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学唱“认罪嚎歌”

记得＂文革＂劳改中,溥仪、杜聿明、沈醉、杜建时和我,去一家纸厂拉写大字报用的纸和笔墨。 一进大门就看见地上的大字报,满墙也是大字报。溥仪手里还夹着香烟,沈醉看见不敢说他,对溥仪做手势,用手指做熄灭烟头的动作,溥仪不理解,举着香烟来回晃悠。我挨着溥仪小声说：＂把烟头熄灭了!快……＂溥仪还不理解。     

被搁置的生活

我的毕业论文淅淅沥沥写了三年,终于快要答辩了。三年来,慢悠悠地在图书馆、住所、河边公园、咖啡馆之间晃。左晃右晃,一天写几个字了事,跟在公社挣工分似的。虽然晃晃悠悠,可是三年来,我不辞辛劳跟人宣称我在"赶论文"。每当有人问我,"忙什么呢?"我就理直气壮地说,"赶论文呢。"说得多了,自己也信了。一旦自己都信了,就开始行色匆匆,一副"谁也别理我,忙着呢"     

我们仨在"文革"中的岁月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和钱钟书先后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蛇神"。女儿钱瑗刚从山西结束四清工作回京,她急着要回家看望我们,而她属"革命群众"。她要回家,得走过众目睽睽下的大院。她先写好一张大字报,和"牛鬼蛇神"的父母划清界线,贴在楼下墙上,然后走到家里,告诉我们她刚贴出大字报和我们"划清界线"--她着重说"思想上划清界线"！然后一言不发,偎着我贴坐身边,从书包里取出未完的针线活,一     

我参与了打倒陶铸

在"文革"中,最早在北京贴陶铸大字报的可能是上海市时代中学高中生陆荣根。他于1966年11月20日,在东城沙滩中宣部办公楼墙上贴了长达一万多字、题为《重炮口对准陶铸猛轰》的大字报。12月1日又在中宣部大院内贴出一万多字的大字报,题目是《再向陶铸开炮》。对这两份大字报我没什么印象了。还有一张有相当影响的反对陶铸的大字报与我有直接关系,其情况和过程如下所述。大概是1966年12月上、中旬,我的一位在人     

悼郑振铎同志

我同振铎同志一起工作了六年。他为人坦直,做事认真,有自我批评精神,在政治上进步,靠近党。记得在整风贴大字报时,他很原意听取大家意见,同我们一起,在深夜中,仔细地阅读大家对他写的意见,并且自己也写大字报进行自我批评,同时也对大家提意见。在整风后期,领导同志间进行思想检查时,他也很虚心地进行了自我批评。我们想说的话,他在自我批评中都基本上讲到,而且态度十分诚恳,这就大大地教育了我。     

《毕节地区军事志》是一部优秀志书

去年,糜崇习、雷昌应二同志给我送来了《毕节地区·军事志》．并要我写一篇评论．我欣然同意了。读了之后,受益非浅,觉得它写得很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志书。说它好．还不只是就志书的一般要求来评价它．因为,“体例严谨,资料翔实．文字通顺”之类的话一人们早就听得耳熟,再去说它,似乎就没有多大必要了。何况,在这几方面,它都作得很不错,别人已经作了充分肯定,我再去重复,也很难写出新意。我说它写得好,主要是从它的内容着眼。这本志书,突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它以浓墨重彩,记述了红军长征过毕节,记述了黔西北…     

赴朝记忆

正作者访朝回来后,听到有人说朝鲜的经济像我们的困难时期(六十年代初)政治却是"文革"时期!他说:也要看到一些正面的东西,例如朝鲜的全民义务教育和全民公费医疗,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1995年的9月初,我正要出席全国政协系统在贵阳召开的一个会议,忽然接到全国政协外事局的电话通知"速来京参加政协代表团赴朝鲜。"他们还说,本来是想安排我随李瑞环主席一道出访的,但李主席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已当面答应了某省政协主席的请求,便只好另行安排了再说;还问我愿不愿去,尽快给他们答复。     

史所长和“汪干事”

正史所长和汪干事是我在"文革"时期的广西象州县看守所认识的两个人。我与史所长的第一次见面,要追溯到40年前。那时"文革"正进行得风起云涌,到处是硝烟和血腥味的1968年8月的一天。其时,我是因到自治区首府——南宁申诉我的问题而被当成"五一六"分子,送回我的家乡象州县看守所收容审查的。在此之前,我已在南宁、柳州的临时收容所被收容了半个多月。在那里,不要说洗澡,就连能洗帕脸也是奢侈之     

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当时北大师生都很清楚这是康生、曹轶欧指使炮制的。1967年1月22日康生讲话时说：“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但是30多年后,人们的认识发生变化,除聂元梓外,其他6位署名者都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他们都不知道聂元梓在酝酿写大字报期间见过曹轶欧。自己受了5月政治局会议的影响,在《五一六通知》精神影响下写的。5月政治局会议的消息是张恩慈透露的,与康生、曹轶欧无关。他们的说法蒙蔽了一些不了解情况的年青人。     

我的“长征”

