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执政党与人大的关系

我国人大制度自1954年建立至今,已运行了58年。我有幸在1979-1987年间在全国人大常委机关(法工委)工作过8年,亲历过改革开放以来人大制度的某些革新与进步,也一直关注着人大制度的得失与缺陷。和许多政法界的朋友以及普通民众的观感差不多,觉得人大的权力与权威还没有完全到位,人民的意志还未能通过人大得到充分表达和实现,对人大制度的理解及会     

《广西地方志》编刊感言

1985年秋,我从军事机关转业来到广西通志馆,分配到《广西地方志通讯》(1987年1月更名为《广西地方志》,10月获国内统一刊号)编辑部工作。1986年起任编辑部主任,接着又任常务副主编。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到退休,一共15年。这十几年中,我有许多感受。归结起来,有以下三点：     

从人治走向法治——五十年来我国法制建设的曲折经历

20年前,即1979年春,因工作需要,我被从清华大学借调到新成立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工作。那时,彭真刚刚恢复工作,担任法委主任。一上任,他就夜以继日地抓紧立法工作。在1979年6月26日召     

我任安徽省知青办主任的往事

我1924年12月出生于上海,14岁参加由党直接领导的秘密学生组织——上海市学生协会,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7岁赴苏北参加新四军,长期在军队工作。"文革"中调陆军第12军参加安徽省军管工作,以一个军人的身份在地方工作了10年。我的军管工作1967年3月,遵照毛主席"三支两军"的指示,我奉命赴安徽省参加军管工作,先后任安徽省军管会文卫办公室主任、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主任。     

忆董彦堂先生一二事

董彦堂先生,世称甲骨文泰斗,是一位研究甲骨文很有成就的专家。 1936年,我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技术员。当时,该所下设三个组,即：一组（历史组）,主任是陈寅恪;二组（语言组）,主任是赵元任;三组（考古组）,主任是李济。我和董先生都在三组。我主要是协助梁思永先生对一些出土文物及陶器、陶片做整理、绘制工作。我的工作虽和董先生没有直接联系,但他见我工作之余无所事事,就约我每天晚饭后到他家去,为他搜集的汉砖图片上的几何形花纹做描绘、复制工作,以便整理、研究。可惜由于日军飞机对南京市区的轰炸,中央研究院迁往长沙,以致这项业余研究工作未能完成。     

热地主任答本刊记者问

热地主任答本刊记者问编者按：１９９４年３月,本刊记者采访了正在北京参力。全国人大八届二次会议的热地先生,向他提出了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本刊国内外读者所关注的。身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中共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书记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的热地先生,...     

贵州一百人

<正>田君亮(1894-1987),原名田景奇,贵州平舟(今平塘)县人,1894年8月生,贵州知名教育家。早年就读于贵阳官立高等小学、贵州省立模范中学。1919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解放后,任贵州省教育厅厅长兼贵阳师范学院院务主任,贵州大学校长,贵州省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三、五届省人大代表。1955年任贵州省文史馆馆长。     

三春晖———慈母十年祭简

我的父亲万里,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曾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省革委会主任,1977年为了让老百姓吃饱肚子,他在安徽破天荒大胆地搞家庭生产责任制（即后来的包产到户）,而获得全国人民赞颂。“要吃米,找万里”这种说法一时传遍九州大地。因为这一“创新”,1981年父亲被党中央和邓小平任命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又在全国人大会上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93年父亲欣然主动光荣离休,让贤。父亲那时声名如日中天．     

一个中南海“右派”的悲剧人生

正王文原名刘郁文,1922年8月出生于河北蓟县(今属天津市)。1942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1944年赴晋察冀根据地参加革命,改名王文。194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受党派遣回北平从事地下工作。北平和平解放后,任北京市委办公厅秘书组组长、叶剑英秘书。1953年被调进中南海,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副科长。反右前夕,因接待林希翎而成为中南海第一批右派。1979年改正错划右派后,被调到全国人大法制工作     

倡导改革干部终身制的第一人——薛毅访谈录

薛毅1923年出生于河北完县(今顺平县)城区一个贫民家庭。15岁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流,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虽只求学至高小毕业,但勤奋好学,在战争年代就已写出不少生动的宣传报道散见于《晋察冀日报》等报纸。共和国成立前后任华北局宣传部干事、华北文化局文化处副处长等职。1954年,为支援工业建设,他调入地质系统,1955年任地质部政治部办公室主任,1956年任地质部办公厅政策研究室主任。     

