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前后 的国共谈判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方面意识到中国人民抗日浪潮之势不可挡,被迫放弃了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的企图,而坐到谈判桌前,与中共磋商合作抗日问题。抗战爆发前后,国共两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1937年2月8日至9月下旬期间,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秘密谈判。中共方面的代表有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林伯渠和朱德;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有顾祝同、贺     

“不许讨价还价“的国共北平和谈

1949年初,随着国民党政治军事形势的急剧恶化,导致蒋介石的下野与李宗仁的上台。国民党“求和”,国共两党进行了举世瞩目的“北平和谈”。但是,由于两党力量对比已今非昔比,中共“不许讨价还价”,结果不肯“投降”的国民党最终被中共以武力“扫地出门”,从而宣告了其在大陆的政治出局。详情请阅《“不许讨价还价”的国共北平和谈》。     

国民党与《双十协定》的签订

国民党与《双十协定》的签订张小满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举行了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并最终达成《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协定中,国民党同意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坚决避免内战;大体上承认了共产党及一切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     

合作与分裂——1924~1927年湖南国共两党关系的再分析

1923年4月,湘区中共帮助国民党在长沙建立两大分部(学界和工界),实现了湘区的国共合作,并在中共的“包办”下,国民党组织和党员数量迅速得到了发展,遍及整个湘区;与此同时,湘区中共借国民党之躯壳,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国民党组织的数量与组织的凝聚力成反比例,缺乏向心力;与之相反的是,共产党的向心力让国民党产生担扰,并于1927年5月最终走向武力分共。本文拟将引入成本-收益理论和“安全困境”概念,从湖南国民党组织的发展及其实态来解读湖南国共两党关系的嬗变。     

陈赓对林彪的三次“抗命”

1949年4月21日,因国民党拒绝在国共和平谈判协议上签字,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突破国民党军长江千里防线,直捣国民党统治中心, 拉开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国共两党两军最后决战的序幕。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三大野战军过     

关于战时沦陷区国民党与伪组织关系的问题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河北省地方党组织与伪组织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抗战初期,河北省的国民党员多数参加了抗日,只有少数投降了日军,作了汉奸卖国贼。第二个阶段是在国共两党基层关系破裂之后,国民党河北省地方党组织的工作重点,遂从敌后抗日根据地内转移到沦陷区。在沦陷区,国民党上级党部派遣大量党员楔进敌伪组织内部,以此利用伪组织开展组织活动以及对付中共,同时也暗中破坏敌伪组织的活动。第三个阶段是在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极力争取伪军势力,甚至帮助伪军对抗中共的进攻,以此与中共展开竞争,争夺控制敌后地盘。     

陇东事件与国共关系之演变

合作与冲突始终与抗战时期国共关系风雨同行。日本的侵略促成了国共两党携手御侮,但政党之间的分歧仍然侵蚀着国共两党合作的肌体,加剧了国共之间的权力博弈。陇东事件发轫于国共两党对陇东统战县域的争夺,根源于共产党寻求发展与国民党必欲遏制之间的碰撞。陇东事件是经蒋介石默许,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具体策划,国民党陇东当局实际执行的一次试探共产党合作底线的有计划、有预谋的军事摩擦行动。冲突的发生虽夹杂着国民党地方当局对中共力量发展的疑惧及其对重庆政权意图的主观臆测,但总体上是沿着国民党"限共、溶共、反共"的轨道运行,冲突的发展也未逾越甘肃省政府既定之"地方化"的解决范畴,国共双方交涉最终陷于蒋介石推脱责任,甘肃省政府居中调停,陇东署县政府承担一定责任,交涉双方相互指责的扯皮之中。     

两岸纪念辛亥百年“各说各话”

回溯历史,早在1949年中共建国、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前,国共两党在殊死斗争中都要争夺“辛亥革命”的话语权。国民党以辛亥革命的正统自居,将共产党人作为“逆党”。共产党人建立起一套从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到共产党革命,即从农民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再到无产阶级革命,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革命历史话语”,强调共产党才是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真正继承人,是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     

美国想让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到一起来

一、盟军把中国划为一个战区,为团结抗日力量,史迪威反对国民党封锁和打击中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把中国划为一个战区,派史迪威到中国战区担任参谋长。史迪威在中国任职期间,对国共两党的偏见较小,是一位比较务实的人物。     

从三民主义到新民主主义：抗战初期中共对三民主义理论的探讨

从1938年底开始,国民党根据自身需要对三民主义进行再诠释,其目的既要与汪精卫争夺三民主义话语权及国民党之正统地位,更是为了以三民主义压迫中共放弃共产主义,从而引发国共两党关于三民主义问题的激烈争论。中共在论争中将三民主义区分为“真假三民主义”,阐明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涵,并提出“新旧三民主义”概念,明确宣告自己“愿意为之彻底实现而奋斗”的三民主义是包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为了摆脱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话语,毛泽东用“新民主主义”一词指代“新三民主义”概念,构建了以“新民主主义”为核心概念的“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及革命理论。     

