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勘合制度实质初探

勘合制度是明政府从政治目的出发,为维护天朝的尊严和解决东南沿海倭患而对日推行的一种朝贡体制。目前,仍有人认为"勘合制度"就是"勘合贸易",事实上,这种看法是缺乏史实根据的。明代勘合制度的实质是明政府维护其天朝大国虚荣心态的手段和推行海禁政策的工具。     

明朝与日本“朝贡堪合贸易”及引发的“倭患”（下）

正明朝人沈德符在其著述中提道:"(日本)大抵来贡不过利中国贸易……故或逾期不至,中国亦不诘责之,正合来不拒去不招之义。"这透露两个信息:一是明代士大夫们也知道,日本对明朝的"朝贡",其本质是为了赚取贸易利润;二是明朝政府尤其是中期以后的政府"来不拒去不招",对于同日本官方的交流、朝贡堪合贸易并不太积极。这也是两国"貌合神离"的官方合作必定散伙的因素之一。     

朝鲜前期赴京朝天使臣违禁贸易之再认识

朝鲜王朝前期,与明朝间贸易形态多样化,双方在使臣往来过程中,有政府主导和认可的朝贡贸易及使臣贸易,也有被政府禁止的各种贸易方式,一般被称为"违禁"贸易。其中被禁止的贸易物品主要包括明朝政府禁止的军需用品和朝鲜国内稀缺的珍奇土物山货,违禁贸易不仅交易品数量巨大、参与者身份复杂,而且朝鲜王朝政府也是外紧内松给予很多支持。     

简论嘉靖大倭难的成因

明朝嘉靖大倭难的爆发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首先,由于中日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不同,两国在交往过程中有着不同的心态和需求。其次,明朝建立的贸易堪合体制不适合中日经济的发展。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正常贸易渠道的堵塞以及明朝廷对走私贸易的禁止,中国民间私商和日本的下级武士开始联合,走向武装劫掠的道路。最后,明朝廷应对政策失误,降低了抗倭的实际效果。表面来看,嘉靖大倭难是日本下层武士与中国私商联合下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扰,实质是中日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客观上需要加强经济贸易往来与事实上贸易通道阻断这二者矛盾的集中爆发。     

明朝中国海商与澳门开埠

澳门开埠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近代贸易全球化的进程中,均称得上是一重大事件。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后,很快与活跃于南海的中国海商合作,先后在广东、福建、浙江沿海进行走私贸易。中葡商人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对明朝的贸易体制与东南沿海社会秩序造成冲击。在闽浙地区遭受明朝政府清剿后,中葡商人重返广东沿海,向广东官府疏通后,得以入居澳门进行定点贸易。当时广东海防的主要矛盾是明朝朝贡贸易体制与中、葡商人之利益冲突,澳门开埠乃为纾解这一矛盾而建立的缓冲平台。     

论明代的朝贡贸易

明初,屡次发布诏令,严禁沿海军民出海贸易。海外贸易完全由明政府控制,洪武十六年,始给朝贡诸国“勘合号簿”,永乐二年,又发置缴外土官“信符金牌”等,这两种凭证都是作为贸易时的依据。这种把商业关系纳入朝贡形式之中的朝贡贸易,无疑对宋元以来私人繁荣的海外贸易是一次严重的破坏与逆转,也是中国对外贸易史上的一种新形式。     

明蒙朝贡贸易矛盾与“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是明代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明蒙朝贡贸易自永乐时期正式形成伊始,就潜伏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瓦剌的大规模使团及明朝"薄来厚往"的回赐政策,给明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压力。随着瓦剌势力的不断增强,双方朝贡贸易的矛盾不断加深,明蒙间大规模战争的趋势愈发明显,终致"土木之变"。     

从《长崎荷兰商馆日记》看江户锁国初期日郑、日荷贸易

从《长崎荷兰商馆日记》看江户锁国初期日郑、日荷贸易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张劲松一、锁国前后的日本对外贸易关系安土桃山时代的日本,伴随着国内商业资本的发展和国内统一形势的出现,发展海外贸易的条件日益成熟,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也曾为恢复日明间的勘合贸易作过努力...     

