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监察制度运行机制研究

监察制度在中国历史中源远流长,它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也体现了古代监察立法丰富的经验积累,对国家治理起到了积极作用。本文以汉代监察制度的内外部两种运行机制为研究对象,从内部制度设计到外部机构运行,展现汉代监察体系既复杂又系统的特征,开创政治体系中权力执行机关和权力监督机关权限逐渐分化、分工逐渐明确的制度先河,使监察制度日益成为专制国家立法和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社会发育与管控型治理：我国乡村治理面临的挑战

传统中国的宗族自治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公社体制和现行的＂乡政村治＂,在内在逻辑上都把普通民众看作被管制的对象,认为他们没有实现自我管理的素养和能力,必须借助于宗法权力或国家权力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严格规范才能保证社会的秩序。这与基层民主的要义是相违背的。随着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和农村居民民权意识的彰显及民主能力的提高,他们对自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这时国家权力还没有从村域退出的迹象,依然习惯于按照传统治理模式对村庄实行行政控制。因而,控制的惯性与对自治的期盼之间便发生了矛盾,这也给村庄治理结构转型造成一定的困难。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回应性发展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进程中,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日臻科学、合理、有效,政府、社会、民众多方良性互动逐步建构明晰,权力与权力的边界日渐厘清、有序的系统动态过程。扩大民众有序参与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统一战线为公民制度化参与提供了组织架构、机制资源。回应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民众政治参与双重需求,新时代统一战线应进一步拓展包容性,深化协商性,强化整合性。     

论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后依法治理能力面临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全面推行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对于加强党对基层的领导,提高村级治理效率,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肩挑"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管理权力相对集中,其决策行为存在难以被有效约束的可能性,一旦权力监督乏力,违规、违法行为就容易泛滥."一肩挑"后的权力监督问题也必然成为农村基层治理的难点和重点问题,...     

村庄里的抗战：全面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华北乡村

正在封建时代里,村庄是松散的农村聚落。20世纪初的清末,村庄作为摊派对象,逐渐被国家视作一个整体单位。~((1))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华北,国家权力持续向村庄渗透,但未能抵达村庄内部,而且出现了乡村社会的失序。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重塑了村庄的政权结构和权力结构,深入到村庄内部,对农民进行革命文化启蒙。在中共领导下,根据地的村庄成为抗战的最基本单位,农民成为抗战的主体,村庄里的抗战真正得以实现。这是中共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关键因素。     

论全面从严治党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物质动力

2014年12月习近平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这是针对执政党建设重要原则的创新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者和领导核心,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应对面临的危险与考验,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组织内部系统性、整体性、长期性的治理,实现党自身的现代化和党执政能力的现代化,从而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全面从严治党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不竭物质动力、精神动力和信息动力。     

从扩权到扩容:社会治理的本体回归

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是权力向权利的回归。国家权力的下放,体现了推行民主行政、构建民主政治的治国理念,也是社会治理活动中参与主体移位的表现形式。要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不仅要加强社会活力,增强社会自我管理能力,同时也要依靠政府的监督。由此,在社会治理进程中,社会管理提供保障,社会自治大力推行,这是社会治理的两种基本表现形式,亦是一体两翼,不仅是实现良法善治的有效途径,更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组织发展的历史境遇及生存逻辑——基于黔中J村“老协会”的生命历程考察

村庄治理是不同权力主体在村庄场域中的交互过程。改革开放后,各种民间组织重新兴起,成为村庄治理中的关键力量。J村个案显示,其"老协会"在21世纪前期彰显出独特的自主性和行动力,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后其自主性和行动力不断消解,最终被排斥在边缘位置,在村治中处于失语状态。民间组织的衰退并不意味着其可有可无,相反,扶持民间组织,重塑其公共性,是新时期推进社区建设的重要前提。     

古希腊城邦疆域及其权力秩序

疆域是古希腊城邦组织的基本要素。古希腊城邦疆域一般由城区和乡村构成,不同城邦疆域的构成及居民分布差异较大。城邦疆域的边界不易确认和划定,存在自然山川、人为建筑以及悬置的边境地区等复杂形态。疆域不仅体现城邦的空间秩序,还反映了城邦的权力秩序。在城邦内部,公民权与土地所有权绑定在一起,疆域变动与城邦内部权力秩序密切相关。斯巴达和雅典两大城邦,除固定的本土疆域外,均拥有受各自权力支配的“城外疆域”,这是它们在古风和古典时期主导希腊城邦秩序的重要基础。     

