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家为国”:耶律阿保机对契丹部族结构的改造

契丹人的"家"指同一祖父的后裔,"族"指同一高祖的后裔,在契丹建国前,两者都持续发生代际裂变,皆已与特定地域相联系,但各"家"仍可以进入其他"族"的驻牧地内游牧。耶律阿保机在建国过程中,一方面人为中止了皇族的裂变,加强皇族的力量,以维护皇权;另一方面又改革旧俗,脱离季父房另立自己的"家",将皇位继承权限定在其"家"之内,以消除皇族内部对皇权的威胁。通过这种方式,阿保机最终改造了契丹人的部族结构,"变家为国"。     

十八世纪中国的政治

十八世纪中国的政治是两千年的封建传统政治的继续,它并没有突破传统意识形态指导下构建起来的传统政治的基本框架。但中国历史进入十八世纪以后,即从康熙晚期到雍正、乾隆两朝一百年间,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发展到顶峰。皇权的极度膨胀,不仅构成了有别于传统封建政治的十八世纪中国政治的特色,而且与同一时代西欧、俄国王权的强化比较,无论社会基础,还是政治背景也迥然有别。十八世纪以皇权为中心的高度专制集权是中国政治历史运行过程中内在逻辑发展的结     

权力整合视域下的东丹国南迁研究

辽立国之初,效法中原确立了太子继承制度。阿保机立嫡长子耶律倍为太子,后有悔意,以次子耶律德光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为此皇位继承问题困扰着阿保机。渤海灭亡后,他将东丹国和契丹故地分别委派皇太子耶律倍和天下兵马大元帅耶律德光管理。因辽太祖去世,耶律德光在后族支持下发动"扶余之变",在与耶律倍的政治博弈中取得皇权。耶律德光继位后将东丹国迁徙,并对契丹最高权力结构进行整合。耶律倍南逃后,人皇王妃萧氏成为东丹国名义上的首脑,而萧氏病逝,也预示着东丹国名存实亡。     

洛阳与汴梁: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关于11世纪80年代理学历史与思想的考察

11世纪七八十年代 ,北宋逐渐形成一个介于国家 (皇权 )与民众(个人 )之间的士绅阶层 ,他们以思想与国家分庭抗礼 ,以文化权力抵消着政治权力 ,试图使文化重心与政治中心取得平衡。而这种文化权力为了与政治权力对抗 ,逐渐建构了一种超越一切甚至是皇权之上的“理” ,作为批评政治的理论根据。他们用重新叙述和解释过的“道统”说、“性情”说以及新的经典 ,建构一种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思路 ,这就是后来理学兴起的基本背景。由于在位官僚与赋闲官僚的趋向不同 ,现实策略与文化理想的思路矛盾 ,使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统”与“道统”、“师”与“吏”、政治重心与文化重心的分离和对立。     

述律后晚年的政治悲剧

辽大同元年(947年),太宗病死于栾城(河北栾县杀胡林),述律后的势力也随之急转直下。述律后在阿保机死后的二十年中,与其子太宗德光形成的母子政治,使阿保机所创建的契丹国家日趋完善和巩固。从此,以述律后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势力与以皇权为代表的封建汉化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大同元年太宗之死,是对老述律后一个新的考验,是结束二十年来的母子政治,还是保持这种母子政治使之存在下去?述律后为了保持着自己的政治地位,当然仍要以昔日权威干预皇帝继任大事,以继续其前日的统治。当太宗灵车至国时,史载:“太后不哭,曰待诸部宁一如故则葬汝矣。”她希望宁一如故,但和二十年前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这就是契丹社会更     

西汉继体之君正当性论证杂议——以霍光废刘贺为例

从昌邑王到被迎立为皇帝再到废黜为海昏侯,刘贺本人在西汉政治史上或许无足轻重,但元平元年围绕着他发生的帝位废立过程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别是在皇权更迭模式及其正当性论证方面的影响不宜低估。皇朝内部的权力传承或"内继"之正当性,取决于三项条件:大宗嫡系的继体血统,敬天崇祖的守文之德和反映在符瑞灾异中的天意验证。霍光集团因政治利益的考量自下而上废黜刘贺,其正当性因刘贺本人的德行缺陷、灾异征兆而赢得较广泛的认可。废黜过程中的暗涌微澜也未对西汉皇朝的统治正当性构成重大威胁,这与宣帝和霍光应付废立危机得当不无关系。西汉以后历代皇朝的顶层政治实践中,普遍视霍光"尊孝宣而废昌邑"为皇权更迭的新典范。其"废昏立明"范式不仅为董卓、司马昭、桓温等政治野心家提供了挟天子以令天下的"正当"借口,也成为集权帝制时代防止社会政治极端恶化的制动器,在维护君主专制政体的同时尽可能地维持其统治的价值合理性和较广泛的认受性。     

