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

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视角。这种大历史视角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史视角,具体考察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之间的关联,揭示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二是四部学视角,虽然中国古代学术存在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的,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采撰等方面都对古代中国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考察经子集与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多民族视角,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古代中国的史学史也应该是多民族的史学史,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中西比较视角,主要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具体考察古代中西史学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北大核心CSSCI

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视角。这种大历史视角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史视角,具体考察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之间的关联,揭示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二是四部学视角,虽然中国古代学术存在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的,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采撰等方面都对古代中国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考察经子集与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多民族视角,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古代中国的史学史也应该是多民族的史学史,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中西比较视角,主要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具体考察古代中西史学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唐朝北部边疆安北都护府辖境内外回纥系统民族研究述论

唐朝在安北都护府设置了众多的羁縻州府,治理以贝加尔湖为中心分布着的骨利干、多览葛、仆骨、拔野古、同罗、浑、白霫、鞠等民族群体,通过对这些民族群体的研究可以看到:历史上统一多民族中国的边疆建设与国家的强盛与否密切相关;安北都护府辖境内外回纥系统的民族群体接受了唐王朝的紧密统治,对于当时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安北都护府辖区内的民族与唐王朝政治关系的紧密程度与距离唐王朝政治中心长安的远近有关。     

试论元代疆域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是中国边疆学基础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多民族融合的特点。13世纪,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征服横跨欧亚的大片土地,建立皇族领地分封制,形成了西北四个汗国。实际上,元朝的疆域只是指皇帝直接统辖的领土。由于元代统治者的民族观与民族政策,又使得元代疆域的形成和统治产生了不同于中原王朝的特殊之处。     

"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六

本文主要从不同时期的疆域分布状况和观念变化等方面对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梳理。认为"中国"一词并非单纯的地域或文化观念,也有丰富的政治含义,其中围绕"中国"形成的"中国"为"天下"中心且据之可以成为正统王朝的观念对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众多民族尤其是汉和北疆民族建立的王朝或政权不断争夺"中国",在导致现实中疆域分布格局不断出现分裂和统一反复交替的同时,直至清代理想中的以"中国"为核心大一统的"天下"和现实中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终于实现了重合,古代中国的疆域也由此完成了凝聚的过程。     

双重边疆: 古代中国边疆的特殊性

自夏商周到元明清,尽管中国王朝经历了多次统一与分裂的交替,但伴随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边疆逐渐形成并固定下来。自秦汉王朝形成汉人居中心,少数民族居边疆的格局后,历代民族分布的大格局基本因袭不变,中原与边疆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政区,历代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治理,经历了由羁縻统辖到中央集权直接统辖的发展历程。如何认识这个历程,如何划定古代中国疆域,历代王朝对郡县以外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作为是否属于边疆治理,不仅外国学者的看法不同,我国学者的观点也有很大分歧。这直接关系到古代中国边疆如何发展为今天的中国边疆,古代众多边疆民族如何结成今天的中华民族这个重大的命题。这组文章是从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基点出发,从边疆经略、政治统治、人口迁移、民族关系、军事防卫、经济开发、文化建设等方面探讨中国历代边疆治理问题,其中既有宏观的理论探讨,也有具体问题的研究,力图从多角度加深对中国历代边疆治理问题的思考和探讨。     

民族多元互动与儒家文化认同下边疆民族区域文教举措的演进特征

民族多元互动与儒家文化认同是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和谐演进的主旋律。历代王朝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的统治思想基础,千方百计地于边疆民族区域传播儒家思想与文化、移风易俗,以达天下儒家文化认同,实现统治者的政治诉求、天下一统,然入主中原的历朝统治者又常以正统自居,鄙视边疆民族、区隔华夷,导致历代王朝所施行的边疆民族文教举措常常受到局限而未能达到统治者所预期的理想效果。"大一统"、"华夷之辨"与"羁縻而治"的华夷观在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演进过程中交织运行,致使历代边疆民族区域文教举措呈现出一体性、稳定性、多元性与局限性的总体特征。     

