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功臣配享述论

功臣配享是古代帝王对有功之臣的最高酬劳,也是激励其他臣僚、引导政治舆论的重要方式。宋代在继承前代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配享之制。在配享功臣的选择上,宋代君臣本着尊崇宗庙和激励后继大臣的原则,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并依据了较为严格的标准。功臣配享与宋代政治关系密切,它反映了当朝君臣的政治态度,是当权政治集团利益和要求的直接体现。     

孙嘉淦:从犯颜直谏到胆小怕事

孙嘉淦,字锡公,山西兴县人,原是清朝雍乾时期的犯颜直谏之臣,时人赞美他颇有魏征耻君不及尧舜,以谏诤为己任的遗风。雍正即位后,鼓励大臣们上疏言事。官居翰林     

清代名将岳钟琪西北武功述略

岳钟琪(1686～1754),字东美,号容斋。祖籍甘肃临洮,后迁居四川成都,是清前期唯一的汉族大臣拜为大将军、节制满汉诸军的官员。曾官至川陕总督,宁远大将军,被雍正、乾隆分别誉为“当代第一名将”、“三朝武臣巨擘”。清前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时,我国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上层反动分子,先后多次发动叛乱,清政府命岳钟琪等人率军平息,使岳钟琪成为西南和西北地区几乎家喻户晓、人人敬仰的清代名将。本文拟对其在西北地区的武功作如下简介。     

清代耗羡归公起始考

耗羡归公是清代财政经济史乃至清史的一件大事。论者多谓其始于山西,对旧有之雍正二年及五年等说法,学者已有辩正,指明山西于雍正元年已行耗羡归公。山西究竟于雍正元年何时实施耗羡归公,因当时山西巡抚诺岷奏请原折未见于已公布之汉文奏折而众说不一。山西布政使高成龄在奏折中提到：“谨奏为奏明雍正元年耗羡银两事,伏查晋省州县征收钱粮火耗,每正项一两竟加三四钱。雍正元年五月十二日抚臣诺岷到任后,仰体皇上轸念民瘼至意,酌议裁减,只以加二为率,通省耗银约计五十万两。经抚臣奏明,除应给各官养廉并通省公费等项需银三十万两…     

几件有关驻藏大臣的文物

清朝建立以来,逐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其中最主要的一项,便是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清政府曾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派侍郎赫寿赴藏管理西藏事务;又于雍正元年(1723年)派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鄂赖进藏办事;雍正五年(1727年)开始正式设置驻藏大臣。这一年,由于藏臣内部矛盾,西藏发生了内     

雍正为何格外信任十三弟

正雍正八年(1730),年仅44岁的康熙十三子允祥(1686—1730)操劳病世,让雍正大为悲痛,不仅因为是出于手足之情,更多的是他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政治帮手。雍正在给其谥号"贤"后,又将其配享太庙,如此仍觉不够,又将其名"允祥"的"允"字改回"胤"字,这成为有清一代臣子中不避皇帝名讳的唯一事例。其在当时,更是大清入关以来第九位铁帽子亲王,在雍正看来,这些都是对允祥个人突出政绩的肯定。     

驻藏——百年传奇的开始

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皇帝命令设立驻藏大臣一职,长期驻藏并行使主权。入藏路艰险异常,荒野、寒冷和瘴气都令人心悸,而西藏的奇特风情又等待着这些进藏的官员。驻藏大臣设立时,正是西藏当地政治激荡、波诡云谲的当口,不久之后就爆发了通司岗之乱,两名驻藏大臣遇难,驻藏制度该何去何从?     

关于驻藏大臣的几件文物

西藏地方古称吐蕃、西蕃和乌思藏,和内地自古就有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从十三世纪起,西藏地方已正式列入中国版图。到了十七世纪,清朝政府在西藏地方"画疆置吏,有如内地","统之以重臣,监之以分司",进一步巩固了西藏地方与中央的亲密关系。我们现在只谈谈几件有关清代驻藏大臣的文物。清朝未入关前,太宗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第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已向清朝政府朝贡。顺治二年(公元1644年),清王朝建都北京后不久,西藏地方僧俗官员仍然沿袭明朝的地方与中央的关系。雍正初年,由于藏臣不和,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清朝政府决定派遣大臣进藏,直接监督西藏地方政府,乃于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正月,派遣副都统玛腊和大学士僧格赴藏,这是清政府派大臣驻     

雍正初年的皇子教读

《清史研究》1992年第三期刊载了杨珍“雍正杀子辨疑”一文。最近翻阅史籍,发现一些有关雍正初年皇子教读的细节,整理成文,以作为补充参考。雍正御极之初,首先一件事是为年纪稍长的三位皇子延请教师。根据张廷玉年谱记载:元年正月,奉特旨:“朱轼、张廷玉、徐元梦、谧曾筠,着为诸皇子师傅。令钦天监选择吉日,进书房课读。”届期张廷玉等四人入书房,谒见皇三子、皇四子、皇五子。上遣内侍总管传谕曰:“皇子见师傅礼当拜。”廷玉等固辞不敢当,遂行揖礼。是日,赐肴馔饼果各一筵,蟒缎文绮各九端,并笔墨彩笺之属。越日进见。上谕曰:“皇子课读,事关重大。当教以立身行己,进德修业之要。若寻章摘句,记诵文辞,一翰林能为之.非所望于卿等者。”廷玉拜受命。     

试论明朝太庙的功臣配享及其变动

明朝继承前代以功臣配享太庙的礼制,洪武、洪熙时配享之典基本定型。以洪武开国、永乐靖难的武臣配享,形成了与前代文、武兼配太庙的不同传统,终明不变。嘉靖时,明世宗对太庙功臣配享进行了较大的变革,先黜祀了姚广孝,再添祀了刘基和郭英,但这也是在祖制约束下的变动,反映了明代的政治变迁和权力斗争对国家宗庙祭礼的影响。     

清代驻藏大臣的衙门

清代驻藏大臣的衙门欧朝贵驻藏大臣的设置公元１７２７年（雍正五年）,清朝政府任命内阁学士僧格和副都统马喇为首任驻藏大臣,负责办理前后藏一切事务,是为驻藏大臣之始。自此,“国家因西藏地处边远,特命大臣驻扎其地”（《清圣祖实录》）。直到清朝灭亡的宣统三年（...     