西汉继体之君正当性论证杂议--以霍光废刘贺为例北大核心CSSCI

从昌邑王到被迎立为皇帝再到废黜为海昏侯,刘贺本人在西汉政治史上或许无足轻重,但元平元年围绕着他发生的帝位废立过程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别是在皇权更迭模式及其正当性论证方面的影响不宜低估。皇朝内部的权力传承或"内继"之正当性,取决于三项条件:大宗嫡系的继体血统,敬天崇祖的守文之德和反映在符瑞灾异中的天意验证。霍光集团因政治利益的考量自下而上废黜刘贺,其正当性因刘贺本人的德行缺陷、灾异征兆而赢得较广泛的认可。废黜过程中的暗涌微澜也未对西汉皇朝的统治正当性构成重大威胁,这与宣帝和霍光应付废立危机得当不无关系。西汉以后历代皇朝的顶层政治实践中,普遍视霍光"尊孝宣而废昌邑"为皇权更迭的新典范。其"废昏立明"范式不仅为董卓、司马昭、桓温等政治野心家提供了挟天子以令天下的"正当"借口,也成为集权帝制时代防止社会政治极端恶化的制动器,在维护君主专制政体的同时尽可能地维持其统治的价值合理性和较广泛的认受性。     

重塑皇权：洪武时期的冕制规划

冕服礼制并非只是空洞的繁文缛节,在议定过程与具体内容之中,皇权政治的某些观念得到了隐秘的表达.作为明帝国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冕服礼制在当时受到了朱元璋集团的高度重视,规划从洪武元年开始,至二十四年已成定制.明代冕服礼制折射出君臣之间的悬隔与"家天下"的皇权观念,其程度之深,似史无前例.明代皇权观念的变化,除一定程度上受元代的影响之外,朱元璋的个人意志也非常重要,此外,儒士期待"圣君"重建理想社会秩序的激情亦强化了绝对皇权的观念,这些在洪武时代君臣议定冕制的过程中都有所反映.     

从皇室王府奴仆下人人身地位看清代社会的腐朽没落

清王朝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君主高度集权的封建国家,皇权高于一切。满族八旗贵胄统治全国。“朕即国家”、“臣民即奴仆”,清代上层统治集团把社会物质财富和臣民视为私物,并靠其政治权力不断强     

迭剌部权力斗争与耶律阿保机建国

"释鲁之死"与"诸弟之乱"皆为迭剌部的权力斗争,与耶律阿保机建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以往学界对"释鲁之死"的正凶问题及"诸弟之乱"中剌葛等人缘何脱罪等问题探讨不够深入,由此导致对阿保机建国这一核心问题的认识始终不够全面。作者以深度挖掘各个事件间内在联系为侧重点,尝试梳理这段历史,重新认识迭剌部权力斗争与耶律阿保机建国。     

论北魏宗王政治与有限皇权的短暂发展

建立在草原武装基础上的北魏拓跋政权,由于初期受鲜卑异姓军功贵族的影响,皇权不能完全行使。因此中期历史主要以孝文帝改制为契机,确立宗王政治占主导及专制皇权独立权威的时期。但宗王政治毕竟不能等同于皇权政治,二者必然发生矛盾。     

皇权再论

通过以士大夫政治形成的宋代为基点,透过大量史料,分别从思想史与政治史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的皇权进行了历时性的考察。在思想史视野内的考察,主要阐述了王朝政治的参与者士大夫的皇权观与君主的自律意识。"君"或"君主",在先秦的指归为诸侯国君,自秦始皇开始则专指皇帝。然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形成后的士大夫,则有意无视了这种不同,在儒学国教化以及理学的社会普遍化的强势背景下,大量发掘先秦政治言说中对君主限制的内容,作为限制君主制政体下绝对君权的理论武器。"君德成就责经筵",通过对皇子和皇帝进行的为君之道的正常制度化教育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士大夫的皇权观到君主的自律意识,成功地完成了理论位移。让多数君主在为君之道的框架内,难越雷池一步。在政治史视野内的考察,主要考察了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的君臣关系。在君臣互相依存合作的前提下,历代士大夫为了防止名义上绝对君权的暴走脱轨,苦心积虑,对皇权实施了种种规范,本文归纳形容为"天"、"道"、"法"三个紧箍咒和"不文律"、"公议"、"留名的青史"三堵墙。本文还通过具体的政治实态揭示出,谏官、御史在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完成天子法官的使命,却基本沦为政治集团的鹰犬。笔者视派系政治是理解中国政治史的一把钥匙。具体的考察显示,中国历史上的皇权经历了一个由人格化向非人格化转化的过程。尽管皇权在各个历史时期、甚至在同一王朝的不同时期消长都有不同,但实质性皇权由于政治制度的日臻完备等因素,发挥作用的余地愈来愈小,而显示权威的象征性因素却愈来愈大。     

制度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另一种写法——《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范式意义探析

