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战争认识

文章从日本平民的战争责任认识的层面,对战后日本社会出现的关于侵略战争的模糊和错误认识的根源进行了分析。指出:日本人一般习惯从自己在战争中经受的苦难的经历中理解战争,即站在“被害”的立场上认识战争,而很少意识到战争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性质,即缺乏“加害”的责任。战后的日本历史教育没有向年轻一代正确地传授关于侵略战争的历史知识,从而使日本社会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很不充分。文章认为导致这一结果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产生于战后对日本战争犯罪责任追究的不彻底性。文章着重分析了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与当前日本社会政治右倾化的关系,强调了正确认识历史问题的重要性     

英布战争性质辩析

对1899——1920年英布战争的性质,多年来史学界争论不休。我国史学界对英国一方的帝国主义性质,看法一致,但对布尔人是民族自卫战争,还是非正义的殖民战争观点不一。 每个国家和阶级所发动的战争与他们战前所推动的政策都有着密切的经济和历史的联系,而政策是表现着在生产方式上占据不同地位的阶级的根本利益的。本文不揣谫陋,想从以下三方面作些初步分析,期待读者指正:1、剖析布尔人在南非的阶级地位;2、研究导致这场战争的政策,     

战争与王权的形成

自从历史唯物论创立以来,战争作为国家形成期诸变革的动因,便成为探讨亚洲专制国家形成过程中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历史唯物论认为,人类社会结构的发展,是共同体逐步走向解体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原始共同体与新形成的私人性诸个人的关系上二元矛盾展开的过程中发生的,而原始共同体是自然的诸个人从“自然”状态直接带进“历史”中的,是以原生的集团性为基础的。因而,只有以私有财产为前提的父系家庭的形成,才意味着共同体解体为各个单体     

浅论战争的正义性

由古至今,人类社会的战争不计其数,无论是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战争,还是局部地区的小规模战争,战争的正义与否都是没有唯一标准的。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是一个时代与所属阶级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阶级性,所代表的阶级不同,所处的时期不同,战争正义性的判断标准也不一样。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战争

“战争,就是为了实现部族或国家的政策,凭借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发生于两个独立的政治统一体之间的武力冲突。”①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的战争定义。那以后,在越南战争等背景下,战争理论又有所发展,但具有历史意义的是,人们在关于战争起因的理解上,仍近乎一致地认为,非出于个人的、冲动的暴力行为,而应视作集团组织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的产物。尤其在考察国家和文明起源时,战争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为抵御外部敌人,共同体内的组织化、指挥统治权的获取成为必须,进而发展成国家这种政治的…     

中國農民战争的偉大历史作用不容抹殺——批判孙祚民在農民战争問題上的錯误观点

毛主席指示我們: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級斗爭、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爭,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是,孙祚民的观点完全相反,他否认了农民阶級的反封建的革命性,抹杀了农民战爭的伟大历史作用,并加以严重歪曲。对此,我們必須进行批判。一、什么是農民战争?战争没有階级性嗎? 什么是农民战爭?孙祚民认为:“作为地主阶级集中代表的封建专制政权”对农民阶級的反抗“诉諸公开的、暴力的手段,訴诸战爭”,即統治阶级鎮压农民起义的战爭,“这就是封建社会里农民战争的实貭”,又說:“……农民战爭是某一国家的統治阶級以暴力手段施行的政治的继續”。“封     

商代战争的性质及其历史意义

在商代历史上,战争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说的就是商王朝把祭祀与战争列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两件大事。对于商代战争的性质及其历史意义,很少有人作系统的论述,本文试作分析。一战争,贯穿于商代历史的始终,但商代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日伪的货币金融战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几乎每一次战争都肇因于经济的争夺。在现代战争中,经济战居于一个极重要的地位。在经济战中有货币金融战、贸易战,生产战、封锁与反封锁……等等。而货币金融战又是现代经济战的核心。     

民族、宗教与战争

“一切战争都可看作是政治行为”,况且政治,经济与战争的关系早国专家学者论如繁星。故今就具体的民族、宗教与战争的关系作一次尝试性论述。而这种论述与为数不多的古代学者相关论述迥异。     

1878年"林肯县战争"与"比利小子"

1878年发生在新墨西哥领地内的“林肯县战争”,是美国西部开发时期一次非常重要的牧区战争。它的爆发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原因。这次长达5个月的流血冲突,是圣菲集团支持下的墨菲派与竞争对手麦克斯温—滕斯托尔派争夺对林肯县经济和政治控制权的必然结果。战争结局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分赃,确保了墨菲家族在林肯县的垄断地位。“比利小子”在这场流血冲突中只不过是麦克斯温—滕斯托尔派雇用的一名枪手,但在后来的许多传说中,他却成了“林肯县战争”的主角。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比利小子”的历史著作、小说、电影、歌曲和传说不计其数。“圣徒比利”取代了“魔鬼比利”,“林肯县战争”却被人淡忘了,即或有人偶尔记得它,也是从“比利小子”的出场背景中得知的,“林肯县战争”的真相则完全被“比利小子”的传说湮没或扭曲了。     

