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路簿》发现和研究40年

正《更路簿》是帆船时代我国古代海道针经的一种,在福建、台湾、广东一带的称《针路簿》,在海南的称《更路簿》。它是世世代代的海南渔民在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航海及生产作业的指南纸质书,记载了海南岛和南海诸岛海域岛礁之间的始发港、针位、航向和航程,涉及南海历史、法律、政治、海洋、天文、自然地理、潮汐潮流、航线、地名命名等研究领域。《更路簿》从被发现到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从海南民间的"秘本"到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从只有老船长、老渔民才能看懂的     

清《顺风得利》（王国昌抄本）更路簿研究

《更路薄》是历史上我国海南、广东沿海渔民在南海长期作业的航程记录和航行指南。现已见到的清代各种抄本的《更路薄》已达十余种,而《顺风得利》是其期中最完备者之一,它成于同治以前,涉及南海诸岛的地名、航线及海洋知识,记录范围广、更路多、地名多,并对某些更路加以核证,具有突出的特色。该抄本明确了清代在南海诸岛三条作业线的最佳航路。深入说明了有清一代这里正成为我国渔民进行生产活动的主要地区。它不仅对我们考定南沙群岛的地名有重要参考价值,并且对南海史地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从而对维护我国的南海主权、对开发建设南海诸岛均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南海航道更路经研究——以苏德柳本《更路簿》为例

《更路簿》是以潭门渔民为代表的海南岛东部沿海渔民记录的关于南海更路的航海指南,是研究我国南海历史和文化的珍贵资料。《更路簿》不仅可以证明中国渔民是最早开发和经营南海诸岛的群体,同时还可以证明集渔业生产和商业贸易于一身的渔民群体在历史上曾与东南亚国家之间一直保有密切和频繁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研究和调查《更路簿》及其背后人群的历史和文化对于理解和处理当前中国渔民在南海频繁遭遇矛盾冲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现存南海更路簿抄本系统考证

随着田野调查与研究不断深入,目前已知的南海更路簿与更路图总数有40份左右。然而,学界关注点大多集中于文本内容、性质与意义,却几乎未从历史文献学角度进行系统研究。梳理现存更路簿文献的状况,分析田野材料、对比各抄本篇章结构与航路记载,对更路簿相关文献的源流与抄本传承关系进行重构,对更路簿的概念进行讨论。     

唐代的更簿与直簿——以吐鲁番所出《唐某年二月西州高昌县更簿》为中心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收录一组吐鲁番所出唐前期西州高昌县直更的名簿,整理者命名为《唐某年二月西州高昌县更簿》。通过对文书的重新拼合、复原及深入研究,我们可以考知本组文书制作年代为唐高宗永徽、显庆年间。唐代户籍三年一造,在造籍之年的二月,各乡里正白日到县衙制作户籍,晚上则轮流宿直一更。更簿就是造籍期间各乡里正及典狱夜间轮流宿直的更次安排。唐代官衙官吏宿直皆有直簿,更簿就是造籍期间特殊的"直簿"。作为造籍过程中产生的原始文档,更簿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更簿的研究表明,造籍期间里正轮流直更,与官员宿直一样,是其本职工作,而不是衍生的职役。     

宋代赋役征差簿帐制度考述

五等丁产簿是赋役征差簿帐制作的基本依据。伴随宋代新的田产税收管理制度,户帖逐渐被具有土地实状和动态记录信息功能的砧基簿淘汰,五等丁产簿制度向着更务实的方向发展,其资产方面的内容并未被砧基簿及其后的物力簿所包罗。丁籍是宋代户籍的一个组成部分,登载户等信息,但不载田亩财产内容,夫役计田出丁是借助官府的其他簿籍来实施的。乡县税租簿制作以户税租簿为基础。簿帐因不同的功能需求而制作于不同的时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地流转加剧,北宋采取以颁给户帖、南宋绍兴以后则以颁给砧基簿的方式,来加强对日常土地买卖的动态管理和产税推割的监管。簿帐以土地财产管理为主的倾向日益明显。     

