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共产党领导下的识字教育

正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之初就非常重视自身的学习,同时将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也放在重要位置上,尤其是最普遍的识字教育,即便在条件艰苦、硝烟弥漫的战争状态下,一刻也没有放松。一、共产党领导下的早期识字教育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建立各种形式的工人学校为工人补习文化、开展教育来团结发动工人参加革命,如当时北京小组邓中夏等在长辛店,上海小组李启汉等在沪西开办的劳动补习学校。     

王尽美领导京奉铁路局工人罢工

正1922年,京奉铁路局的工人运动,首先从山海关铁工厂发起。是年8月下旬起,山海关铁工厂工人在工人俱乐部的领导下,率先掀起了反对封建把头赵壁的运动。赵壁系山海关铁工厂的中方总管、封建把头。在这场京奉铁路局工人罢工斗争中,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人,中共一大、二大的参与者王尽美,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一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全国工人阶级较集中的上海,召开了第一     

《椿园载记》一则误记

《椿园载记》(1984年三联书店第一版)是罗章龙1983年写毕的一部回忆录,记述他1912至1927年的亲身经历,颇有些史料价值。也许是因为时间太久或其它原因,书中也有误记之处。其所述亲自参加领导陇海铁路大罢工即是一处。 陇海铁路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领导的第一次大的工人罢工斗争。1921年11月17日到26日,洛阳、开封、徐州等陇海铁路沿线各地工人由于不堪忍受外国资本家的剥削和欺压而发动了全线同盟罢工。罢工一开始,中国共产党上海、武汉和北京的组织都迅速派人来指导罢工斗争。据罗章龙在《椿园载记》一书中回忆:他曾受中共北京区委的委派于11月19日赶到郑州,是日晚由郑州进步工人护送乘车抵洛,面见了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游天洋,     

省港大罢工中的铁甲车队

1925年6月19日,广州、香港工人在共产党人邓中夏、陈延年、苏兆征等领导下,为支持上海五卅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举行了大罢工。罢工首先从香港海员、电车、印刷等工人开始,迅速扩大到25万人,其中10多万人离开香港,回到广州。广州英、美、日商洋行和沙面租界的工人也参加了大罢工。为加强对罢工斗争的领导,在广州组成了以苏兆征为委员长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并组织了工人武装纠察队,对香港和沙面租界进行封锁,使香港一时经济瘫痪,变成了“死港”、“臭港”。这次罢工在全国人民支持下,坚持16个月之久,给了英帝国主义以     

国共两党领导人最早一次同台演讲

1920年夏,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等在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开始着手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委托江南造船厂钳工李中在该厂发起组织了机器工会。陈独秀和李中联合起草了《机器工会简章》。10月3日,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外国语学社召开了上海机器工会筹备会。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在上海公学正式召开成立大会。为了对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的工会予以鼓     

上海学生爱国行动和工人“六三大罢工”

五四运动时期的上海,学生首先积极响应北京学生界的号召,举起＂爱国＂的旗帜走上街头,向市民进行爱国宣传。继之有商人罢市、工人罢工。而上海工人的＂六三大罢工＂意义最为重大。上海工人阶级的觉悟性的大大提高,这除了因为工人阶级所独有的阶级特点外,还和学生所作出的努力有着莫大的关系。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基础的历史考察

增强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基础的核心部分。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围绕这一核心,在党的自身建设和执政环境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巩固了党的群众基础、组织基础、物质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为我们今天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劳动立法运动

1922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群众为了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立法运动。这一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工人运动的继续高涨。这是中国最早的工人劳动立法运动,在中国革命史、工人运动史和劳动立法史上都有重大意义。     

是党领导了陇海铁路大罢工

对于1921年11月17日以洛阳为起点爆发的陇海铁路大罢工,党史界和工运史界历来认为是工头领导的,或说是工人自发的,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关。理由是,罢工爆发时,陇海路上尚无党的组织和党员活动。罢工爆发后,北京和武汉党组织虽派人前往领导,但当他们赶到郑州、开封时,罢工已经结束了。虽然罗章龙在《陇海铁路大罢工》的回忆章中说他受北京党组织和李大钊同志的派遣到了洛阳,参与了此次罢工的领导工作,但在李大钊同志的日记章中未有字记载,缺乏有力证据。     

中共早期工人党员郑凯卿(二)

