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正统:北魏太庙制度的构建

在塑造华夏正统过程中,北魏太庙制度的构建在胡汉问题、南北正朔之争、皇权等因素主导下,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历史层面。北魏前期先祖祭祀以东庙为主,至孝文帝改革先祖祭祀制度,太庙祭祀的地位始得以凸显,彰显出北魏先祖祭祀由胡汉杂糅走向以华夏制度为主导的历史转变。北魏太庙制度的构建经历了孝文帝之前"天子七庙"的形成以及孝文帝以后太庙制度的确立两个阶段。中古时期宗庙制度的构建在经学理论上主要以郑、王礼说为依托,两晋南朝宗庙制度采用王肃学说,而道武帝所立太庙,分置始祖、太祖,具有缘饰经典及郑玄学说的明显迹象。此后在学说的择从上,北魏太庙制度的构建呈现出由兼采郑玄、王肃学说到全遵郑玄学说的趋势,并在孝明帝时期最终确立相对完备的宗庙制度。北魏以承继西晋自居,而在太庙制度的构建上,并未依从两晋南朝之制,显现出与东晋南朝争正统的态势。     

西汉宗庙刍议

宗庙是古代帝王、诸侯等为祭祀祖先而专门建立的礼制性建筑。《白虎通·宗庙》曰:“缘生以事死,敬亡君事存,故欲立宗庙而祭之。”又曰:“宗者,尊也。庙者,貌也。象先祖尊貌也。”宗庙起源于何时,难以确述。据说在尧舜时就有了较规整的宗庙制度。郑玄注《礼记·王制》引《礼纬·稽命徵》云:“唐虞五庙,亲庙四,始祖庙一。”杜佑《通典》卷四十七亦曰:“唐虞立五庙”。夏代基本承袭此制,仍为五庙,殷商则增为六庙,至西周时又发展为更加成熟的七庙制,“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庙,后稷为始,与文王为太祖,武王为太宗”。2此后,七庙制基本上成为天子宗…     

西周春秋周王级庙制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从西周春秋时期的古文献、金文资料以及考古发掘的天子诸侯宗庙遗址来看,西周春秋时天子诸侯代代更替的近亲三庙是父考庙、祖父庙、曾祖父庙。周天子实行七庙制,是在近亲三庙制之上加上周文武王“周庙”以及高祖上帝、后稷庙。西周春秋时期鲁国经周王朝特许,实行七庙制,是在近亲三庙制加上太庙周公庙、世祖伯禽庙以及郊祭上帝、后稷等四庙。云塘、齐镇西周建筑遗址应是西周后期修建起来的西周两座王室宗庙群,齐镇宗庙群是西周王室近亲曾祖父、祖父、父考三座宗庙,云塘宗庙群可能是王室重臣一座近亲三庙,这为周代近亲三庙制提供了考古学证据。     

郑玄、王肃《书》学之争考辨

自王肃《尚书》学一出场便站在了与郑学对立的立场上,因此历来很多学者认为王肃此举是为了依靠自己的政治优势,与郑学争夺经学界之地位。但通过对王注和郑注的异同比较研究,却发现王肃多站在古文家立场反驳郑学,且王肃反驳郑玄用谶纬解经,由此可见王注与郑注之争大多基于学术立场的不同,并非有意标新。     

曹魏、西晋郊礼重构及其对郑玄、王肃说之择从

曹魏至西晋的郊礼重构是中古礼制一系列变革中的重要环节。曹魏郊礼由魏明帝下诏制定,西晋郊礼则是世家大族统治者为了再造理想社会所撰《新礼》的组成部分。西晋郊礼与曹魏相比出现了明显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是曹魏依从郑玄说,《新礼》则依从王肃说。此外,曹魏为了施行"先祖配天"还进行了祖先系谱的重构。曹魏、西晋郊礼对郑玄、王肃说的择从以及西晋雅乐的重构,说明中古早期的国家礼制在整体重构过程中,各组成部分之间在不断调适。西晋灭亡并没有使重构礼典的传统消失,后来建立的王朝仍在继续进行重构礼典的实践。     