王国维抄校《录鬼簿》考

1908至1910年,王国维曾先后抄录、批校过三种版本的《录鬼簿》,所涉底本有明抄本、清尤贞起钞本和清《楝亭十二种》刻本。而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由于前两种抄本在大陆已不可获见,故关于王国维抄校《录鬼簿》及《录鬼簿》版本相关的研究均未能细论其详。本文结合前人对王国维校勘《楝亭十二种》本《录鬼簿》的研究成果,另将台湾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的明抄本、尤抄本及国家图书馆藏影抄尤本、日本东洋文库藏王国维据明抄本所作的过录本四种纳入综合考察,在对王国维抄校《录鬼簿》的始末进行细致梳理过程中,发现王氏起初措意于抄校的目的乃是为其正在编纂的戏曲著作《曲录》作参考。但王氏在得到影抄尤本后虽收齐了三种版本《录鬼簿》,却最终放弃当初的刊刻打算,乃是因为刘世珩主持的《暖红室汇刻传奇》计划中早已纳入《录鬼簿》。藉此不仅可明晰王国维早年戏曲研究脉路,而且对《录鬼簿》的版本研究亦可提供新的参考。     

唐代县主簿初探

唐代县主簿是县级行政制度中的重要官职。其设置在唐代前期比较稳定,而后期则体现出了不确定性; 县主簿具有勾检、监印及部分司法职能;县主簿的出身有科举、门荫、流外入流等途径,而他们的迁转去向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主要为县政官员及言官、御史等。     

中国古代“行船更数”考

中国古代航海过程中,“更”是一个重要名词,与针位、航线标志物及天星共同构成安全航海的几大要素。因此,将中国古代对“更”的相关记载进行综合分析,进而正确解读古代更路簿和海图,有其必要性。在此,欲从“一昼夜为十更”、“定更之法”、“更数应用”和“更数今读”等方面作一论述,希望能引起专家学者们的注意与重视。     

居延新简《传置道里簿》地名新证

西北汉简里程简是汉代丝绸之路重要的交通地理资料之一。本文综合运用考古资料、实地考察、地图等多维路径对古代地名进行地望约束,对居延新简《传置道里簿》中的置、义置、平林置的地望提出了新看法。并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地名考证需要充分考虑文献资料、实地环境、里程数据、考古遗存的规模与性质、区域交通的古今差异以及各类机构的具体职能等条件,深入理解文本的社会属性,方能形成完善的证据链条。     

天地会《会簿》考

天地会《会簿》是会内秘籍,持有侩簿》即可纠人结会并充当会内首领,向来秘不示人,故鲜有流传。《会簿》是研究天地会起源的重要史料,颇受学者关注。以往研究者多限于考查《会簿》之流传顺序。本文通过对档案史料及多种《会簿》抄本之考察,认为《会簿》乃出自下层社会草根文人之手,乾隆末年嘉庆初始见雏形,内容简陋,其后经不断增删修改,情节逐渐丰富繁衍,成同年间始告定型。     

清代内阁丝纶簿

按照《礼记》、中"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的说法,我国古代将帝王的言语称为"丝纶";记录皇帝旨意的册簿,就称为"丝纶簿"。唐代大诗人杜甫有"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的诗句,韩愈上李相公诗里,也有"浊水污泥清路尘,还曾同制掌丝纶"的怀念与感慨。明人沈德符《野获编》中提到:"向闻阁中有丝纶簿。"该书卷8记载:"丝纶簿为拟旨底本。无论天语大小,旨录之,以备他日照     

肩水金关汉简“通道厩谷出入簿”编连与研究

本文对肩水金关汉简"通道厩谷出入簿"的编连展开研究,认为简册至少有七十八枚简,时间上至少是分布在连续两年里的七个月份的记录,并借鉴居延汉简永元器物簿的编连,对"通道厩谷出入簿"进行初步的编联。还讨论了过客、传马、当食者、误书等问题。     