图书介绍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始于孙中山的容共政策,孙中山为什么会采取容共的政策？是用以“联俄”的一种诱饵还是纯粹看重共产党人的才干,并予以重用呢？从孙中山接纳中共的初衷和后来孙中山对中共态度的两难可以看出,一方面允许共产党保持自身的组织独立性和批判自由,另一方面又要求共产党员像所有国民党员那样服从自己,对于孙中山而言过于困难。以至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纠纷,他总是扮演调停人的地位和角色。愈演愈烈的两党纠纷,最后发展为“弹劾共党案”。在孙中山权．威的震摄下,国共两党中的敌对情绪尚能受到约束,但当他去世后,两党关系走向破裂乃至全面对抗也就在所难免了。孙中山逝世后。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人在“容共”和“分共”政策问题上的进一步分化,伴随着戴季陶的转变与瘳仲恺案,西山会议和另立中央的重大事件的发生。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宪政的态度

随着抗战进入尾声,蒋介石对宪政的态度由消极变为积极,而战后的新形势和日益临近的宪政对其政治策略产生了重大影响。政协会议上,蒋对中共和中间势力做出重大让步。政协决议对国民党宪政设计的更改,在国民党内激起轩然大波,蒋发觉事态发展已出乎自己预料之外。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对宪政的态度暗中转变。在蒋的默许下,国民党虽未公开撕毁政协决议,但政协决议事实上已不能为国民党所执行。会后,蒋介石受党内强硬势力影响,对宪政的态度从温和的积极一变而为强硬的积极。中共态度也随之强硬,最终国共两党在宪政问题上分道扬镳。     

“谍战玫瑰”沈安娜

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蒋介石培养了以戴笠为首的许多特务,他们试图通过暗杀中共的进步人士和高级将领来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为了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共也培养了一大批红色情报人员。沈安娜就是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红色情报员。她作为蒋介石身边的速记员,将蒋介石的一举一动全部过滤整理成重要情报,输送到了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手中……     

重庆谈判: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十四次会面

正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面临两条道路、两种前途的抉择。为了全民族的和平民主团结,中共领袖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于1945年8月28日飞抵重庆,与蒋介石国民党当局进行为期43天的重庆谈判。在纷繁复杂的谈判过程中,国共两党最高领袖毛泽东与蒋介石会面达到     

上海大学：中共领导的第一所高等红色学府

<正>1919年五四运动后,社会风云激荡,各地学潮不断。上海大学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旗帜下,由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于1922年10月改组而成,1927年遭国民党当局强行关闭。该校原是一所默默无闻的“弄堂大学”,改组后,作为中共领导的第一所高等学府,汇聚了国共两党的重要人物及社会名流,吸引了众多为追求社会进步而来沪求学的青年学子,不仅积极助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1949年北平谈判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宣传

1949年北平谈判是国民党败退大陆前国共两党进行的最后一次谈判。谈判前后,中共为争取有利的国内国际地位和政治上的主动,围绕着怎样实现和平、实现什么样的和平展开了舆论宣传攻势。首先,驳斥了蒋介石提出的和平条件,揭露其阴谋;继之,围绕毛泽东所提出的谈判条件,向国民党施加压力,争取谈判主动权;揭露李宗仁虚伪的和谈,粉碎其划江而治的阴谋。中共以其坚定的原则性,鲜明的目的性,强有力的针对性,与时俱进的灵活性抓住受众的疑虑和关注的焦点,掌控了舆论宣传的导向。成功的舆论宣传为中共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帝主张的变化及其影响

反对帝国主义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之一,同时亦成为国民革命的基本目标。在早期,中共反帝方针的基本内涵和主要任务,便是废除不平等条约。1927年汉口"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共的反帝方针发生变化,从主张废约趋向于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变化原因,除了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和群众斗争的高涨之外,与共产国际的指示有着密切关系。中共的急进方针扩展了国民革命的反帝斗争,也由此与国民党发生矛盾,对国共合作的格局产生相应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国民党加速分裂进程。为了尽快建立全国政权,国民党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愈益走向妥协。又由于在领导权、工农运动、土地运动等问题上的冲突,先是蒋介石发动政变,继而汪精卫实行"分共",国共两党终于分道扬镳。     

高语罕与国共名人的交往

高语罕(1887—1947年),安徽寿县正阳关人。他是中共早期建党建团建军的先行者,曾起草八一南昌起义中央委员宣言;又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常委,曾起草国民党二大宣言,任职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与国共两党的高层有着密切的交往。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基层控制政策的新趋向——兼论中共相关政策对其的影响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的严密组织以及有效的民众动员力,就给蒋介石等国民党人士留下深刻印象。国共分裂后,中共充分发挥了民众动员的能力,走上了武装割据的道路,作为竞争对手,中共在基层社会成功的动员和组织经验给国民党以极大的刺激,国民党在1930年代后期以及1940年代所采取的诸如严密地方组织,提高国民党党部在地方行政活动中的地位以及在基层民众中发展国民党党员,将国民党势力渗入各种民众团体之中,博取民众对于国民党的同情等新政策,明显受到中共相关政策的触动。国民党对中共相关政策的借鉴程度,与中共的实力发展基本呈正相关状态,但由于国民党工作重心与体制的不同,中共成功经验的精髓并不为国民党所掌握,相关政策多停留在文本上。由于国民党不便于公开宣称向被他们污蔑为"共匪"的竞争对手学习,因此中共相关政策对国民党的影响长期为公众所忽略。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中

1945年的重庆谈判是国共两党在和平舞台上的政治较量。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他广泛接触各党各界人士,表明了中共争取和平、团结、民主的诚意和决心,揭露了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尽显伟人风采,赢得广大民心。《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中》一文对此作了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