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一书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雷氏认为除传统研究范式外,可从制度与思想的互动中建构出政治思想的复杂脉络,这种由制度分析揭示出来的思想史可称作"制度思想史"。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不但需要分析思想家的理论建构,也需要对制度实践过程中的政治思想予以阐发,这正是制度思想史的必要性所在。而制度思想史"制度分析"和"技术分析"的提出,使得这种制度思想史研究成为可能。制度思想史的提出,不但使旧史料具有了新的价值,更使思想的阐发回到了历史现场,同时也为平庸时代思想史的撰写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毫无疑问,该书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值得我们深入发掘与探讨。     

北朝洛阳于氏略论

本文以北朝洛阳于氏为个案,通过分析其家族的发展,探索这一时期胡姓大族的发展脉络,同时试图发现民族融合背景下胡族皇权政治的特点。     

"天高皇帝近":一个重要的中国思想史命题——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评介

雷戈所著《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一书,认为从秦朝到汉初的思想史发展阶段是中国思想史上皇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成和确立时期,并将其概括为"后战国时代";采用独特的"历史-思想"研究法,从政治制度、官场规则和官吏的政治生活中,挖掘特定时期的政治思想共识,为政治思想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并扩大了思想史的资料范围;认为秦汉时期生成的皇权主义秩序,把"天高皇帝远"的制度现实变为"天高皇帝近"的观念实存,实现了对人们思想的可控性,从此,思想成为皇权可以控制和规范的领域,达到了有效的思想专制。这是秦汉以降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基本特征。该书在研究方法的创新和思想深度的开掘上,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道势之争:明初儒士与皇权关系的政治文化解读

皇权之于儒士的态度,明初有着从礼遇到打压的演变轨迹。《孟子节文》是皇权从打击儒士的具体行为到悍然入侵儒学思想领域的重要事件,显示了皇权不惜与儒学断然决裂的情绪。儒士"从道不从君"的话语定位及其实际抗争活动,对"势"的反击作用微乎其微,道统不得不屈服于政统,"道"为"势"曲。儒士与皇权政治文化方面的交织关系,透视出儒学工具化的内在本质。     

京官社交网络与盛清政治——以乾隆初年许王猷、仲永檀系列事件为例

乾隆初年的许王猷、仲永檀系列事件,展现了盛清时期大大小小的京官与商人、平民等形形色色的人物,以京城为舞台,通过社交网络相联系,互相谋求经济、文化生活便利,乃至政治利益的复杂图景。政治信息的传递,是京官社交网络政治属性的基础。一些围绕朝廷重臣如鄂尔泰形成的社交圈子,具有较强的内部凝聚力,政治属性较为明显,孕育着皇帝眼中的"朋党"。仲永檀等部分科道官员试图利用朝廷权力整肃社交活动,但他们自己同样身处社交网络之中,并深受其政治属性的影响。皇帝一方面希望整顿官场风纪、肃清朋党,另一方面又要控制打击范围,维系朝廷体面,皇权对京官社交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暧昧态度。     

列侯位次与汉初政治秩序——从位次厘定时间说起

汉初十八列侯朝位次序的厘定时间在高帝十二年平定卢绾叛乱之后,而非过去认定的高帝六年。不同于纯粹的褒奖军功,厘定位次旨在通过确立军功与权力、地位的对等原则,既证成刘氏皇帝以最高军功掌握最高统治权的合法性,也以与军功相匹配之政治权力、地位的享有,换取元功列侯对刘氏皇帝和汉政权的认同。其与"白马之盟"、《三月诏》均为刘邦驾崩前极力构筑分权共治秩序的重要举措。基于军功或位次高低的分权共治秩序贯穿于汉武帝中期之前的政治实践中,并突出表现在奏书署名和绍封恩赏两方面。元功列侯朝位体系及分权共治秩序的建构,是汉初"有限皇权"的具体表现,也折射出秦皇汉武之际,专制皇权体制的曲折发展历程。     

元代大赦与政治关系论析

从大蒙古国到元朝,大赦的施行逐渐变得频繁,成为蒙古统治者常用的一种政治策略,这一现象与元代的政治变迁息息相关。由于制度变迁以及特殊的政治环境,郊祀大赦在元代大大减少,皇权变更、政治动乱乃至不同政治势力间的政治博弈成为引发大赦的主要动因,大赦的政治实用色彩更加凸显。对于元朝统治者来说,大赦是其应对复杂统治局面的有效策略,有着重要的政治功能:宣扬皇权的合法性,获取民众的政治认同;消弭社会动乱,促成政治和解,稳定统治秩序;整饬政令,调整行政运行。作为一种"非日常"的统治手段,大赦在元代的治理实践中有着重要地位。但不可忽视的是,它常常扰乱了行政与法律的正常运行。     

试论宋初政治体系建立中的“制衡”原则

宋代初期在巩固政权的过程中,突出的在各方面运用了"制衡"的原则与手段,一方面突显了宋代朝廷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皇权专制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古代皇权统治对于各方面政治、军事力量的防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