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官制度的独特创制

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国家官员。科举制度废除后,孙中山主张在五权宪法的框架之中,由国家设置考试院,主管文官的选拔、任用和考绩。这一创新的理论实践于民国时期。在民国时期,文官考试制度开始运作和完善,其中的特种考试和检定考试是我国的独特创制。文官的任用、考绩、升调、奖惩、抚恤等制度称作文官"铨叙"制度,与文官考试制度相辅相成。文官"铨叙"制度最为规范,也是我国的独特创制。     

北京政府时期文官考试与任用制度评析

北京政府的文官选拔与任用制度,脱胎于孙中山的文官管理思想,成型于袁世凯统治时期,是中国近代文官(公务员)制度形成的伊始,对其后南京政府时期公务员管理体系的性质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从文官体制的组织与体系、考试与甄别、分发与任用等三个方面切入,通过对北京政府时期文官制度的基本内涵、功能与作用的探讨,考察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公务员管理制度初成时的基本特征。     

科举制度及其废除百年后的反思

科举制度是盛行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官吏选任制度。科举以其相对开放和公正的考试取才的方式,突破了古代宗法制度对人才选拔的垄断,扩大了人才选拔的范围。科举开世界职业文官治理之先河,是人类古代文明的结晶。进入近代,科举制度与科举考试的规范化与程式化,促使其走向极端封闭与衰亡。这些合理内涵后来为西方所引进,融合进入它们的文官考试制度之中,成为西方官员任用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演进

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本人虽然基本形成了五权宪法的思想,但是较之于三民主义而言,他的五权宪法思想其实并未得到推广和宣传,当然也没有成为革命的思想基础。辛亥革命期间,南方独立各省制订的约法以及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既非孙中山的本意,当然也不可能体现他的宪法思想,而是与其"五权宪法"相背离的。孙中山在维护"临时约法"、并以之作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武器的同时,也对于这个武器进行了批判;在上述"扬弃"的过程中,其五权宪法思想得到了继续发展。孙中山晚年,通过多次演讲,五权宪法思想近乎成熟;1922年6月,叶夏声奉命起草的《五权宪法草案》,可以说是反映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一个弥足珍贵的法律文本。孙中山将其毕生奋斗的五权宪法思想及其实现任务,作为政治遗产,留给了后世。与三民主义一样,五权宪法思想的演进轨迹,也体现了非常鲜明的孙中山个人的特点。     

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研究述评

近50多年来大陆对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研究,除了"文革"期间的停滞,总体上是进步的。"文革"前对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分析与评价,是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观点作为准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着重论述五权宪法的阶级属性与历史意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中国革命史的范畴,通过转换视角、拓展范围、尝试新方法,深化与细化了以往的研究,并提出了新的观点。但不少论著只是重复前人成果,对有关五权宪法思想的史料与史实的研究仍重视不够,若干重要问题还有待深入。     

新时期干部选拔任用相关规定的历史演进

新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为突破口,直接推动了干部选拔任用相关制度的一系列变革。就干部选拔任用的相关规定而言,主要表现在:选拔任用标准在坚持"德才兼备"原则和"四化"方针前提下,注重干部工作实绩的内涵不断丰富;选拔路径和程序实现了从"关门选拔"到"公开选拔"、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相关监督渠道日益多元,规章日益完善。新时期干部选拔任用相关规定的变革体现了中央领导集体对干部选拔任用问题的理论探索和制度创新,也折射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国民党时期的文官制度

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于1928年二届中央全会通过设立五院的决议,分别行使国家治权。考试院为五院之一,是建立文官制度,举办文官考试的最高主管机关。考试院——掌握政府人事制度的枢纽 中国古代是官师合一,教育、考试、任官皆出于一途。孙中山先生参考了近代     

浅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训政体制

本文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训政体制进行初步探讨,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取得人民对它的信任,维护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以孙中山先生的继承者自居,表面上以孙中山先生所设想的"以党治国","五权宪法"思想为指导来组建政府,其实质上完全背离了孙中山先生的设想。"以党治国"成了"一党专政",根据"五权宪法"设立的五院成了国民政府下的具体执行工具。     

论孙中山“五权宪法”

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和领导者,一生对民主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从民主革命到国家建设,孙中山都有自己成熟的想法。"五权宪法"作为其国家法治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国的法制建设提供了理论借鉴。它是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制之举,并为民国宪政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     

《政府公报》、《申报》等所见民国县知事录用与管理资料

民国初年,构建共和政体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创构现代文官制度.从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拟定《文官考试令》、《外交官及领事官考试令》、《法官考试令》等开始,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先后颁布了近三百件有关文官制度的法律法规,初步构筑起了一个涉及文官考录、甄用、官等、任用、薪酬、惩戒、保障等诸多方面内容的法律体系.     

