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一)

正中国历史上的划界原则,大致出于两类:"随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地方行政境界形成之初并没有一定之规,由于山川是人类空间扩展的自然障碍,往往就成为政权、部族彼此之间的界限,依凭山脉、河流、湖泊等自然地物作为行政区边界,使行政区与自然地理区保持一致的划界方式。后来称这一境界构成原则为"随山川形便"。战国时期燕太子丹易水边送别荆轲,荆轲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     

“皇居南迁”与东晋永和三年梁、益、荆三州政区边界调整

永和三年,桓温平蜀之后,东晋系统调整了梁、益、荆三州政区边界:通过将巴西、梓潼、宕渠三郡"配隶"益州,设立晋寿郡,使梁、益二州政区边界符合"山川形便"之势;通过将巴东郡移属荆州,以"犬牙交错"原则重新厘定了荆、益二州边界。东晋对于梁、益、荆三州边界的重新调整,导源于"皇居南迁"之后"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毂于荆楚"的政治地理形势。此次调整,在很大程度上,被同样定都建康、立国江左的南朝所继承。     

隋江都罗城规模的蠡测

扬州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古老的城市之一,自春秋时期吴王夫差筑邗城以来,在漫长的岁月中,由于受到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必然有过多次的修茸和扩建,而这些又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的.因此,直到隋初,它的基本方位并未变动,即在今扬州市北郊的蜀冈之上.发展到唐代,扬州空前繁荣起来了,城市的规模已扩展到蜀冈以下,这些都是当前学术界没有争议的.众所周知,争论的症结所在是唐代扬州罗城的东、西、南三面所到达的地点. 唐代扬州所以能出现空前繁荣,其基础之一,应和隋代开凿大运河以及隋江都城的繁荣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从文献记载看,唐代扬州城与隋代江都城有着直接的联系,所以,要研究唐代扬州城的规模,必先研究隋代江都城的规模;要研究隋江都城的规模,必先了解江都在隋代的地     

扬州出土的唐代铜镜

扬州自隋代开凿大运河以后,成为全国水陆交通的枢纽,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唐代有"扬(州)一益(州)二"之称,以经济繁华和文化发达著名于世。这从扬州出土了许多造型优美、纹饰精致的唐代铜镜这个侧面,就可得到很好的证实。扬州铸造铜镜颇有盛名。在文献中,记载与扬州铸作铜镜有关的事例很多。《河洛记》中载:"隋焬帝喜奢侈,幸江都,王世充献铜镜屏,帝甚喜,擢江都通守。"这     

北京通州出土两方唐代墓志考释(下)

<正>墓志详记艾演的上三代,即任"将仕郎、守杨州杨子县令"的曾祖父艾钦泰。在《新唐书·百官志一》载:吏部"凡文散阶二十九:从一品曰开府仪同三司,……从九品下曰将仕郎。"在《新唐书·地理志五》载:淮南道"扬州广陵郡,大都督府。本南兗州江都郡,武德七年曰邗州,以邗沟为名,九年更置扬州,天宝元年更郡名。……县七:……扬子,望。永淳元年析江都置。"在《新唐书·百官     

秦即墨郡的设置和变迁——以里耶8-657号秦简为据

里耶秦简8-657号简记载了"琅邪郡尉徙治"的相关内容,根据秦历谱、干支纪日、秦代信息传递速度和里耶秦简8-657简的内容,可以推断出8-657号简"琅邪郡尉徙治"的发文年月是秦始皇二十八年五月,此时尚无即墨郡。秦在灭齐之初,根据齐国疆域沿革和山川形势设齐、琅邪二郡。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后分琅邪郡置即墨郡,琅邪郡尉徙治即墨和即墨郡的设置与秦始皇东巡关系密切。     

“扬州八怪”之一的高翔

高翔字凤冈(凤岗),号犀堂(樨堂、西堂、西唐、西塘),又号山林外臣,工诗、书、画、篆刻,被称为"扬州八怪"之一。兹将有关高翔生平与艺术的几个问题,简单说明如下:一籍贯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二,说高翔是"甘泉人";同书卷四,说高翔是"江都人"。在一本书中,出现两个不同的说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秦汉西南“汉夷”格局——以《华阳国志》豪族士女记载和考古室崖墓分布为中心