正"文革"初期,我与三位同仁带领黔南半农半读师范学校的14位学生,学习红军长征精神,进行步行串连。我们原准备从遵义经延安走到北京,后因中央下文停止串连,只走到陕西宁强便停止前进。行期两个月,行程3千里,留下了一本《"长征"日记》、三本叙述"长征"详情的家书和十几张黑白照片。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把它整理出来,再现那荒诞年代的这一真实步履及其前因后果,重温青年时代那远去的冲动和热情。尤其是"文革"初期的"长征"事象,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之前未有     

我在“文革“中的经历

一、闯入禁区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给院党委贴过大字报,给工作组也贴过大字报,是北航“红旗”红卫兵。 “文革”前,我对林彪并不太注意。后来学习“突出政治论”,才有较多注意。对他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很信服,很佩服,赞赏其中的谋略、逻辑和智慧。但是对“突出政治论”就不敢恭维了,愈学愈反感。     

王力没任过《红旗》杂志的总编和全面主持过《红旗》杂志的工作

2012年第5期米鹤都先生的《"破四旧"的表与里》写得很好,比较全面和客观地介绍和叙述了"破四旧"的缘起、过程和破坏情况。但他在文章中说:"当时全面主持《红旗》杂志工作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还说:"王力主持下的《红旗》杂志",并说王力是"总编"。这都不准确,不     

找寻五爷吴展

正我印象中,"五爷"这个称呼最早出自外婆口中,双耳失聪的外婆"文革"中和我们一起住在安庆四中校园里,老人家经常自言自语说一些过去的事情。那时我年纪小,不知道追踪家族故事,全然没记住外婆还说了些什么,只有五爷这个称呼留在记忆中。离家闹革命母亲以前只要谈到五爷就会说"我父亲",后来渐渐地所有后人不论辈分,都只称呼五爷。因为这些     

不写母亲

我3岁的时候,母亲得了严重的神经病。我稍大一点后,父亲对我说:你妈的病根是‘文革’时留下的。大字报贴在她身上,是她承受不了这种压力所致。父亲半蹲在地上,红着眼眶,对我说这番话     

上海火车站"混车"记

"文化大革命"时,我正是一个红卫兵.1966年"月26日,我和同班的唐同学、邓同学响应中央文革"革命大串联"的号召,来到了上海,住在永嘉路中国中学接待站.我们到几所知名大学抄了大字报、参观了江南造船厂的万吨水压机、观赏过28层的当时国内第一高楼的国际饭店,游览了南京路、外滩码头后,对这座东方第一都市的新鲜感便逐渐淡漠.12月3日,我们决定离开上海回重庆.     

走出乌托邦:秦晓讲述文革亲历

文革之初 “文化大革命”给我的第一个信号,就是《人民日报》批“三家村”的那篇社论,火药味很浓. 一开始在中学也就是批判校领导、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些事.四中校文革(“校文革领导小组”的简称)是学校领导垮了以后成立的,工作组进来又重新改组了.校文革是选出来的,孔丹是主任,我和薄熙永(薄一波之子)等是副主任,各年级都有代表做委员.付洋、付亮(彭真之子)也在我们学校,我跟他们兄弟俩不是很熟,不过,我们也没有觉得父亲出事了,他们就怎样了,我们对他们还挺好.     

陆平与刘居英兄弟传奇人生(下)

北大一张大字报点燃"文革"烈火,兄弟俩相继蒙难,但他俩胸襟坦白,相信自己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是问心无愧的,相信乌云总要散去,一切终将还历史本来面目。     

丹心耀日 矢志兴邦──深切怀念胡耀邦同志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整整十个春秋了。十年来,他的音容笑貌,他的矢志丹心,时常萦绕我的心头。十年前当我突然得知他不幸病逝的噩耗时,悲痛万分,当即写了首“诉衷情”悼念他：痛悼耀邦同志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六日突闻噩耗梗咽喉,往事涌心头。少年战场携手,长征喜同俦。肩重任,为国谋,谱春秋。感君勋业,造福人民,光耀神州。我与耀邦同志1933年1月相识,青少年时代在江西瑞金。当时我任少共中央少年先锋队总队长。一天,团中央书记顾作霖把我叫去,说交给你两个“AB团”嫌疑分子,是从苏维埃湘赣省转过来的。对他们要认真审查,既不能冤…     

刘英忆延安岁月

正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负责党政事务我和闻天在长征路上始终没有同居过,就是怕生孩子,直到瓦窑堡才同居。结婚的时候毛主席跑了来,说不请客就不承认。那时大家的关系是比较随便的。毛主席有时把闻天叫做"青天",有时又叫做"皇帝"。他做过一首打油诗,大意是:风流天子李三郎,不爱江山爱美人;而今当今在皇位,爱江山又爱美人。因为闻天是总书记,     

这里有泥土的芬芳--序井石中篇小说集《古堡的主人们》

井石将他中篇小说集《古堡的主人们》的一摞清样和一页信托人转交给了我。信中说他去兴海县下乡了,请我给他即出的集子写篇序。还说,托人转交,是为了排除我推托的可能。我们是文友,相知多年。为他的新作写序应该是责无旁贷。此前,也曾为他写美国友人柏大卫的长篇纪实《故乡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