试论高校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冲突与协调

本文从我国高校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概念及其关系入手,对二者的冲突进行简单的分析,并结合我国高校内部权力分配的现状,对二者关系的协调提出一些建议和对策。     

明清时期士绅与国家权力的互动关系研究——以新会县为例

士绅阶层在明清时期的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明清之际新会县发生一系列事件生动地展现了士绅阶层与国家权力间的互动关系。明代广东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水平快速进步,新会县的士绅阶层也随之发展壮大。万历年间新会县的“谯门之变”及其后续事件展现了士绅阶层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在清初的社会动乱中,士绅阶层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积极参与地方军事行动,同时也迅速与清朝统治者合作,双方基于维护政治秩序稳定的共识而达成了新的政治平衡。     

《权力与秩序:帝制中国的社会治理》出版

正耿元骊编《权力与秩序:帝制中国的社会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21年4月出版,全书25.6万字本书是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所举办的"权力与秩序:帝制中国的社会治理"系列学术讲座的讲稿结集,共计十二篇。全书收录阎步克、包伟民、张剑光、侯旭东等相关领域知名学者的讲座报告,分为三个专题:     

以区块链技术推进权力运行现代化研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建立权力运行可查询、可追溯的反馈机制,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下,推进权力运行现代化。权力运行机制的基础工作是建立可查询机制,让权力运行轨迹清晰可见。过程工作是建立追溯机制,查询是为了追溯而保存数据信息,以利于追踪与溯源。追溯是为了有效地发现问题,而解决问题依赖于对追溯的反馈机制。建立权力运行可查询、可追溯的反馈机制,并不是权力运行现代化。权力运行现代化必须借助科技现代化,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平台,将区块链嵌入到权力运行机制,以手段现代化实现权力运行现代化。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努力提升地方志事业治理能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未来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规划了一个蓝图,擘划了一个总纲领,开启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航程。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实践关照与诉求表达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基层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受到理念思维滞后、支撑要素缺位和模式创新乏力等限囿性要素的影响,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尤为突出,并集中表征为治理理念、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等基本向度。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关照主要体现在群众需求的多元化、现实问题的复杂化和社会风险的随机化三个方面。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构建的诉求表达是实现一体化的组织体系、协同化的制度体系、融合化的技术体系、互动性的动力体系和共生性的目标体系。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心得体会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重点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南和基本遵循。     

论媒体监督对司法工作的影响

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司法权力也不例外,其主要措施是对司法权实施内部和外部监督。媒体监督是外部监督的主要措施。本文着重论述了媒体监督对司法工作的影响,提出规范媒体监督和司法关系的基本思路,以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同心圆制度安排”与新中国历史性变革

正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显著优势,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性变革。中国共产党通过国家制度安排实现了充分凝聚共识、谋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的目标,构筑了同心圆政治格局。在政治共同体中,同心圆政治格局通过国家政治制度予以实现。从统一战线话语来看,我国的同心圆政治格局是以中国共产党为圆心的国家团结、一致性与多样性统一的国家秩序为主要内容的国家治理实践。这种国家治理实践可描述为"同心圆制度安排"。我国国家制度的权力关     

秦汉时期宴饮活动中的政治秩序与权力运作

宴饮是中国古代统治阶层重要的生活方式,但宴饮非专为饮食,它在构建权力秩序、塑造政治权威和维系社会运作等方面发挥着特有的功用。秦汉时期,皇帝经常利用宴饮来构建皇帝权威、维护政治秩序,并规训臣民的服从意识。宴饮也是统治阶层协调关系乃至权力博弈的重要方式,在宴饮中遭受挫折往往会引起当事者的过激反应,造成关系恶化和政治冲突。宴饮长盛不衰,影响深远,与古代中国重视人情关系的社会特征所营造的制度文化密切相关。     

伯克、卢梭与法国大革命

在反对法国革命的过程中,伯克对卢梭的人格和政治哲学进行了严厉批评。他们的思想冲突根源于他们不同的个人命运、不同的政治和社会背景,特别是源自根本不同的社会历史观,从而导改革命和保守政治思想的歧异。卢梭崇尚自然状态,批判文明社会,否定现存的社会政治秩序,根据其社会契约论作出了乌托邦式的政治设计,在法国革命中引发了严重后果。伯克以维护英国光荣革命传统为使命,坚持有机的社会历史现,强调社会演进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主张一种权力平衡的社会政治秩序,防止权力滥用。伯克和卢梭的思想冲突反映出深广的思想和时代内涵。他们对民主这类重大政治问题的阐发和批评在今天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