通过对《华阳国志》与考古发现墓葬分布的对比分析,初步得出汉末西南地区的"汉夷"格局大体上是:蜀郡、犍为郡、广汉郡、巴西郡、梓潼郡、汉中郡,并巴郡、巴东郡的长江沿线,汉嘉郡东北部至东汉时已有大量汉族分布;魏兴郡、上庸郡、新城郡虽无大姓、士女记载,然为秦汉汉族移民重要区域,当以汉族为主;宕渠郡、巴郡和巴东郡的长江以北,并朱提郡、平夷郡、平乐郡、建宁郡、晋宁郡、夜郎郡地区,有较少数量的大姓、士女,这些区域不仅有大量"夷"的分布且体现为汉族聚居地区"汉夷共处"的格局;《华阳国志》余下区域,多只有局部且数量不多的大姓、士女、室墓、崖墓的分布,当是以"夷"为主的区域。     

秦鄣郡非“故鄣郡”辨正

<正>秦代的鄣郡实际名为"故鄣郡"这一观点,由辛德勇在《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上)》一文中首次提出~((1)),后又在《所谓"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与秦"故鄣郡"的名称以及莽汉之际的年号问题(上)》中继续论述~((2))。但观其论证过程尚有缺环,特撰文加以辨证。《汉书·地理志》称某郡承自秦郡时,往往冠以"故秦"或"秦"的字样,但"丹扬郡,故鄣郡"之记载似不合这样体例。同时     

六朝“西州城”史迹考

“比官□记”砖铭西州,是六朝时代扬州的州治所在,西州城亦即古扬州城。扬州在西晋之前治无定所,西晋永嘉年间（３０７－３１２年）中,州治始定于建康（今南京）。《晋书·地理志》曰：“扬州合统郡十八,县一百七十三,户三十一万一千四百。”管辖范围包括今江苏、安...     

试论新编地方志的实用性

社会主义新编地方志以其体现共和国地方行政管理意图和强烈的地方性、资料性而在地方的两个文明建设中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从我国地方志历史的演变中不难看出,地方志是地方行政管理的产物。秦汉时因治理地方行政的需要而出现了图经、地记、郡书之类的志书;隋代因“罢郡为州”及“罢州为郡”政区急剧变化而组织编修了郡国一百八十三的图经;清统一中国后,为了统治幅员辽阔、陌生的腹地,其地方官员不得不借助于编修地方志而掌握各地的地理山川、物产税赋、风土民情等地方情况以制定施政方针,巩固清王朝的统治。民国时期为了实施新政的需…     

滩田开发与界域纠纷——清至民国时期苏皖老子山划界问题案例分析

受洪泽湖修建坝闸、湖水潴蓄等因素的影响,至迟到明代,今苏皖二省边界的老子山及其邻近地域空间格局大抵成形。咸丰年间黄河北徙后,老子山东部滩田涸出,随着土地整治和开发的深入,也隐含了边界两侧利益冲突的可能性。清河(淮阴)、盱眙两县围绕滩田划界问题展开了一场持续多年的拉锯战,争端的核心在于如何分配边界附近丰富的土地资源,久拖不决则与中央对省界纠纷事务的处理能力不足有关。界域纠纷反映出中国古代传统“山川形便”“犬牙交错”划界原则在山川演变导致滩田等利益变化情境下,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湖滩争夺与省界成型——以皖北青冢湖为例

在传统地方史志的记载中,对于一个行政区疆域的记载往往是以"四至八到"的形式来表示的,依照这种粗略的记载,在很多地区根本无法准确的划出政区之间的边界。在各级政区的边界类型中,又属省界的地位比较特殊。对于省界争端的处理往往会面临"属人主义"和"属地主义"两种原则的抉择,而争端的处理过程其实体现了中央政府、省政府、基层政府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多重复杂、互动的关系。民国时期青冢湖苏皖省界纠纷的处理过程正是体现了上述关系,并且展现了原本模糊的省级政区界限逐渐演变为精确的几何界线的动态过程。     

