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亦都护高昌王纽林的斤葬地考

九世纪中叶,居住在漠北地区今叶尼塞河上游的东突厥东山再起,黠戛斯部落大破回鹘,杀其可汗,迫使回鹘诸部逃散西迁,其中一支迁到西州(今新疆吐鲁番盆地一带),占据唐贞观14年(公元640年)灭亡的汉族曲氏高昌王国的领地,以高昌(在今吐鲁番县城东南六十余里的哈刺火州)为首府,建立起了高昌回鹘政权.高昌回鹘以哈剌火州和别失八里(又称北庭,在今新疆吉木萨儿境内)为中心,向西发展,至十世纪末期,疆域面积已扩展到东接甘、肃二州,西至葱岭,北界天山,南越戈壁,兼有吐鲁番、塔里木两个盆地,还跨     

新疆现存一座清乾隆年间的粮仓

在吐鲁番市粮食局所属的老城路仓库中,有一座建于清代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的粮仓,距今已有213年的历史。 吐鲁番修建粮仓,历史悠久。早在唐代,就在西州交河县(今吐鲁番市)广筑粮仓,称“常平仓”,以备粮荒。清代乾隆年间,在新筑广安城(今吐鲁番市老城)的同时,在县城东门附近修建     

“契居蕃”考

以往说汤都者皆以“汤居亳”为据,笔者认为“汤居亳”并不是灭夏以后建立都城,而是“从先王居”回到了商民族的发祥地,即先祖契所居之蕃,蕃即亳。蕃与葛为邻。蕃即博水,葛即葛城,均在冀中今保定辖区。古博水从望都发源,东至高阳入黄河;葛城即今安新县安州镇,汉时属高阳,古文献习惯以“高阳葛城”称之。     

“福聚成”票贴再探

“福聚成”商号票贴,是近两年在吐鲁番发现的。它是清朝末年宣统年间吐鲁番私人商号的票贴。     

清朝土族名将本进忠

本进忠,清代将领,土族,①西宁府(今青海省互助县)人,生年不详。早年丧父,家境颇为困难,因此在雍正初年投入西宁镇军中,冒顶马兵张元吉之名吃军粮,直到雍正五年(1727),因功拔补为把总,才在军籍册上恢复了本进忠的名字。本进忠在作战中以勇敢著称。雍正九年(1731)四月,准噶尔兵围困了吐鲁番城,战事紧张,清朝廷派扬武将军张广泗驰援吐鲁番,本进忠所在部队被调归张广泗统率入疆。于是他从大军北出扁都口沿河西走廊而上,到达新疆后奉命驻扎于鲁克沁(今吐鲁番东南)一带。七月,准噶尔部东犯吐鲁番,本进忠被调至北山坡截击,在一场遭遇战中他勇冠诸军…     

南宋“同安监”铸钱考

宋代“同安监”是淮南路铸造钱币的主要钱监之一,钱监设置在当时的舒州同安郡,即今天安徽省的潜山县。《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舒州,唐置,改日同安郡,又改日盛塘郡,寻复为舒州。宋日舒州同安郡,又升为安庆府,治怀宁,即今安徽潜山县治。按今     

楚人源于关中平原新证——以清华简《楚居》相关地名的考释为中心

楚人(族)的起源地及其迁徙路线问题,是一个长期困扰楚史研究者的艰难研究课题。清华简《楚居》的面世,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本文在既有楚人源于关中平原观点的基础上,指出《楚居》12个早期地名皆在今陕西省境内:"畏阝山"即蒉山,在蓝田县境;"穴穷"即镐京,在西安市西;"乔山"即峣山,在蓝田县与商州区之间;"爰陂"即原陂,在蓝田县境;"汌水"即灌水,今赤水河;"方山"即华山,今华山山脉;"盘"即蕃,"京宗"即郑荆,皆在华县境;"哉水"即兹水,今灞河;"屈"即冢,今商州区境;"鄀"即上鄀,在洛河、丹江上游;"夷屯"即丹阳,今商州区境。这些地名位置的落实,为楚人源于关中平原的观点提供了新的证据,为楚文化之谜的破译奠定了新的历史地理基础。     

