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夏同龢《状元策论答卷》的政治哲学思想

夏同龢为贵州历史上两个状元之一,其《状元策论答卷》与光绪帝当时维新变法的思想相近,从“求才”、“经武”、“绥远”、“理财”四个方面阐述了执政及变法之要,通篇洋溢着爱国、务实、变革、维新的思想,有较深刻的政治哲学思想。     

玉米的引种与贵州山区开发

明清两代,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与汉族人口大量移入,“中原式”农业生产技术在贵州广为传播,农业生产面貌起了显著变化。在种植业方面,不仅扩大了水稻种植,而且弓！种了玉米、马铃薯等作物。在贵州特殊的地理环境下,玉米的引种和推广,对于山区开发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贵州是典型的“山国”,在全省17．6128平方公里的总面积中,山地占87％,丘陵占10％,平地（包括山间盆地及河谷阶地）仅占3％。贵州又是岩溶地貌发育的地区,碳酸岩石出露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70％以上。贵州土地资源的情况是：山多地少,土多田少,旱地多而水田少,而…     

近代贵州的农业教育及发展

贵州地处祖国西南一隅,在历史上由于地广人稀,被称为“化外之地”,农民长期处于闭塞的环境之中,农业生产技术低下。清朝晚期,在全国提倡新学和创办新式教育浪潮的推动下,贵州不断出现一些近代新式的专业学校,其中也包括专门传授农学的学堂。从此,贵州开始产生了农业教育。这些农业教育在当时对贵州     

论清代贵州义学的发展

清统一贵州以后,把崇儒兴教作为加强思想统治的重要工具。随着“改土归流”的完成,清政府在贵州少数民族聚居的广大地区,即所谓千里“新开苗疆”,兴办了许多义学,借以传播封建化,巩固专制统治。在清代,贵州义学成为清政府“化导”各族人民的主要场所。义学的发展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贵州政治经济状况。     

明代贵州孝行探析——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明朝政府提倡“以孝治天下”,在官方引导和贵州儒学的兴盛下造就了明代贵州社会孝亲敬老之风。明代贵州方志中有大量孝行记载,不仅有男性还有女性,其孝行充分体现在病床前尽孝、割股疗亲、舍身救亲等多个方面。明代贵州孝行特点有：多为照顾生病父母、女孝多表现为奉养公婆、孝行多受表彰等。明代贵州孝行促进了贵州重孝风气的形成,但也使得愚孝行为愈演愈烈。     

清代贵州农业区域特征初论

清代贵州农业区域特征初论陈国生贵州从汉置群柯郡起到宋元,经济的发展一直是很迟缓的,汉时“寡言生”,“无蚕桑”,“其郡最贫”。隋唐时仍为官吏被贬居的荒僻之地。到明朝,政府首先由长江中游沿沉江谷地向西先后设置了铜仁、思南、黎平、镇远、平越、安顺以及遵义等...     

于民雄：王阳明能成为“三不朽”，与其崇高人格密不可分

刚才张教授和顾教授都提到了阳明先生。正德年间,阳明先生被贬谪贵州,然后有了“龙场悟道”。后来他虽然离开了贵州,但他的思想学说在这里得到发展,可以说带出了贵州的一大批人才。阳明先生本人之所以能成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人物,我认为与他的崇高之人格亦是密不可分的。人格的崇高,向我们揭示人性所能达到的高度。所以今天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谈一些个人的感悟。     

贵州企业公司研究（1939—1949）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吴鼎昌为首的贵州省政府为了完成“开发贵州,建设西南”的历史使命,根据战时经济形势和贵州财政状况,创建了抗战时期我国第一家省营大型企业,即贵州企业公司。该公司在投资办厂方面具有重调研、重引导、重工矿交通建设以及重时局需要和地方资源等特点。在经管方面的成功之处则表现为组织系统比较全面和严密、决策机制充满活力、生产经营分工合作、财务制度健全有力以及重视延揽和培训人才,讲究员工福利等方面。贵州企业公司不仅在开发产品与技术,探测黔省地下资源,带动和促进贵州近代经济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其经管模式更是在全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该公司本身的兴衰历程也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有益的历史启示。     

边际文化与文化批评——对“贵州文化”的人类学思考

“贵州化”在大众的心目中无疑被视为“边际化”。这个“边际性”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空间位置上处于边陲地带;二是在化上与“主流化”相比,是处于从属的“亚化”位置,这一点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而言。在历史上,贵州一直被“蛮夷之地”、“夜郎自大”、“黔驴技穷”等等含有歧视性的话语表述着。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笼罩下,贵州从古至今分别受到两种力量的冲击,在封建时代因是“化外之地”,王朝的统治一直没有放弃对贵州进行儒家思想的灌输;     

释明代贵州之“州卫同城”

明朝前期在贵州建置了两类城镇 ,即以军事职能为主的卫所城镇和以民事管理为主的“郡邑”城镇。从明中期开始 ,贵州逐渐出现越来越多的“州卫同城”现象 ,即卫所与府、州、县治同治一城。明朝贵州出现“州卫同城”的现象是与贵州当地的地理、政治、经济环境分不开的 ,有其政治层面与经济层面的合理性。“州卫同城”将卫所的军事职能与“郡邑”的民事职能合并起来 ,既促进了城镇本身的发展 ,又有益于加深对当地的统治。“州卫同城”是明朝贵州城镇在发展过程中再次选择城址的表现 ,也是明朝在贵州的统治逐渐稳定和深入的表现 ,标志着贵州至此真正成为了同内地省份一样的政区。     

