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认识性质辨析

在历史认识的性质上,迄今为止至少存在着四种不同的论点。中国传统史学和西方兰克实证主义史学把历史认识视为对历史实在的客观反映,强调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在认识论上是一种典型的历史认识对历史客观实在的反映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分析历史哲学的发展,尤其是相对主义史学把历史看作是历史认识主体的能动创造,历史是历史学家主体思维的结果,在认识论中成为一种主体创造论。20世纪中叶以来,以爱得华·卡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一批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提出了历史认识主体与历史认识客体之间双向建构     

德意志史学与历史哲学在19世纪法国的传播及其影响探析

19世纪是法国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究其原因,既有法国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也与这一时期法国史学对近邻德国的学习和借鉴有关。斯塔尔夫人的《论德国》最早将德国古典历史哲学介绍给法国人,此后,基内与库赞在将赫尔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哲学引入法国上着力最著。兰克为代表的德国实证史学在主导19世纪德国史学研究的同时,也于法国史学界产生重大影响,以莫诺、拉维斯、瑟诺博司为首的法国史学家在借鉴兰克史学的基础上,推动法国实证史学在学科化与专业化的道路上迅速发展。     

当前历史热背景下的公共史学初探

当前中国社会兴起了历史热,公众对于史学知识需求加大,作为传统的史学普及化的承担者,通俗史学有着许多弊端。在此情况下,借鉴美国公共史学运动的经验,一些学者提出了公共史学概念,力图在历史热的背景下,提倡公共史学,促进史学的普及化。由于通俗史学的弊端,未来通俗史学必然会被公共史学"兼并",成为公共史学中的一部分。当然,公共史学在美国发展完善,但在中国刚刚起步,还不完善,但未来史学普及化的趋势是向公共史学转变。未来史学普及化的承担者将从传统的通俗史学转向公共史学。     

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史学的实证倾向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史学以古典主义为特色,以事实为依据,注重各类史料的考证和辨析。这时期的史学既是对古典史学的继承,也有超越的一面。在博古学的影响下,史料的范围得到很大扩充。而史料的考辨,则明显受惠于修辞学。这是人文主义史学走向实证的内在理路,再加上对多学科方法和手段的利用,已展示出新的史学风貌,有助于19世纪孔德实证主义哲学影响下实证主义史学的形成,在西方史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进程中,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     

关于19世纪中国史学历史意义的思考

19世纪中国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不仅标志着传统史学的终结,亦同时标志着近代史学的开端,是中国史学新陈代谢的交会点和转折点,并为20世纪初新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在社会思想领域,19世纪中国史学还起到了重大的思想启蒙作用,对19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本土化、科学化和方法热：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趋向

民国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经历了从输入、移植、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到逐渐领悟而尝试建构中国本土化史学理论的过程。它主要是沿着两条路径推进的：一是以西方史学理论著作为蓝本，接受并综合西方近代史学理论而创建中国本土的史学理论；二是用西方史学理论的基本理念来关照中国史学传统，发掘中国传统史学中适合近代西方史学理论的因素，进而构建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民国史学理论研究，深受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影响，以科学化作为史学理论建构的主要目标，努力建构实证主义的科学化史学。科学化的史学研究，重视历史考证和史实求真，致力于历史学的科学化并强调科学方法，将研究重心集中于科学方法论，出现了史学研究的“方法热”。这种“方法热”趋向，既体现为自觉借鉴并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及社会科学方法，更体现为集中探究狭义的史料学方法，即研究实用性的史料考证方法。因此，本土化、科学化和方法热，构成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趋向。     

从存在根基看唯物史观与史学的内在会通

本文旨在探究唯物史观和史学在存在论根基处的内在会通,借以澄明史学研究的源始开端及其应有的成长道路,并点破实证主义理念的偏颇,探讨史学研究迈向生活世界的理论前提。     

兰普莱希特文化史观的国际传播

德国文化史家卡尔·兰普莱希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写作多部文化史巨著,并提出了一系列文化史观点。兰普莱希特的文化史观在德国学界引发巨大争议,同时,在欧美国家乃至东亚国家广泛传播,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和热议。这一史学现象得益于兰普莱希特文化史观与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的新史学运动之间的同频共振,反映了20世纪初以来日益紧密的史学交往。另一方面,德国以外的学者出于为自身研究需求服务的目的,更多地聚焦于兰普莱希特文化史观中的“新史学”部分,一定程度上对于这种“新史学”的实际价值和意义未予以彻底的剖析,对于他的文化史观中所渗透的德国传统史学的底色也没有察觉,这成为史学传播与交流之中的典型案例。     

比勒菲尔德学派和德国社会史研究

德国史学在世界历史学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也因此固守传统很难有所改变。20世纪50年代,走出战争阴影的德国百废待兴,历史学研究也有了新的起点。德国近代史学家们逐步接受法国年鉴学派提出的结构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德国传统史学引入了新的元素。20世纪60年代末,以创新改革为宗旨创建的比勒菲尔德大学为历史学的创新打造了一个平台,以韦勒和科卡为首的近代史历史学家们在创建历史学系的过程中注重以结构史学的方法论解析社会演进,跨学科地分析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对社会历史进程的推进,以研究“整体的历史”为宗旨,形成了以德国社会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的比勒菲尔德学派。     