“火洲”地下河

新疆的吐鲁番盆地,素以干旱、酷热闻名于世,故有“火洲”之称。游历火洲,一眼就能看到这儿的水总是秘密在地下流淌着,而在地面却难以见到水的踪迹。地道似的暗渠,就是闻名遐迩的“坎儿井”。 坎儿井使水在地下穿穴而行,有效地防止了水的强烈蒸发,保持着水量稳定,故被来此地观光旅游的人们称之为不可思议的奇迹。时至今天,它仍然不失为火洲──吐鲁番的一大名胜。 可是,谁是此地创建坎儿井的英雄呢？据史书记载,１０００多年前也就是唐朝的时候,吐鲁番就有坎儿井了,并且说是从内地传来的。可是,是谁传的,却没详尽的记载。也有…     

源于“古孝”和“今孝”社会问题的初级思考——社会养老问题的提出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古代文化中"孝"的内涵与外延,即"古孝",来引申出现代社会意义上的"今孝"的内涵与概念。从文化内涵的古今传承和变化中,寻找到现代社会保障问题的精神根源和经济基础,结合科学统计数据的论证,总结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社会需要做到即传承又摒弃和发展新的孝文化理念,并以此为指导,在符合中国国情和自身特色的情况下,建立科学、合理、有效的渐进式社会养老战略规划。     

周代“千亩”地望考

文献记载中的周代"千亩"有二:其一,周宣王千亩之战中的"千亩",其地望在西周都城附近,即今陕西省境内;其二,晋穆侯千亩之战中的"千亩",其地望在晋国,即今山西省西南部。前者"千亩"之地名是随周人从后者迁移而去的,并且两地都与周人农作文化有关。     

从敦煌吐鲁番出土写本看操粟特语和突厥语的基督教徒

从敦煌吐鲁番出土写本看操粟特语和突厥语的基督教徒［英］辛姆斯·威廉斯著陈怀宇译吐鲁番收集品中基督教写本的主体都是来自一个遗址,即吐鲁番北部靠近布拉依克的水盘遗址。德国第二和第三次吐鲁番考察队在这里发掘了一个完整的图书馆,里面的文书残卷,大多可以较容易...     

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学研究室举办“敦煌·吐鲁番学讲习班”

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学研究室,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一九八三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会间和会后(1983年8月15日至1983年10月14日)举办了一期“敦煌·吐鲁番学讲习班”。来自甘肃、新疆、陕西、宁夏等地的学员列席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旁听了一九八三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会议闭幕后,“讲习班”邀请参加这次会议的一些敦煌·吐鲁番学界各方面学有专长的同志讲授了一组有关敦煌·吐鲁番学的专题课程。这些专题是:     

辽朝防御西夏的“障塞”地理区位初探

辽朝在其西南边境配置以“威塞州城”“金肃州城”“唐隆镇城”为代表的重要城镇及其他城邑。其所构建“障塞”或“边城”防御工程自然分布于上述城镇所在地带。金肃州城即今达拉特旗南缘康家渠村古城,唐隆镇城即今准格尔旗南部纳林河古城,威塞州城即今包头市九原区的敖陶窑古城。据此推论,辽朝“障塞”延伸于今准格尔旗纳林河古城西侧、今达拉特旗康家渠古城南侧的东胜梁高地,并向西北延伸,随着辽夏边界的弯曲而转向北方,抵达与今包头市九原区的敖陶窑古城相望的黄河南侧终止。在达拉特旗南部与东胜区接壤的地带新发现一道古代长城遗迹,应该就是辽朝新建的“障塞”;而从南自今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镇纳林塔村、北达今达拉特旗白泥井镇敖包梁村的古长城遗迹,应是辽朝在战国秦长城基础上予以修复而利用的“障塞”局部段落。     