罢工胜利震全国 当时人力车是武汉市内的主要交通工具,而且武汉人力车工人人数多,比较集中,工人劳动繁重,生活贫苦,深受剥削。党组织决定把车行工人组织起来,为生存而斗争。就在车行老板再次将每辆车租金涨到１１００文钱时,一场暴风骤雨似的斗争即将来临。 郑凯卿受党组织委派,和施洋、林育南等邀集了人力车工人代表袁高成、樊宏标等召开秘密会议,商讨反对人力车老板加租的行动计划。在会上大家积极发表意见,郑凯卿主张首先应尽快成立人力车夫工会,使人力车工人有自己的领导,并且应尽可能发动所有的工人参加示威游行,把声势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白区的赤色工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白区的赤色工会,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白区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一种组织形式。在长约十年时间里,党以赤色工会的形式领导工人阶级进行了无数次英勇斗争,其中大部分失败了,工人革命力量受到极其惨痛的损失。     

关于1922年9月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罢工的一些材料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在党的領导下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工人运动处在很大的高涨中,铁路工人曾经显示了自己的强大力量,其中粤汉铁路工人罢工的斗爭,有它不可磨灭的光輝。 1922年9月8日粤汉跌路武长段全路罢工。这次罢工因监工虐待工人而起,軍警干涉,打死打伤和逮捕了工人,工人得各路工人和武汉工团援助,罢工获得胜利。1957年北京历史博物館征集到有关这次罢工斗爭的重要材料計三十八件,內容包括:工人罢工宣言,罢工以前工人們为控告巡警和帝国主义分子毆辱开除工人給王世堉的抗議書,统治阶级鎮压罢工的信件,以及京汉铁路几个工人俱乐部声援这次罢工的代电等,它給我們提供了这次罢工运动的真实史料,对研究这次罢工运动的历史有很     

张国焘胞弟张国庶英勇的一生

张国庶是张国焘的胞弟。1905年,他出生在江西萍乡的一个富裕家庭。1922年,他刚考进萍乡中学时,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家乡领导了一场震憾全国的萍乡安源路矿大罢工。路矿1．7万罢工工人在共产党员刘少奇、李立三、蒋先云的直接领导下,提出了保障工人政治权利,改善工人待遇,增加工人工资等17项条件。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时期的张国焘

2013年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90周年。90年前的2月4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京汉铁路2万余工人为反对军阀吴佩孚、争取政治权利,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全路大罢工。2月7日,吴佩孚下令对罢工进行镇压,共产党员林祥谦、施洋等40多个人遇害,300多人受伤,酿成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     

英国工业化时期的雇主结社行为与劳资冲突

现代劳资关系是涉及雇主、工人、政府三方的社会政治博弈运动。在英国工业化时期的劳资关系中,由于思想观念和现实利益的冲突,各行业普遍存在着与工会对立的雇主结社组织。它们通过采取集体闭厂等措施同工会领导的罢工相对抗,形成了劳资集体对抗的局面,提高了劳资冲突的烈度。随着新模式工会的兴起,英国工人运动趋于稳健与现实,而寻求降低劳资冲突成本的雇主结社组织也逐渐放弃了排斥工会的态度,开始承认工会并将其作为谈判对手。劳资双方开始通过集体谈判化解冲突,从而形成了双赢的博弈模式。     

京汉铁路工人的精神驿站——劳动补习学校

19世纪20年代,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一些有先进思想的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在工人中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工人夜校开始组织和领导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其中京汉铁路沿线的劳动补习学校对早期的工人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早期共青团福建地方组织和中共福建地方组织的特点

早期共青团福建地方组织和中共福建地方组织在领导福建工农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正确认识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中国民主革命的依靠力量,将学生运动与工农运动相结合,使福建革命斗争的面貌焕然一新;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迅速将力量转入农村,为福建土地革命战争和苏维埃运动的发轫准备了条件,展示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在政治上、思想上、斗争实践上高度成熟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这种变化使党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为此,党采取了健全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机构、提高各级党委和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系统翻译和出版经典著作、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和宣传员、注重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和大众化等一系列措施,为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广大人民中得到普及,使中国共产党与广大民众有了共同语言,为当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参考。     

共产党员雇工问题的三次讨论

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怎样认识和对待共产党员的雇工问题,有过三次讨论。回顾和总结这三次讨论,对于我们党进一步巩固阶级基础,扩大群众基础,巩固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国共党争与阶级分野--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工商关系的实证考察

广州国民政府时期,不仅是国民革命迅速发展的高潮阶段,也是革命统一战线发生斗争与分化的转折点.以国共党争为主线,此阶段的工商关系因党派政治的渗入而愈趋复杂,并呈现出"对抗与合作"的双重态势.这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工人代表会与商界的阶级对垒,而广东总工会等国民党右派工会则与商界取合作姿态.尽管此时工商间的阶级分野取得明显实效,但也毕竟有限,这与国民党"阶级协调"的政治统治逻辑及广州"劳资混合"的行会传统有着密切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