历史主义与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史学

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对待历史的方法和态度,在西方可谓由来已久。但是,作为一种系统的历史哲学思想,它却是对19世纪盛行一时的实证主义史学的直接反动。在西方的学术界,历史主义又被划分为“德意志类型的历史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历史主义”两大类型。所谓德意志类型的历史主义,就是指由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创立和发展起来的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学说。     

兰克史学在中国的早期流传

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是19世纪德国史学大师,他的史学在19世纪西方史坛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一个多世纪以来,兰克史学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广为流传,产生了重大影响。兰克史学在20世纪初也流传到了中国,关于兰克史学在中国20世纪初到30年代的流传情况,易兰在她的论文中作过探讨。     

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20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和思考

在漫长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上,20世纪的中国史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中国传统史学出现了从不曾有过的深刻变化：封建主义史学衰败,并被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所代替;在激烈的社会革命、社会变革,以及科学进步和学科发展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历经艰难曲折,不断成长壮大,得到迅速的发展。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不仅结束了一个时代,开辟了一个时代,而且还以其丰硕的成果作为珍贵的学术遗产,直接影响到新世纪中国史学的走向。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     

"新史学"之"新"义——梁启超"人群进化之因果"论中的儒、佛思想因素

梁启超的<新史学>介绍了实证主义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的宣言书.梁启超的"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貌合神异,内涵一套将儒家哲理、大乘佛学和现代进化论融合起来的历史观、世界观与人生观.而他后来怀疑进化论、否定历史因果律的思想转变,不能完全归因于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他自觉认识并澄清自己的"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思想界限.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会通中西、杂糅古今,是一套独特的历史观念与历史诠释方式."新史学"的"新"义,不但在于移植西方科学史学于中土,同时也是对传统历史观念与史学思想的推陈出新.     

从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的转变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如果从史学思想的角度考察问题,就会发现我国传统史学经历了从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转变的过程。这两种史学思潮在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各方面都显示出截然不同的特征。揭示由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转变的内涵及其意义,有助于阐明中国传统史学发展中某些内在规律。可以进一步深化史学史的研究。     

时代精神与历史研究：时代精神与历史真理

史学与现实的关系是史学理论研究的永恒主题之一,如英国史学家卡尔所言,史学“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我们从那些史学名著和有持续影响的史学流派中总能感到时代脉搏的跳动。当年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的一个原因就是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现实生活中工人苦难的深切关注。同样,今天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也需要不断注入新的时代精神,满足新的社会需要。为此,编辑部特邀几位史学工作者笔谈,意在促使史学界同仁更积极地思考和探索史学的社会责任,因为这实在是史学专业能否真正在社会中立足和发展的关键问题。     

“20世纪中国史学与中外史学交流”国际研讨会综述

2003年10月18—20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了“20世纪中国史学与中外史学交流”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内地、台湾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新闻出版单位以及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学者八十余人出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明代史学批评的互动关系

在明代史学批评史上,传统的史学理论、批评理念、批评方法是一笔无形的宝贵财富,为明代学者进行史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借鉴,尤其刘知幾所撰《史通》对明代的史学批评影响深远。同时,明代大量的史学批评实践,一定程度上又推动史学批评理论向更高水平发展,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恰如瞿林东先生所言,“从史学自身的意义上说,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造就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瞿林东:《史学批评怎样促进史学发展》,《人文杂志》2016年第10期。“史学批评中总是会闪烁出史学理论的火花,而史学理论中则往往包含着史学批评的内容,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近50年来国内关于史学传统的研究

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是当代史学得以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料之一。发掘和继承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作为我们史学创新的起点,这是当前历史条件下史学发展的要求。近50年来国内关于史学传统的研究从整理史学遗产工作开始,对史学传统的研究逐渐从内容的总结上升到对民族精神、人文精神的挖掘,并就一些史学传统之间的联系和现实意义展开讨论,出现了活跃的局面。从中可以预见中国史学传统研究的趋势和前景,为新时期史学进行新创造提供借鉴。     

论民国时期中西史学交流的特点

民国时期的中国史学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艰难地然而终于剥离传统史学的脐带,迈向史学现代化的新途。在这一过程中,中西史学的交融呈现鲜明的特点：史学的传播渠道由欧美直接输入为主,以取代从日本的间接输入;中国学人留学欧美成为时尚,从欧美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在中西史学的交流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是传播西方史学的主体;而传播的内容以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为主,历史哲学的引入更令人瞩目;出版机构在民国时期中西交流中起到重大和显著的作用。     

日本江户时代史学发展受中国史学影响探析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史学文化引领着邻国史学的发展,日本江户时代史学发展深受我国影响,各种史志书籍、资料达到空前的规模,史学文化得到全面发展。本文从日本江户时代史学历史发展沿革,利用对比、举例等多种手法,从编纂体例、史学思想等角度阐述了日本史学深受中国史学的影响,明晰中国史学文化的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