配享功臣:盖棺未必论定——略说宋朝官方的历史人物评价操作

宋代不同于以往的时代。至高无上的皇权逐渐向象征化转变,前所未有地崛起的士大夫阶层对政治形成全面的主宰。与皇帝共治天下、分享权力的士大夫,也必然会产生树立自己政治偶像的需求。本文将迄今为止不大为研究者所注目的宋代功臣配享制度置于彼时彼处的政治背景之下,考察了功臣配享的曲折反复。宋代的功臣配享,伴随着士大夫政治的发展,也从文武搭配逐渐形成文臣独占。此外,宋朝配享议案出于翰苑的惯例,也表明配享功臣的话语权处于士大夫精英的掌握之中。功臣配享,反映的是当时朝廷官方的历史人物评价。其代表性往往被当时和后世所质疑。后来的撤换反复,反映了时过境迁的政治变化所带来的评价标准的变化。而后世的认知不同则是历史的时间差所带来的差异。     

试评蓝鼎元主纂雍正《潮州府志》的修志观及贡献

清雍正潮州府志共24卷,雍正十年刊行,已湮佚,只存部分篇章于《鹿州初集》中,约有七八万字。雍正府志系知府胡恂主持编修,但主纂者为蓝鼎元。蓝鼎元(1680—1733),字玉霖,号鹿洲,福建漳浦人,是一位“饶经济才”而精于吏治的理学家、史学家。雍正元年朝廷“诏天下学臣选文行兼优之士”,蓝氏受荐入京。“二年春,北游太学。三年,校书内廷,分修《太清一统志》,巨公宗匠,共推服有良史才     

清乾隆帝玉器观初探

乾隆皇帝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初三日。九岁从翰林院庶吉士福敏学文,后又从庄亲王允禄习铁炮,随贝勒允禧练弓术。雍正五年(1727年)于紫禁城西二所(即今之重华宫)成婚后,在学业上又受到张廷玉、朱轼、蒋廷锡等名儒指导,日渐精深。他     

商周之变与从帝向天帝同一性转变的缘由

<正>一、商周至上神的演变:从帝到天帝同一性王国维认为商周之际发生过一次巨变:"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     

祥瑞及其他——雍正朝之独特景观

在清朝的帝王中,对祥瑞达到痴迷程度的,惟雍正—人。最初上报祥瑞消息是在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年底,侍郎李绂发现,雍正继位前几天,天气阴沉惨淡,登极这一天,忽然转晴,到第三天,空中出现了祥云。1723年（雍正元年）四月,马兰峪总兵范时绎呈献顺治帝孝陵长出的蓍草,在古代的传说中,只有伏羲的陵墓才有蓍草。因此雍正格外高兴,命廷臣传阅,廷臣们皆＂惊喜赞颂以为奇瑞＂。     

廉洁耿介的湖广总督杨宗仁

作为有清一代入祀贤良祠的王公大臣之有功于国家的四位辽阳人之一,杨宗仁的官场生涯虽然大部分在康熙时期度过,但其造就和达到人生辉煌的顶点则发生在担任湖广总督的雍正初期。为官凡三十年的他,身后受到雍正帝"廉洁如冰,耿介如石"的崇高赞誉。     

试论满族的发展变化(下)

二、政治待遇 在满族共同体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其发展的需要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渠道,吸附了大量的汉族人口。这一众多的汉族人口在八旗这棵大树之下过着与其他汉族人口不同的生活。除上述经济生活的不相同外,其政治待遇方面亦不相同。政治待遇主要表现在法律方面,信手拈来几例以证之。 “旗、民窝留逃人,照知情藏匿罪人例治罪,知情不首者,民人,邻佑等杖八十,旗人、领催等鞭八十。”     

王鼎尸谏:一场黑色政治幽默

正传统中国政治,君主高高在上,群臣环而拱之,这种等级关系自然造成了君臣之间的不平等。故常言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过,偶尔也会出现"臣要君听,臣不得不死"的例外。此例外的祖师爷名叫史鱼。他是春秋时期卫国的大夫,自认作为大臣,"不能进贤而退不肖",于是病故前嘱托儿子勿在正堂治丧,以此警醒卫君亲君子远小人。《韩诗外传》赞史鱼"生以身谏,死以尸谏,可     

金朝功臣配享述论

有金一代,女真统治者在奉行尊孔崇儒、继承中原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兼具民族特色与时代特色的配享制度。金朝帝庙配享的功臣总数和每个帝庙配享的人数都远超宋朝,武将占居配享功臣绝大多数,配享功臣的民族分布呈现多元状态,并且存在为开国前的未实位"帝王"配享,以及父子、兄弟相继配享的家族配享。这种独具特色的配享制度恰是少数民族王朝在政治文化方面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例证,既是对本王朝正统的一种昭示,也是"中华一体"时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体现,充分展示了金朝作为一个北方多民族王朝的特质,同时也发展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日益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