从《高昌馆课》看西域与中原的经济交往

西域与明朝间的朝贡贸易是由明政府垄断的,这是汉唐丝绸之路发展到明代的新形式。哈密、吐鲁番等同明朝朝贡贸易最为密切,规模很大,在朝贡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对明朝在西北边疆的经营乃至对西北边疆的备边政策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关于明代勘合形制的再探讨

勘合是明清时期证明使节身份的一种官方文书。成化六年(1470)发行的工部班匠勘合是迄今为止已知的年代最为久远的明代勘合,万历三十五年(1607)的兵部驿递勘合上除了发行时填写的内容之外,还有多种官印和戳记。前者呈正方形,后者的主体部分由长方形及其上方的梯形组成。从保留在勘合上的各种官印和戳记,我们可以了解勘合的发行和使用的流程。这些勘合文书的发现,使我们可以根据实物研究明代的勘合制度。     

试论明代广宁的马市

明朝时,政府十分重视马市,尤其是很讲究战马的供给。马市,就是明朝政府以获取马匹为主要手段而专门开设的与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进行商品交易的一种定期性贸易场所。马市贸易,是我国古代史上很有影响的民族经济交往形式。它对于东北各族人民,尤其对于建州女真的崛起有着重大的影响。而广宁(即现今辽宁省北镇县)马市是明朝政府首批开设的马市之一,因此,广宁马市更具有特殊意义,本文拟就广宁马市做以论述。     

林则徐澳门巡阅记

为行使中国政府主权,林钦差巡阅“天朝疆土”澳门林则徐是我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也是我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160年前（即1839年）9月3日亲自巡阅澳门,不仅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大意义,而且也是澳门历史以及中葡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553—1557年间,葡萄牙人据澳门,此后又通过向明朝政府交纳地租和税饷,把澳门变成他们的居留地。1685年,清政府在广州设粤海关以后,允许来粤贸易的西方各国商人,在贸易季节以我们时间到澳门暂住,澳门又逐渐成为葡、亚、荷、英、法、美等西方各国商人的共同居留地…     

“千岁丸”──日本锁国二百年后使清第一船

单身尝到支那邦,火舰飞走大东洋;交语汉鞑与英法,欲舍我短学彼长。──高杉晋作：《无题》一、宽永以降不平衡的中日交通 14世纪中期至16世纪中期,中国明朝（1368—1644）与日本室町幕府（1338— 1573）间保持着相当兴旺的勘合贸易和文化交往。中国商船从江浙启航, 10天内可抵达长崎等港,甚至“顺风不三日可至日本”①;日本每年也派出遣明船多艘。日方出口铜、硫黄、刀剑、扇子、漆器等,中方出口制钱、生丝、药材、书画、陶瓷器等。这种双边贸易是有利可图的,一斤唐丝（中国生丝）在日本以20倍价格出售,日本一把值八百文的刀剑,…     

永乐盛世话“永乐”——漫谈明代永乐通宝钱

正一、永乐通宝铸行背景概况永乐是明朝第三位皇帝明成祖朱棣(生于1360年5月2日,卒于1424年8月12日)的年号,他是朱元璋第四子,(公元1402年7月17日-1424年8月12日在位)被称作"永乐大帝"。明朝初期推行纸钞为主的货币流通制度,政府积极推广使用大明通行宝钞,铜钱铸禁无常。据《明史·食货志》     

郑和与满剌加

满刺加王国与明朝中国的外交关系 朱棣于1402年7月30日称帝后三个月后就派大批使者出使暹罗、爪哇、琉球、日本、苏门答剌以及占城等国家。同时明令宣布,欢迎各国使者前来中国,明朝政府一律以诚相待,积极鼓励各国和明朝中国在政治上建立外交关系,以及在经济上开展贸易。对于携带土产到来中国进行贸易,中国政府不加干涉。甚至对于一些误犯禁令的违禁活动,也网开一面,不加以治罪。     