汪达尔战争先于哥特战争爆发的原因探究

汪达尔战争与哥特战争是查士丁尼一世为了统一帝国而发动的战争。对拜占庭帝国、汪达尔王国以及东哥特王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查士丁尼一世在国内政治局势稳定、经济以及军事实力增长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要努力实现恢复昔日罗马帝国辉煌的美梦,而选择对外战争也自然而然地成为首选。或许查士丁尼一世有转移国内矛盾的目的,或许是为了通过战争赢得军民的尊重。汪达尔战争与哥特战争的爆发及其先后顺序既与查士丁尼一世的政治目的息息相关,又与汪达尔王国与东哥特王国自身的政治局势、经济以及军事实力等因素相关。这两次战争在拜占庭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研究查士丁尼时代所不能回避的两次战争,一直受到史学研究者的关注。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两次战争都十分关注,并取得了大量的学术成果。文章拟对汪达尔战争先于哥特战争爆发的原因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希冀对这两次战争的认识能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     

简析近代欧美资产阶级人权问题

什么是人权?简言之,它是人身自由和其他政治权利的总称。“人权”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历史的产物。它的涵义,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发生变化。“人权”又是一个阶级范畴,不同阶级对“人权”有不同的解释。历史上和现实中,各阶级都有自己的人权观,而且,围绕人权问题进行着尖锐的斗争,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尤为激烈。     

试论我国现阶段民族自我意识增强的基本原因及特征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我国民族关系较之以前不同历史时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新情况、新特点,各民族的民族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就是一个重要表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消灭了阶级和民族压迫制度,各民族在根本上有着共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民族自我意识反而增强?为什么民族自我意识增强不是在我国社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说:印度的农村公社“是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这应当如何去理解?印度的农村公社制度何以长期的保存下来呢?

河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同学丘菊贤提问恩格斯在其伟大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明确的指出:在阶级社会产生以前的人类的历史是人类的“蒙昧期”和“野蛮期”,但是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大分工的出现,阶级社会产生了,人类的历史开始踏进了“文明”的时期;而农村公社制度正是在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也就是在原始共产社会逐渐瓦解和阶级社会逐渐产生和形成的过程中的产物,关于这个问题,从农村公社的二重性上得到了充分的说明。     

从历史文物试探体脑分工的起源

(一) 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和对立,是阶级社会的一个突出现象。剥削者把它说成与阶级存在同样是自古有之永恒不变的"天经地义"。马克思证明了阶级"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它必将随着历史的发展,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而归于消灭。在阶级发生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在阶级社会中长期呈现出尖锐对立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和差别,也是这样。它并非"自古有之"。     

对楚汉战争的一点看法

1981年修订的初级中学《中国历史》课本,无论是在史料的选择上,或是在史实的叙述上,都有不少的改进和提高,读后可以使人感到线索明了,详略得当,把一部中国历史活生生地展现到了学生面前。但是,课本也存在着一些不足的地方。笔者试图就第一册中“楚汉战争”一段的安排顺序问题,谈一点自己的意见,以期有利于教学。修订后的《中国历史》课本里,刘邦和项羽为争夺封建统治权而进行的四年楚汉战争,被安排在“第二节陈胜、吴广发动的秦末农民战争”里(采取这种编排方法的不只此书,其它书也有类似的方法),     

论明清战争与清代社会矛盾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封建社会中,民族间的不平等是历史的必然。这是因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伴随阶级统治而存在的,必然是民族关系上的主从之分,高下之别。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民族关系划分为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是数以千年计的历史现象,列宁关于沙皇“俄国是各族人民的大监狱”的著名论断,是人所共知的。然     

东汉羌汉战争动因新探

“羌患”是长期困扰东汉王朝的重大问题,几乎与整个东汉王朝相始终的羌汉战争对东汉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分析史料,借鉴考古学、民族学研究的成果,尝试对东汉一朝羌汉战争的动因提出新的诠释,力图从宏观的背景、长时段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东汉一朝的羌汉战争。     

从天皇制法西斯论到总体战体制论——战后日本农村战争动员研究范式的变迁

战后日本关于农村战争动员的研究从“天皇制法西斯论”出发,重视法西斯主义与传统村落社会秩序的内在关系,不但从农村运动和村落传统的角度分析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也从村落共同体及其机能组织方面揭示农村战争动员的广度和深度。但是,经历了战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由于对战争批判的减少和战争责任意识的淡化,加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出现了肯定战时动员政策的“总体战体制论”。虽然这种观点受到一些学者的严厉批评,但其影响不容忽视。从学术史角度讲,“总体战体制论”虽然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与“战后历史学”存在着巨大隔阂,但是在方法论上,将“战前”特别是“战时”与“战后”联系起来考虑,重视战时动员体制及其所引起的社会深层变动与战后历史发展的关联,这给其后的农村战争动员研究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山西在唐代的地位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繁荣强盛的朝代。山西是李渊父子夺取政权的发祥地;李唐王朝建立后,山西又是维护封建中央政权的重要支柱,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都处于重要地位。 （一） 唐朝初、中期,在山西进行的关系全局的大规模战争有三次。第一次战争是消灭刘武周的割剧势力。 唐朝定都长安以后,面临的形势是:陇右的土豪薛举在甘肃天水自称“西秦皇帝”,晋北割剧势力刘武周被突厥封为“定扬可汗”,隋末的农民起义军窦建德在河北建立夏国,隋朝的残余势力王世充在洛阳自称“郑国皇帝”。唐王朝要想统一全国,就要逐步消灭各地地主武装集团,镇压农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