试论明朝太庙的功臣配享及其变动

明朝继承前代以功臣配享太庙的礼制,洪武、洪熙时配享之典基本定型。以洪武开国、永乐靖难的武臣配享,形成了与前代文、武兼配太庙的不同传统,终明不变。嘉靖时,明世宗对太庙功臣配享进行了较大的变革,先黜祀了姚广孝,再添祀了刘基和郭英,但这也是在祖制约束下的变动,反映了明代的政治变迁和权力斗争对国家宗庙祭礼的影响。     

古代国家都城祭祀体系与空间模式——以唐长安为例

祭祀是礼制的渊源,国家祭祀是社会礼制中最高礼仪层次,也是以礼为内核的儒教的载体,都城形成了国家祭祀体系中最为完善的地域空间,本文在建构儒教之所以成立的基础上,以唐代长安城为例,探讨了城市祭祀的等级、结构和地域空间体系,认为国家祭祀是古代都城的显性文化现象,是城市上层的精神空间的表达,是传统城市特有的一类精神文化。     

元朝太庙祭祀中的“国礼”因素

<正>元朝文化和制度中,以蒙汉两大因素的互动最为显著。蒙古传统制度、文化和习俗在元代文献中,称为“国制”、“国礼”、“国俗”等。这些词汇中的“国”,并非指现代意义上的“国”,而是指蒙古传统。研究“国礼”,有利于加深对元朝制度的理解。中原传统礼制中地位最高的郊祀、太庙祭祀,在蒙古因素影响下如何承续和嬗变,尤能体现元朝意识形态的特点。元朝郊祀的建立缓慢迟滞,而太庙祭祀在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初即已开始,受“国礼”影响较大,最具典型意义。     

略论清代太庙祭器、祭品陈设规制

清太宗崇德元年仿明朝制度建立了清代的太庙祭祀制度。该祭祀活动分为正祭时享礼、岁暮袷祭礼和告祭礼,其祭器、祭品的陈设规制和数量均仿明制,祭品遵古,祭器用瓷器。太庙祭祀制度确立后,祭器、祭品的陈设规制非常稳定,除乾隆朝祭器复古,恢复了金质、玉质、铜质、木质祭器外,其他皇帝基本遵循了崇德祭祀制度。这一点从雍正朝《大清会典》、乾隆朝《皇朝礼器图式》和光绪朝《大清会典图》所绘太庙祭祀陈列图及其他文献得到了直观的印证。     

金上京太庙考述

金上京是金源文化的发祥地,上京皇家宗庙制度是金初国家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熙宗首创金朝正规的太庙,但其庙制史料乏载,目前学界尚无人对此进行系统研究。对金初熙宗创建太庙及皇家宗庙制度的史实进行梳理、考论,提出金初实行的是"七世之庙"制度。     

清代的太庙

在北京雄伟壮丽的天安门东侧,有一组金碧辉煌的古代建筑群,现在是劳动人民文化宫,它的前身是清代皇帝祭祀祖先的太庙。这座太庙创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为明初皇帝合祀祖先的场所。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改合祀为分祭,设九座庙     

试论周代宗庙制度及其变迁

周人在战国以前没有毁庙制度,坚持践行宗庙都宫制。天子七庙制度可能是战国以降才逐渐确立的。两周姬姓诸侯多以所出之周王为庙尊太祖。     

天坛与天面对面：祭天与“天人合一”思想

在中国古代礼制中,十分看重祭礼,而祭天,则是祭礼中最重要的一种,只有天子才有资格祭天。     

唐宋時期太廟廟數的變遷

自先秦以來,在宗廟祭祀方面,"天子七廟"是人們普遍接受的觀念。但是,就七廟的構成,卻是衆説紛紜,其中最有影響力的是鄭玄和王肅的解釋,兩者有很大的不同。鄭玄模式和王肅模式的天子七廟引發了激烈的爭論,並在很大程度上主導了中古時代太廟制度的變遷。唐宋時期太廟禮制的運作逐漸超越了鄭玄和王肅之爭,傳統的七廟制遭到了破壞。结合這一時期郊祀禮儀的爭論焦點從郊丘之爭轉向天地分合之爭,國家祭祀的兩大支柱都擺脱了鄭王禮學之爭的支配性影響,這象徵着國家禮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浅谈新石器时代玉琮