清代盛京内务府盐庄

一 明朝末年地处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各部人众,已经开始由狩猎、采集经济向农业种植经济的转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耕牛和铁制农具是至关重要的。明朝在东北地区的与女真人的马市贸易是女真人解决耕牛和铁器的最重要的渠道。除耕牛、铁器农具之外,女真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食盐也在马市贸易中源源不断地流入女真人生息繁衍的东北地区。以明万历十二年(1584)为例,是年三月的马市贸易单是在广顺关(今开原城东六十里)、镇北关(今开原城东七十里)二地的九起贸易中前来贸易的一千一百四十一名女真人就得到明朝“抚赏”的食盐达3230斤之多。这虽是明朝统治者抚绥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手段之一,但     

"朱成功献日本书"的送达者非桂梧、如昔和尚说

《华夷变态》一书载有郑成功1658年写给日本德川幕府的一封信,该信的送达者书中没有提及但近来有的学者提出送达者为桂梧、如昔两个僧人,这是误解。发生这个误解的原因,在于《华夷变态》原文中把信中应为“敢望僧桂悟如昔重来”一句话误印为“敢望僧桂梧、如昔重来”(因字形相近而将“悟”字误为“梧”字,又误加了一个顿点),而这位学者未加辨别。桂悟是明武宗正德年间日本派往明朝进行勘合贸易的遣明使,全名为了庵桂悟,所谓“敢望僧桂悟如昔重来”,其意乃谓“岂敢企盼着如同僧桂悟那样的遣明使像过去那样再次来到(明朝)”,表达了郑成功迫切希望与日通好的心情。     

元代勘合文书探析——以黑水城文献为中心

元代在行政体制运行过程中广泛采用一种勘验制度,即勘合制度。已有学者利用传世文献对其起源、出现时间、特点、管理、使用范围等进行了探讨,①亦有学者关注到黑水城元代勘合文书,②但有关元代勘合制度及黑水城元代勘合文书的研究,仍有剩意可寻。现知黑水城出土元代勘合文书原件3件,③为我们了解元代勘合文书的形态、特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依据这些原件及其他相关文书,可进一步考察元代勘合文书的运作流程等问题。今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元代勘合文书的形态、特征及运作流程作进一步探讨,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17世纪上半叶台湾海峡贸易主导权问题新探——以荷兰侵占台湾初期的转口贸易为中心

17世纪上半叶,荷兰、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为了主导高额利润的东亚贸易,展开激烈竞争。天启四年(1624年),荷兰窃据台湾,并以此为基地,从事辗转中国大陆、日本、东南亚和欧洲的多角贸易。荷兰侵占台湾初期的转口贸易,与明朝私人海商提供商品有密切关系。关于明末海峡两岸贸易主导权问题,有"荷兰东印度公司主导"与"华商主导"两派观点。本文则认为,影响明末海峡两岸贸易主导权的因素很多,明朝海商和荷兰殖民者都无法单方面主导。从天启四年(1624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灭亡,荷兰殖民当局在台湾的转口贸易,经历了起步、发展和逐步衰落三个阶段,海峡两岸的贸易主导权则在不同阶段在明朝私人海商和荷兰殖民者间转换。     

明袁琎“被掳”像的形成与中日朝交涉

嘉靖二年,日本大名细川氏和大内氏分别派遣使团赴明朝贡,抵达浙江宁波后,双方因勘合真伪问题引发武力冲突,伤及明朝军民,史称"宁波争贡事件"。嘉靖皇帝对此事的处理态度明显前后不一,这种变化的产生,应与关于明朝指挥袁琎"为贼向导"的"隐情"有着某些内在关联性。相较于"被掳",前者更有损于天朝威严与东亚区域秩序的稳定,这也成为后来东亚诸国交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事件发生后,明朝虽然表现出较为强硬的态度,但并未断绝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往来;日本方面也积极寻求途径,希望消除误会;而朝鲜对事件"隐情"的刻意回避,则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在各方的利益斗争与妥协中,所谓"为贼向导"的言说逐渐被淡化,最终完成袁琎"被掳"形象的塑造,并成为东亚区域各国共有的一种主流描述。可以说,基于自身利益需求,各方都有意无意地选择了对传统东亚区域秩序体系的修复与维护,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秩序体系"事大字小"的伦理关系及其历史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