韩安国“梁成安人”辨

<正> 《史记·韩长孺列传》,《汉书·窦田灌韩传》都说韩安国是“梁成安人”,然《汉书·地理志》梁国无成安县,而颍川郡和陈留郡俱有之,以故韩安国之籍贯颇不易确定。《史记》“集解”和“索隐”引用徐广的话,说成安“在汝颍之间”,而“正义”则依据《汉书·地理志》云:“成安届颍川郡。陈留郡又有成安县,亦属梁,未知孰是也。”其实,只要考察一下梁国行政区范围的盈缩,就可对此问题一目了然。据《史记》、《汉书》可知,汉之梁国始建于汉高祖五年春正月,原为异姓王彭越的封地,     

谈古论今话新罗——兼评“杂罗县”说并非史实

纵观闽西之历史,龙岩与新罗,有其渊源之关系。古之闽西,在夏、商年代,按地域属扬州,西周属“七闽”地,东周为越国地,秦属闽中郡,汉为南海王织的封地,后为会稽郡治县(后汉更名为东侯官)地,三国属吴建安郡。在三国以前,未有县以上行政建置。晋太康三年(282年),析建     

由“邦”到“天下”——秦“邦”更名所見制度變革及其意義

秦始皇二十六年結束了長期以來的諸邦並立,秦自稱由"邦"轉變爲"天下"。在這一歷史發展及理念變革的影響下,秦對有關"邦"職官、名號的變更不只是稱謂上的變化,實際上還反映了相應的制度變革。其中最突出的是邦尉的更名。秦統一之際邦尉更名爲太尉,並將邦尉執掌中縣道軍事的職能劃出歸於新成立的中尉;郡邦尉原本爲中央邦尉派駐於郡内的吏員,秦始皇二十六年郡制變革中更名爲郡尉,成爲郡級三府之一。秦對郡縣道及中縣道區域行政體制的變革是在領域範圍擴大、官僚機構擴充、行政層級增加的形勢下采取的整齊化舉措,也是君主集權推動下的産物。     

“共产党员先上……”

"共产党员先上,做出自己的样子来……"战"疫"期间,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一番话在网上刷屏,引起广泛关注。面对异常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哪里任务险重,哪里就要有党组织坚强有力的工作、有党员当先锋作表率的身影。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号召下,广大党员干部第一时间站了出来、冲了上去,党员医务人员的"请战书"、基层社区的“党员志愿岗”、火神山工地上的“党员突击队”……     

扬州古典园林浅谈

扬州园林的历史扬州园林的历史很为久远。除汉代有江都王的宫苑外,根据文献稽考,早在南朝刘宋时期,徐湛之在这里任南兖州刺史,曾经在广陵城池所在的蜀岗上"营构亭馆,以极游宴之娱",还曾在城的东北隅建过"风亭、月观、吹台、琴室",在城南"起万岁楼,以望钟山"。继南朝之后,历隋唐宋元,扬     

“黑石号”沉船中“盈”、“进奉”款瓷器来源途径考——从唐代宫廷用瓷的几个问题谈起

"黑石号"沉船中出土了大量的陶瓷器,其中包括"盈"字款绿釉碗以及"进奉"款白釉绿彩盘各一件。这两件器物是由官方窑场或者官方组织民间窑场生产来进奉宫廷的。它们在出现于"黑石号"沉船上之前,可能先行抵达扬州,主要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是被进奉入宫廷之后,因宫廷赏赐、贸易,甚至内库被劫掠等诸多原因散落至坊间,再流落至扬州;其二是并没有进入宫廷,而是作为贡奉的剩余品被售卖、集散于扬州。这两件瓷器从宫廷或者产地散落至扬州之后,再从扬州被运送至室利佛逝,然后被网罗至"黑石号"上。     

两汉的郡兵调动：以“郡国”、“州郡”的行政变化为背景

秦汉地方从戍卒群体中,选拔保持有常备兵。在郡作为横向派生的军事、行政区出现後,这些地方兵在训练、调动上呈现郡兵性质。郡兵活动一般受郡界限制。发生动乱後,根据动乱的范围、性质,政府会采取不同等级的应对措施。从地域整合角度,“州”一级的军事作用愈受重视。西汉后期,刺史、州牧的制度反覆,并未涉及州军事职能的增减。州的相关权力,实际在新莽后始得发展。更始、束汉受王莽政权影响,州军事权力大增,但地方兵主要仍然是郡兵。束汉初虽罢郡国兵,但地方後来仍保留一定规模的常备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