宋簿尉杨祖祜圹志铭考

一、圹志铭文及相关情况 1987年9月,广西桂平县西山乡西山村公所三张塘村秦振成,因在该村旁动土葬祖坟而发现一座古墓,出土《宋故簿尉杨公将仕圹志铭》一方。圹(指墓穴,即坟墓)志铭高59厘米,宽47.2厘米,厚8厘米。质地为灰色石灰石。圹志铭题额上有从右至左一行楷书“宋故簿尉杨公将仕圹志铭”11字,字径4厘米。     

"吧国公堂"档案之《公案簿》述略

<公案簿>是现存吧国公堂(巴达维亚华人评议会)档案中的核心部分,所涵盖的时间范围大约为150年(1787-1940年)左右.<公案簿>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吧国公堂有关华人的各类案件的会审记录;二是对有关吧城华人社区重要事件和重大决议的记录.对涵盖这一时期最为原始的记事录的内容及案例加以考察和分析,一方面可以洞察一个处在多种变革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华人社区的社会生活及其行政管理的内幕,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中了解各个历史阶段荷印殖民政策的变化及其对当地华人社会的影响.     

广西地名特征研究

受少数民族、汉语方言和地形地貌的影响,广西地名具有鲜明的特点,表现在广西地名具有用字集中、重名地名较多、民族性和本土性等特点,而命名方式则主要以山谷、田地、江河、动植物等命名。对广西地名特征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人们了解广西的地域特征和民族文化,而且对本地区的发展规划和文化教育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广西“那”字组合地名的分布特征及其文化意蕴

地名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以"那"字组合的地名就是广西壮族地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那"字组合地名不仅包含水田的意思,还包括与"那"相关的其他事物,并蕴含着壮民族的情感思想。通过对广西30个县市"那"字组合地名的抽样统计与分析,归纳出广西"那"字组合地名具有分布不均匀、集中分布在农村地区、与壮族分布密切相关的特征。"那"字组合地名的命名和分布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壮族人地共生、"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观以及语言文化,是壮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话说合群路

<正>合群路是贵阳市较为有名的一条老街,曾经的地名有:外黑神庙、岩井边、水沟、龙泉街、乐群路。合群路以黔灵西路为界,北为上合群路,南是下合群路。稍微上点年纪的人都记得,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上合群路原来还有一所电影院,叫合群电影院,是当时贵     

汉代事役结构及其实现方式——以堂邑《要具簿》《逋簿》为中心

“事”是人地合一条件下农民受田于国所伴随徭役义务的制度称谓,内容复杂,故“筭”人定“事”,秦律“定名事里”、汉律“筭事”、《要具簿》“定事口”“定事筭”均是其体现。“筭”是计算、核查、登记,“筭”的结果著于名籍,是为“事筭”。编户民七至十四岁有少年之事,十五岁开始服成人之事,傅籍至老免服“正卒”之事。“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是指地方每月有更役、国家每年有戍役和力役,农民有每月应更役、每年应戍役和其他力役义务,并非每年一次性服更役一月,一生当郡兵一年、做卫士或为戍卒一年。授田制瓦解,人地分离,农民“事”的实现方式货币化而有“更赋”“口算钱”等常税,但农民仍有服役义务或另交代役钱,农民负担合法地加重而陷于绝对贫困化。《逋簿》记载西汉末年农民缴纳口钱、赋钱的同时缴纳更卒钱、戍卒钱、卒更钱,是事役货币化的真实记录。     

明代两广地区的达官军:以《武职选簿》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天顺、成化两朝,南北两京卫所达官军多次被征调到两广地区参与平定广西大藤峡瑶人反叛,现存《武职选簿》中保留了其中部分从征两广达官军的履历档案,记载了其来源和承袭情况。这些不同时期来到两广地区的达官军,经历了从征调到驻留的历史过程,对明代两广地区社会及族群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