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州窑酒坛铭文研究

磁州窑酒坛的生产主要在明代,以白地黑绘为主,部分上有墨书铭文。本文在分析这批酒坛铭文的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将其分为广告性质铭文、商标性质铭文、俗语吉祥语铭文、诗词警句铭文等四类,并简要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及社会背景。     

商代赏赐金文研究

商代末期铭文字数渐次增加,记事性金文也逐渐流行起来。商代青铜铭文中最常见的内容有族氏铭文、族氏铭文加祖先称谓、单纯的铭"某作某器"等。另外还出现了记事性铭文。这类记事性铭文,字数多在10字以上。这些记事铭文,以赏赐为其内容     

商代赏赐金交研究

商代末期铭文字数渐次增加,记事性金文也逐渐流行起来。商代青铜铭文中最常见的内容有族氏铭文、族氏铭文加祖先称谓、单纯的铭“某作某器”等。另外还出现了记事性铭文。这类记事性铭文．字数多在10字以上。这些记事铭文,以赏赐为其内容核心,附带的一些相关记事性内容则多是说明赏赐的因果。我们称商代晚期的这些以赏赐为核心内容的青铜器铭文为赏赐金文。下文从赏赐动词、赏赐物、赏赐地点、赐者与受赐者、赏赐缘由几个方面对这类铭文稍作分析。     

商周青铜器铭文的若干制作方式——以曾国青铜器材料为基础

本文以曾国青铜器为基础材料,通过对铭文形态特征的观察,归纳出商周时期青铜器铭文的不同制作方式。除了举证青铜器铸后的刻、錾等不同的铭文制作方式之外,重点讨论了铭文的主要开工——铸造的阴文铭文的制作。文中分析了流行的模作铭文观点如独立范法、皮模法等使用范围的局限性,并以实例说明贴泥条的范作铭文技术应是铭文制作的主要方式。     

铜器辨伪浅说(下)

(四)从铭文辨别真伪青铜器铭文和铸造技术水平的提高与文字的发展有直接关系。商至春秋时期锏器铭文一般是铸字,就是将铭文刻在范块上,再把范块嵌入主体范中。范块上的铭文一般为阳文,笔道底窄面宽。铭文铸成后,由于系翻铸,表现在器物上阳文就成了阴文,且底宽面窄。战国时期的铭文是錾刻的,铭文字体细长。     

商周青铜器铭文的制作工艺和西周颂鼎复制

考古出土实物研究表明,商周青铜器铭文制作,通常是先雕刻正阴字铭文模,然后翻制反阳字铭文活块泥芯,镶嵌于主体泥芯合适位置组成复合泥芯,最后在浇铸青铜器时一并铸成于器物内壁上。复制具有151字铭文的西周晚期青铜颂鼎,整体采用失蜡铸造工艺,铭文制作借鉴商周青铜器陶范铸造的相关工艺,多次翻制制作一块铭文蜡片,嵌入模具型腔后翻制整体硅橡胶泥芯,获得了理想的效果。     

秦子姬簋盖初探

珍秦斋藏秦子姬簋盖是新发现的春秋早期秦铭文材料。本文解释了铭文词句,又根据《史记·秦本纪》的有关记载,并参考宝鸡太公庙出土秦武公及王姬钟铭文的研究,认为铭文中的“秦子”是指秦出子,“秦子姬”乃是其生母“鲁姬子”。这对于讨论青铜器铭文研究中的“秦子”问题以及秦国早期历史的探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西汉“三囷共厨”铜鼎及相关问题

陕西考古博物馆收藏一件兴平北吴墓地M64出土的西汉铭文铜鼎,其器盖和器身皆刻有铭文“三囷共厨”。根据铜鼎的形制和铭文内容判断该器应为西汉中期铜器。文献中鲜见有关“三囷”的记载,笔者结合秦汉时期地理命名的原则,并通过与其他“共厨”类铭文进行对比研究,推测“三囷”可能是西汉时期的一处皇家宫苑。“三囷共厨”铭文反映出西汉时期“共厨”类铜器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该类铭文铜器受到不同层级机构的使用。“共厨”铭文正是相关职官管理器物时所留下的錾刻记录。     

西周匍雁盉与邢公簋的再研究——兼评袁广阔等以铭文“丼”定王臣说

根据相关文献和铜器铭文记载,西周匍雁盉铭文中的“邢公”是应国使臣对邢侯的尊称,邢公簋铭文中的“邢公”不是王臣,而是邢侯的自称。以铭文中的邢字作“丼”则定为王臣,这一说法是不准确、不能成立的。     

古代的犹太铭文

从20世纪30年代末以来,欧美学界一直在推动犹太铭文集的编辑和出版。其成果反映在铭文数量的不断增加和铭文识别方法的不断推敲上。古希腊罗马时期犹太铭文的特点是,希腊文铭文占绝对多数,不存在典型的带有犹太风格的希腊文,也不存在特有的犹太类型铭文。这些特征不仅为人们理解犹太教与希腊罗马世界的文化互动提供了更加宽广的视角,而且有助于人们摆脱各种文献材料所预设的眼光,在理解早期犹太教方面实现更加全面的综合。     