40个世纪的农民奥秘

中国古代农业长盏不衰,以生态保护型的农业生产方法,铸就了中国农业文明。“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独特的“土壤”里产生、发展,并由此引导了中国传统农业思想及其农业实践,成为中国传统农业思想的精髓。一个“农”字所蕴含的道理,绵延几千年。沧海桑田,庄稼还是照旧地绿着;阡陌无声,却奥秘无穷。     

周西成主黔时期的财政整顿

历史上,贵州是全国有名的贫瘠省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省内各地始星星点点地建起一些近代工业。农业方面‘除自然条件较好、交通相对便利的地区以牛耕为主外,不少偏远县分仍盛行人拉犁、牛踩田、使用木犁等耕作方法,一些落后地区甚至还保持着刀耕火种、广种薄收、赶山吃饭的原始生产方式。辛亥以后,军阀肆虐,横征暴敛,更使贵州经济几乎陷于绝境。一九一二年,唐继尧率滇军入黔,将通过革命建立的“贵州军政府”颠覆后,为了维持其十五个营的军饷及巩固其军阀统治,便以“官钱局银币理宜收回,而军政各费在在需款”为借口,大肆发行所谓“旧钱币”,于当年七月即印发了一百万元;次年又增印二百万元,并设局加收盐厘,勒借商款六十余万。此后,刘显世、袁祖铭、唐继虞、彭汉章等军阀接踵     

王阳明在贵州

王阳明(1472—1528)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有较大影响的思想家。他继承并发展南宋陆象山“心学”,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创立了一个庞大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形成与“程朱学派”相抗衡的“陆王学派”。他的学说在明朝中期和后期,曾经风靡一时,影响较大,而且波及海外,在日本和朝鲜广为流行。追溯其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谪居龙场是他思想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谪居期间,他办教育、授生徒,著文章,对贵州的教育和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竺可桢与贵州

竺可桢对贵州的发展作过大量工作,特别是抗战时期浙大内迁贵州期间,竺可桢领导全体浙大师生为贵州的发展作了各方面的努力,本文主要论述他们在贵州气象发展、志书修纂、禁烟运动、农业推广等方面作出的贡献.     

论“多彩贵州”，亮出贵州个性

贵州是个大家庭．是一个多民族共生共存的地域。“多彩贵州”涵盖了贵州的文化特色,提供了贵州的文化符号。具有相当的思想张力和文化延展性。呈现着异常灿烂的民俗、人文与自然的景致,融汇着时间的积淀与空间开放的变革。涵载着蓬勃的生机与精神的希冀。     

民初贵州的“实业兴黔”讨论

辛亥革命后,振兴实业成为朝野各界的共同心声。贵州的知识分子也借助报刊这一传媒,对在贵州振兴实业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贵州舆论界普遍认为,贵州落后的经济社会状况和特殊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贵州必须振兴实业。振兴实业要分轻重缓急,应以农业和矿业为要务,要群策群力,有的放矢,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模式等。这次大讨论,为贵州知识分子就实业兴黔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搭建了一个平台,展现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脉动、贵州情怀。但是,知识界设计的实业兴黔的路子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贵州辛亥革命中“二·二”事变性质分析

1912年贵州“二·二”事变的发生,给辛亥革命后贵州政局的发展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无论是时人或后人,对“二·二”事变的认识和评价,都存在着分歧。在纪念辛亥革命发生100周年之际,分析贵州辛亥革命中“二·二”事变的性质,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更加深入全面了解贵州辛亥革命史具有重要意义。     

孙中山发展农业和振兴实业的经济思想述评

孙中山历来重视发展农业和振兴实业。在其《实业计划》和《三民主义》等著作中,一再指出发展农业和振兴实业是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还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农业、振兴实业的途径、原则、政策和计划。孙中山在其发展农业的思想基础上,已具有用法律的形式来保护农民的思想。孙中山很重视发展实业,把发展实业视为“中国存忘之关键”。在振兴实业中,孙中山非常重视修筑铁路、开发矿业,并决心用全部精力从事铁路建设。为完成筑路计划,孙中山主张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在引进外资问题上,孙中山一贯主张既要利用外资,又要确保主权。孙中山发展农业、振兴实业的思想,尤其是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经济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贵州“大跃进”运动概述

1957年底,贵州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五”计划胜利完成,全省工、农业和教育、化、卫生等事业均有较大发展,从而使贵州落后的经济化面貌有所改变,为以后的经济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技术条件,标志着我省的经济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明代贵州开发的心理准备

明代贵州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中央政府既有大同思想,对贵州各民族施行怀柔政策,希望天下归心,形成四海一家的气象,又有明显的等级观念和大汉族主义情结,坚持汉族正统地位,“明华夏之别”、“谨夷汉之防”。外来移民到贵州求生存谋发展而又疏高贵州,生活在贵州却又有着强烈的故乡情怀;依托贵州而又有傲慢之态,与贵州少数民族相依相偎而又心存排斥。贵州土司迫于政治形势接受开发,却又竭力维护既得利益;下层广大民众热心学习中原封建文化和生产技术,但是在基本生存权力得不到保障时被迫反抗。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推动着贵州的开发进程,另一方面又使开发出现停滞或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