在聂荣臻领导下工作十年

今年12月29日,是聂荣臻同志诞生一百周年。多年来我一直怀念聂老总,他的容貌、他的声音经常会在我的脑海中出现。1997年4月9日我就写了这篇文章,在抽屉里放了两年。现在是到了应该拿出来的时候了。我曾直接在聂荣臻领导下工作了十年,从1957到1966年。1956年2月,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先后由李富春、陈毅、聂荣臻任主任。李富春管的时间最短,陈毅管的时间有半年多。那时周总理直接管得不少。而聂     

武汉晚报创刊时的副刊

周代,1928年3月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1949年4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调至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任干事。曾任《新武汉报》记者、《长江日报》记者、《武汉晚报》文艺部副主任、《武汉文艺》编辑部主任。1979年调回长江日报社,先后担任文艺部第一副主任、主任、新闻研究室主任。     

回顾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历程

1959年我从苏联留学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从此和金融结下了不解之缘.1979年,我担任中国农业银行常务副行长,负责组建了农业银行.1980年,我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主管金融体制改革;1990年至1992年,我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继续研究和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作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见证人、亲历者,我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情况作一简要回顾.     

邓家湖、小江湖爆破蓄洪回忆

我1950年2月参加革命,1956年3月调荆门县水利局,先后任副局长、局长、原县革委员会主任、副县长和荆门市农委主任,1992年任市政协副主席.在我一生中,将近40年时间都从事水利和农业工作,1985年12月荣获国家“献身水利、水保事业三十年”荣誉称号,1991年3月被省委、省政府授予湖北省劳动模范称号.     

我在八路军新乡联治处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在中共平汉线省委任军事部长。日军攻占娘子关、阳泉①一线后,平汉线省委解散。我到太原向北方局汇报工作后,北方局便派我去新乡找朱瑞同志一起工作,时间是1937年9月底、10月初的样子。当时,朱瑞是八路军驻国民党第一战区联络处主任,我任秘书长,唐天际是10月底或11月初去的,任副主任。     

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乐无穷

1981年元月,我奉调省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工作,任编辑、副主任,1987年元月离休,前后工作只有七年,时间不长,做的工作不多。但我对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有兴趣、有感情、印象深刻,体会较多。     

科技体制改革与“863”计划

我出生于山东的教育世家,本想长大以后或学水利,或学教育。但按照组织的安排,1956年起我到苏联学习了6年的计算机专业,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由此与中国科技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1979年调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工作,专门研究学科发展和国内外科技管理体制比较。1983年10月至1984年12月,我担任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科技体制改革组负责人,1985年初,调到国家科委工作,先后任国家科委综合局副局长、科技干部管理局局长等职,     

就任省劳动局长

1954年秋，我遵照省委、省府的决定，到湖北省劳动局工作。我初到劳动局时，是宋侃夫同志任局长，我是副局长。不久，政务院和省政府对宋侃夫另调他任，并同时任命我为局长，汪立波为第一副局长，唐振华为秘书主任。未见时，唐振华由我向省委、省府申请，提升为第二副局长兼秘书主任。何光远、田农、杨昌炽、程建清、刘克礼等为科长，郭久菊为人事和机要秘书。我在劳动局任职期间，正处在我们国家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大好时期，劳动工作中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不断发生，迫切需要学习、摸索和研究。我党指导劳动工作的基本原则，是根据总路线的精…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1989年第1次会议纪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1989年第1次会议于1989年7月15日下午举行。会议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吕一燃同志主持。本次会议的两项议题是;1、在刘存宽副主任委员的主持下,完成按院部统一部署进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优秀科研成果评奖工作。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有5位同志申报了8项成果,这些成果是从1979年5月至1987年12月间发表的约250项成果中选出来的。与会委员对申报成果进行了     

吴勇明 蓝天下，我们都一样

1987年,全国第一部移动手机在中国的南方城市广州诞生,标志着我国的通信业步入历史发展的新时期。那一年,吴勇明32岁,任广东梅州市邮电局电信分局局长。2006年1月,广东省电信用户突破1亿。这一年,吴勇明51岁。这位让广东东莞移动在4年间用户翻了一番的电信行业老兵,由中国移动东莞总经理空降到中国联通任广东总经理,当起了广东联通的掌门人。这个本就瞬息万变波涛汹涌的广东电信业的突变无疑引起了行业内外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