晚清优拔贡的出路——兼论清末的官多为患问题

1905年清廷停废科举后,继续保留了之前辅助性的优拔等考试作为善后之策,由此优拔贡考试也变得炙手可热,无形中取代了之前乡会试的作用,吸引了大量考生特别是具有新式出身的人与考。实际上,优拔考试之地位远不如科举未废前的乡会试,而且优拔贡的现实出路也并不好,多数中选者难以得到实缺,这种局面的存在无疑又进一步加剧了晚清以来的官多为患局面,被不少人认为是清朝灭亡的造因。     

明代科场评卷方式考——以乡、会试为考察对象

明代科场评卷方式颇多争论,争论双方都各持一词,缺乏对影响科场评卷诸要素以及评阅过程的系统分析.由于评卷与录取是一个系统过程,在人为评阅过程中,评阅时间、评阅人员、评阅标准、试卷本身等都是制约评卷的因素,上述因素相互制约,不断变化,对评卷产生影响,进一步影响录取标准.     

评清末民初的留学生归国考试

留学生归国考试是介于废除科举和实施文官考试之间的一种独特的选拔人才形式。它不仅检验了早期留学活动,并且影响着留学生活动的规模与方向,推动了中国留学活动进入新的阶段。它不仅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并且为文官考试在形式与内容上树立了榜样,推动了中国新式铨选制度的建立。     

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

“科举”一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科举指分科举人 ,即西汉以后分科目察举或制诏甄试人才授予官职的制度 ;狭义的科举指进士科举 ,即隋代设立进士科以后用考试来选拔人才授予官职的制度。进士科举不始于隋文帝时而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炀帝始建进士科时并未予以特别的重视 ,进士科举的重要意义是因后来它在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教育上影响日益重大而为后人所赋予的     

唐代经学统一的制度性保障

《五经正义》的颁行是唐代在经学文本上的统一举措。经学思想的真正统一还有赖于制度的保障。唐代教育、科举、铨选和其他相关制度不仅确保了五经的权威,而且极大地促进了经学的全面推广和传播。这些制度为经学统一提供了源头性的保障。     

战后国民政府教育甄审失败原因探析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收复区学生和教职员开展教育甄审,由于国民政府在教育甄审政策制定上的考虑不周,在推行上的举措失当,引起了被甄审者的强烈反弹.最终使这场威权重塑的运动不得不以失败而尴尬收场.     

北洋政府对司法官考试的制度设计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继承了清末和南京临时政府有关法官考试的设计,根据时世的变化,不断进行修改、补充,增设了专门的考试机构,提高了应试人员的资格,调整了考试科目,严格了考试程序,从而为保障司法官的良好素养和司法独立的精神起到较大的作用,成为民初司法进步的重要表现。但是由于北洋政府对司法官考试制度的理想化设计明显多于对实施该项制度的真实考虑,使得该项制度收效甚微,没有也不能彻底改变当时的司法状况。     

爵用平议--兼与《青铜爵的功用、造型及其与商文化的关系》一文商榷

关于商周青铜爵的用途,有饮酒、温酒（或兼饮酒）、滤酒等说。近年还有人认为爵是祭祀时“浇酒敬神”之用,并将其与商人的玄鸟图腾崇拜相联系。本对以上爵用诸说逐一平议,尤对“滤酒”和“图腾”二说予以详细检讨,并就图腾说下的相关问题与李少龙先生商榷。至于爵的可能的真实用途,拙《爵用新考》已为述（载《中原物》1998年第3期）。     

制度设计与实践的背离——北洋政府时期文官考试初探

北洋政府在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文官考试令>基础上,几经修改,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文官考试制度.以往的研究多注重于北洋政府文官考试法规与制度,甚少关注其实践过程.就文官考试内容而言,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取代了八股经文,故参加考试的考生多为饱蘸新学之人.但因近代学堂对新式人才的批量生产,加之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导致文官考试竞争异常激烈.录取后的考生虽大多能得到实习安排,但期满后却难被委以实职,这反映了北洋政府时期文官考试制度设计与实际运行之间的严重背离.     

邓小平对恢复高考的特殊贡献

恢复高考是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突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对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恢复高考这一决策过程中邓小平起了关键作用。他吸取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高等教育的教训,号召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领导指导思想和教育战线上的拨乱反正,为恢复高考扫清了思想障碍;推动党和政府做出恢复高考的战略决策,实现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领导整顿教学秩序,为创造良好的高等教育环境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