孔子民族观与宗教观探析

孔子民族观的出发点是明"华夷之辨","华夷之辨"的首要标准是文化。在华夷之防方面,孔子提出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在处理华夷关系上,孔子提出"修文德以来之"的民族怀柔政策。在宗教观方面,孔子除了提出"敬天法祖"这一基本信仰外,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敬鬼神而远之",这是孔子宗教观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儒家宗教观的核心。孔子民族观与宗教观中的理性精神对中国的民族与宗教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元明清三代治理甘青多民族走廊之比较

元、明、清三代对于甘青多民族地区军政治理的方式不尽相同,但导致不同的原因大体可归纳为国力强弱与民族观指导下的民族政策两大方面。就国力强弱而言,元、清两朝的国力远在明朝之上,所以根本不需要将甘青多民族走廊当作屏障。元、清两朝的甘青多民族走廊呈现更多的是一个管理带或文化带。相反,明代国力较弱,只能依托农牧分界线,将甘青多民族走廊建设成为一个军事防御带,借助农业的天然属性打造产业强边体系。就民族观而言,元、清两朝的统治者虽然也存在民族歧视,但并不积极提倡民族同化,而明朝统治者一方面热衷于用汉化手段对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管理,所谓"以华化夷";另一方面当无法对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直接管理时,又常常用民族隔离带的方式将不同民族人为割裂,造成民族对立,所谓"以华制夷"。     

民族融汇与中国历史发展第二条基本线索论纲

五千年来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成长发展,"历时性"地呈现先秦、魏晋南北朝、晚唐宋辽金元和明中叶到近代四次民族大融汇。基于长城内外农耕、游牧生产方式的世代并存,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携手创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及璀璨文明。元和清王朝的建立,反映了北方民族向中原内聚等历史主动性和汉族、蒙古族、满族轮流为天下主的趋势。蒙古人、满族人较多汉化与汉人不同程度地受蒙古或满族文化影响,相互激荡,构成了元、清两代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基本风貌及走向。"崖山之战",特别是清朝建立之后,的确已无汉族为首的大一统王朝。但元、清二王朝分别以"内蒙外汉"和"内汉外满"君临天下却方兴未艾。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社会经济固然充当主要原动力或主线,同时还应格外重视民族融汇第二条基本线索。5世纪以后的江南,逐渐成为中国经济重心及文化主脉所在,也是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兴动力渊薮。唯有江南,能够充任华夏先进经济文化南渡转移的栖息地和再发展空间。北方民族南下及其所建立的元、清王朝,既带来一些积极向上的东西,也携入不少主从隶属等落后旧俗,后者直接招致诸色户计"配户当差"及"君父"至上的复燃,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和帝制独裁。     

唐宋间敦煌粟特人之汉化

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自秦汉以来就是连结东西方的枢纽,“华戎所交一都会”。进入唐代,随着中央王朝国力强大,加之奉行开放的外交政策与开明的民族政策,出现了四裔宾服、万国来朝的繁盛局面。敦煌以其特有的地理位置成为中西文化荟萃之地、多民族共处的商贸城镇。中亚粟特地区以经商为业的昭武九姓胡人多居于此。日本著名学者池田温曾对P·3559号《天宝十载差科簿》所载“贰佰伍拾柒人从     

民族、疆域问题与中国通史编纂——论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之特色

民族和疆域是中国通史编纂的基本问题。中国通史编纂是白寿彝先生一生最重要的学术事业。他对民族、疆域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和论述,从而奠定了其主编中国通史的理论基础。他关于中国历史的民族理论可以概括为"四类范型,一个趋势"。四类范型指中国历史上的四类统一范式———各民族内部的统一、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多民族统一。一个趋势指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尽管民族关系是曲折的,但总的趋势为统一是主流,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越来越发展。在疆域问题上,他明确地说,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作为编写中国通史的地理范围,而对皇朝史观在疆域问题上的各种表现形式进行了分析和批评。白氏中国通史是中国史学家在国际上建立自己的中国通史话语体系的标志性著述,反映了中国史学家对自己民族历史的爱护和自信。     