周代是中国古代礼制最兴盛的时期,衣食住行有着严格的礼制约束,出现了一系列的礼玉型器。《周礼·春官·大宗伯》有言：＂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这六器指的就是玉璧、玉琮、玉圭、玉璋、玉琥、玉璜这六种专为礼拜神灵用的玉器。郑玄对礼制玉器也有注解：＂礼神者必象其类：璧圜象天;琮八方象地;     

从郑和下西洋看明成祖视野下的天下格局

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雄才大略的一部分。朱棣希望做一个儒家学说理想中的天下共主,这个天下共主不仅要统治以北京为中心的大帝国,而且要以北京为中心在全天下推行“天朝礼制体系”,建立一个儒家理想的天下格局。在天朝礼制体系的格局之下:1.得到天命的天子君主天下,有责任向全天下的人“施恩布德”;2.天子有责任让全天下的人“遂其生业,不至失所”;3.全天下的人都应该“祗顺天道”,“循礼安分,毋得违越”;4.在天子的监督之下,天下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不可欺寡,不可凌弱”;5.天子最终要实现的目的是全天下“共享太平之福”。明成祖所要建立的天下秩序,是当时历史的产物。他的思想观念无法超出历史的限制。我们不能用今天普遍承认的国家关系准则去要求他。也就是说,他的观念与当今世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观念立意是不同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明朝以其力量所及,为维护和平秩序,为保护商路通畅,为各国之间的和平交往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明朝不掠夺别国财物,不侵占别国领土,坚持厚往薄来,这不仅使我们看到一个泱泱大国的风采,也使我们不能不赞叹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     

关于殷墟卜辞的肜祭

商周是前后相接的两个朝代。有关周代的礼仪制度在古代典籍中有详细的记载,商代礼制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即已慨叹其不足徵。从考古与文献资料我们知道商周制度多有继承,本文试图在以往有关殷墟甲骨卜辞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参照周代礼制的相关内容,对殷卜辞中商代周祭肜祭的仪节、仪法做一次较为系统的考察。卜辞肜祭是商王室的宗庙常祭,文中尝试论证了卜辞“肜夕”、“肜日”、“肜龠”都是肜祭的相关仪节,并与周礼所载天子、诸侯的宗庙时祭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去探求商代礼制的有关内容。鉴于以往学者对卜辞周祭三类五种祭祀内容的限定过于狭窄,本文尝试放宽相关卜辞的范围,凡与周祭有关的资料都依内容做出归纳,并讨论其在周祭中所处的位置,以期对商代祭礼的了解有所补益。     

祭天与“天人合一”思想

在中国古代礼制中,十分看重祭礼,而祭天,则是祭礼中最重要的一种,只有天子才有资格祭天。祭天礼中包含有丰富的文化含义,其中之一就是报本思     

从陶寺城址的考古新发现看我国古代文明的形成

陶寺的墓地、城垣和宫殿、大型观象祭祀基址表明其已经具备王都的规模和规格,比夏朝提前了300年-400年.我国文明形成的要素有城市和宫殿、严格的等级和礼制、祭祀权力的垄断等.其中祭祀权力的作用最重要.     

商周祭祀动物遗存研究综述

<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乃研究中国上古社会的重中之重。有学者甚至认为"不了解中国上古的祭祀就无从知晓中国古代社会"①。商周时期是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更是祭祀大发展的时期,并且考古发现的祭祀遗迹不在少数。动物作为文化象征物,在祭祀活动和遗迹中常常出现。研究这些动物,对理解祭祀制度和礼制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回顾以往研究,明晰目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