",在劳动民众中颇受欢迎,但也有低俗的内容。于是,杨以德于1905年5月27日颁布《政令》,"严禁蹦蹦戏",称其"诚为淫风之苗","看戏者,不分男女,掺杂于内,实堪     

第七期“中国近代史论坛”综述

正2018年9月22—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与河北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七期"中国近代史论坛"——"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多重视角下的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在河北大学召开,来自海内外的近70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本次论坛立足于广泛意义上的"区域",强调历史空间与空间历史的联结与贯通,努力推进各区域史研究群的学术对话。会议研讨领域广泛,涵盖了区域经济、地方社会、边疆与民族、新文化史视角下的地方与区域、根据地与中共革命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