辽阳博物馆馆藏汉代铭文铜镜简析

汉代是我国铜镜发展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铜镜的出土及传世数量众多、分布广泛、造型新颖、美感十足。其中,汉代铜镜的一个重要分支就是铭文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铭文镜上的铭文取代镜纹的主要地位而成为铜镜的重要装饰。这些铭文内容丰富、书法优美、寓意多样,反映汉代的审美情趣、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辽阳博物馆的汉代铜镜藏品丰富,笔者选取其中六面铭文镜,解读铭文、重新命名、断定年代、修正错误,以期填补馆内铜镜研究内容的不足。     

新发现安优婆姨双语塔铭之粟特文铭文初释

安优婆姨塔铭是目前所知的第三方汉文—粟特文双语铭文,本文对这一双语铭文的粟特文部分作初步释读。粟特文铭文的主要内容是安氏的籍贯、经历、宗教信仰和卒葬地等,亦包含家人对其离世的哀恸之情。安氏是源自粟特地区安国的胡人妇女,其家族入华后著籍凉州姑臧,开元年间迁居长安,在那里接触并信仰了隋唐时期佛教宗派之一的三阶教。基于信仰的原因,卒于长安的安氏最终葬于终南山,立塔于三阶教祖师信行塔旁。以上内容同样也出现在汉文铭文中,但两种语言的铭文在个别语句上表述稍有不同,粟特文铭文在具体细节上也更为丰富,且有些语句未见于汉文铭文。     

邿中簠当作止(邿)子中簠

1986年4月山东省长清县万德镇石都庄发现2件邿国铜簠。《文物》2003年第4期载有铜簠(M1:3)器底、器盖铭文及铜簠(M1:4)铭文拓片。铭文相同,各17字。铭文的首字,M1:3器底铭文和M1:4铭文都从止从子。M1:3器盖也从止从子,但子字上下分开,不相连属。     

关于《荣仲方鼎》的一点看法

本文主要讨论了关于新近发表的《荣仲方鼎》铭文的几个问题。认为鼎铭中的“子”应该是贵族族长的称号,不是国子、王子或尚未逾年的新王。铭文末尾的“史”是表示荣仲族属的族氏铭文。族氏铭文是商人用以标识族属的主要方式,荣仲是商代遗族,“荣仲”这一称谓方式可能对于探讨族氏铭文在西周中期后逐渐消失的原因有所帮助。     

西周金文月相词语与静簋铭文的释读研究

用月相词语记时,是西周铜器铭文中才出现的。例如,静簋铭文八行九十字,铭文中两处出现月相词语“初吉”,因此,这篇铭文对研究月相名词“初吉”的含义乃至西周历法极其重要。研究西周金文月相词语的人,从20世纪初的王国维,到90年代末的人几乎都要提到静簋铭文,     

商代中期有铭青铜器探讨

对商代武丁以前的青铜器铭文的探讨是学界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对以往学者所辨析出的部分商代中期有铭青铜器的年代与铭文性质进行讨论。提出其中一些青铜器的年代当属商代晚期,一些所谓的铜器铭文实际上是花纹。同时,根据近年来新刊布的材料新增若干商代中期有铭文的青铜器。并参照同时期其他质料器上的文字,讨论了商代中期青铜器铭文的特点。     

淮夷文化研究的重要发现——驹父盨盖铭文及其史实

驹父盨盖1974年出土于武功县一西周遗址,铸铭文82字.这篇铭文为淮夷文化的探讨,提供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线索,是淮夷文化研究资料的重要发现.1976年吴大焱、罗英杰发表了初步的释文和铭文拓片.1982年王辉同志发表了《驹父盨盖铭试释》一文,对铭文作了进一步的考证由于两文对铭文的考释尚未尽善,加之该铭文对淮夷文化研究的重要价值,故再申浅见.驹父盨盖铭文分书九行,行九字,合文一,个别字有所残损,现录全铭释文如下:     

“复合族氏”铭文研究的一种新视角——以殷墟晚期“告”作有铭铜器为例

殷墟晚期铜器铭文多数较短,其中又以类似"亚某"、"寝某"等形式的短铭较多。以往的研究中多将这种形式的铭文归为"复合族氏铭文"。通过对殷墟晚期"告"作有铭铜器的梳理,我们认为这种形式铭文中的一部分可能不是"复合族氏铭文",而是"官职+私名"。这对认识殷墟晚期短铭金文的性质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新见鲁叔四器与鲁国早期手工业

新公布的鲁叔四器的铭文内容与鲁国早期历史密切相关。不少学者已经对铭文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但仍然存在一些文字释读与理解上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在铭文正确释读的基础上,从鲁叔四器的铭文内容可以看出鲁国早期手工业的发展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水准。     

试论新见晋侯簋的归属

新近见到一对晋侯簋,形制、铭文相同。从形制、纹饰、铭文字体、铭文内容分析,其时代应为西周共懿时期。联系其他相关青铜器,可知这两件晋侯簋的主人应是成侯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