东汉时期的民族交融及历史启示

<正>一、东汉的民族关系。东汉接续秦与西汉,是一个多民族王朝。由于长期政治统一所带来的经济、文化的融合与民族认同感的加强,东汉的疆域表现出相当的稳定性,民族关系也以中央管理之下的多民族共存发展为主要特征,如《后汉书·东夷传》所说：“自中兴之后,四夷来宾,虽时有乖畔,而使驿不绝。”东汉基本的民族格局,以华夏共同体——汉族的前身“汉人”为主要角色,各民族继续互动与融合,多民族共同体有所发展。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北部边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正>在中国辽阔疆域内生活着众多民族,边疆地区尤其是陆域边疆地区既是中国疆域的外围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少数民族的集中分布区。就北部边疆而言,这里是以游牧见长的诸草原民族的主要分布区,历史上,这些草原民族在与中原王朝交流互动过程中,推动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进一步发展。一、历史渊源。中华文明或者说中国历史是由中国疆域内的所有民族共同缔造的,此处所说的所有民族是包括历史时期出现在中国疆域之内,但后来消亡或远徙他地的民族在内的。     

《史记》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史记》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表现出了强烈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同意识。它提出的“圣王同祖“的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所精心编排的历史王朝的统系,反映了对中国古代政治统绪的认同意识;它宣扬华夷各民族同源共祖的民族一体性,强调夷夏民族一统,是对中国古代夷夏观念和民族认同意识的重大发展;它通过对中国历代地理沿革的历史考察和对汉皇朝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反映与颂扬,体现了对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地理的认同意识。     

金朝功臣配享述论

有金一代,女真统治者在奉行尊孔崇儒、继承中原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兼具民族特色与时代特色的配享制度。金朝帝庙配享的功臣总数和每个帝庙配享的人数都远超宋朝,武将占居配享功臣绝大多数,配享功臣的民族分布呈现多元状态,并且存在为开国前的未实位"帝王"配享,以及父子、兄弟相继配享的家族配享。这种独具特色的配享制度恰是少数民族王朝在政治文化方面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例证,既是对本王朝正统的一种昭示,也是"中华一体"时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体现,充分展示了金朝作为一个北方多民族王朝的特质,同时也发展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日益丰富多彩。     

边疆·史地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绝大多数民族居住在边疆地区。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中国边疆,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以内的边地疆域。历代王朝,常把自己称作中国,     

浅谈孔子的民族观

孔子民族观的出发点是明"华夷之辨",明"华夷之辨"的标准是文化而非民族血统。在处理华夷关系上,孔子主张"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和平共处原则,同时也主张"修文德以来之"和"用夏变夷"的怀柔同化政策。孔子的民族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孟子、荀子在他的基础上形成了大一统民族观,为以后各个时代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所接受,为统一中华民族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广西民族区域自治历史溯源

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代中央王朝在巩固中原王朝的基础上,采用不同的策略和手段,实施对周边及边疆地区的有效治理。在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区,秦汉至唐宋中央王朝实行"羁縻之治",任用少数民族首领为当地世袭官吏,中央王朝实行间接统治。元代发展为土司制度。明代土司制度达到鼎盛期。清代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土司制衰落,至民国终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步确立了以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国家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在广西范围内,从1951年设立龙胜各族自治区(县级),到1957年置省级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格局全面形成。     

现阶段民族语文发展繁荣的趋势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四个观代化。实现四个现代化脱离不开我国是多民族国家这种实际,我国各民族又都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于是这两者之间便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促进各个民族的共同繁荣,而各个民族的发展进步还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本条件。在各项民族事业中,民族浯言文字的发展是共同繁荣的一个内容。从这一角度出发,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发展就与实现四个现代化有了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