释吐鲁番文书中的“影名”

在吐鲁番文书中,两次出现"影名"一词。《词源》和《汉语大词典》均未设词条,《吐鲁番出土文书词语考释》解释为"隐藏名字"。阿斯塔那509墓出文书中有"詃诱影他","詃诱"即欺骗诱惑;但"影他"不可释作"隐藏/遮蔽他人",理解为"冒充他人"方与上下文义契合。《汉语大词典》中"影占"词条义项中"影"有"虚"、"冒"义。同理,与"名"字构成"影名"时,其义就是"冒名";文书中"影名假代"即现代汉语所言"冒名顶替"。在今日山西稷山县及陕西西安地区方言里,"影名"一词仍频频出现,为"以什么为名义,实际上却干别的事情",在当代汉语里的这一用法,至多只是对其原始含义的延伸或扩大。     

闽越国都城“冶”与武夷山军事城堡

闽越国都城“东冶”亦即“冶”城,其治所在今福州市;武夷山的汉城则是闽越国军事性质的城堡。关于“冶”的冶所问题的讨论,本世纪３０年代,厦门大学叶国庆先生根据《后汉书·郡国志》“章安,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的记载,写了《古闽地考》和《冶不在今福州市辨》两篇文章①,认为“冶在浙南”。当时,劳干先生即著文不同意叶国庆先生的论点②,而维护传统的说法:冶都在今福州市,古冶地尽在福建境内;冶即东冶,即东侯官。中华书局《通鉴》校点本（第３５０００页）说:“《通鉴》胡注引洪氏《隶释》,认为‘章安’句中有脱文,应作‘章安故回浦,章…     

吐鲁番积极打造“阳光、健康、绿色、文化”品牌

近年来,吐鲁番旅游按照“促旅”战略的要求,以平衡四季旅游为抓手,打造吐鲁番“阳光、健康、绿色、文化”品牌,逐步向四季游转变。在抓好以区外游客为主的夏季旅游的同时,狠抓冬春季节吸引疆内特别是乌鲁木齐周边地区客源市场,逐步使吐鲁番的冬春旅游热起来。     

榆中籍高昌王

隋唐时期,被称为西域列国中的高昌国,其版图就在今天新疆的吐鲁番盆地,在古丝绸之路的要冲地带。高昌国国王麴嘉是西域诸国中惟一的汉族人,他的祖籍就在甘肃省的榆中县。史称“麴嘉为金城郡榆中人,金城即今之兰州。又其百姓,亦多来自内郡,其立国垂百四十余年之久,不可谓非为中国历史上值得留意之事”。     

从《北凉沮渠安周造像记》拓片谈谈响搨

《北凉沮渠安周造像记》又名《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北凉承平三年(445)刻,清光绪间在我国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今新疆吐鲁番东七十里的哈喇和卓)出土.①北凉中书郎中夏侯粲撰文,隶书,二十二行,行四十七字,每字界以方格.     

对“高昌吉利”钱探讨之我见

笔者从1988年开始在吐鲁番市政协从事文史撰写和编辑工作,因工作机缘涉足古钱币收藏。经过20多年的寻觅,在吐鲁番的乡镇村庄征集到“高昌吉利”铜钱十八品,转让泉友,交流九品,还有九品珍藏在我的古钱箧中,现展出供专家研究与同好共赏。     

“植物银行”式营造模式探究

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优化”的阶段,浙江城市发展也走到城乡一体化的关键路口。省内主要城市城区面积均已位居长三角前列,但在伴随而来的旧城改造、村改居行动中,在为扩大城市规模,兴建基础设施,优化原有城市产业结构布局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分散的、不规则的闲置土地,滋生了地块“三不管”、开发“难规划”等新问题,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还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治理问题。本作即以此为切入,依托浙江较为成熟的基层治理体系,设计提出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植物银行”式城市村社营造开发模式,以有效解决闲置土地问题,促进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深度发挥社区营造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