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湖北育婴事业的时空分析

育婴是清代官方与民间倾注最多、堂局最普遍、制度与组织最为健全的善举,因而在慈善史中占有独特地位。清代湖北育婴事业是在雍正二年上谕颁发后才开始的,发展较为迟滞,官办色彩浓重;根据其发展特征可分为雍乾、嘉道、咸同光宣三个时期。湖北各地育婴机构在设置时间与规模、经费来源、育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同时东中西部之间、城市与乡镇之间、省府治与一般城市之间以及省际之间也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溺婴风俗、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官方主导作用的强弱以及地方力量参与的程度等则是形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     

清代北京赈恤机构时空分布研究

按历史文献记载,中国是世界上倡行与发展慈善事业最早的国家。据《周礼·地官》,司救（周代官名）职责之一就是“几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挪氏注,“施惠即问恤也。”西周之后,中国历代政府均访行之,因有禀贫民之政。清代“视民如伤,饥寒交恤,视前代尤为切至。”①换诸史实,清代目顺治,尤其康熙之后,善政频施,在州县城乡设置了常平、裕备、社、义诸仓,以备州县村镇投济;②在京师则设置了报案米局（厂）、施粥板厂、栖流所及有婴堂等赈恤机构;这些机构在收养灾黎、救治饥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初河南修志述论

清初修志是国家重要的文治工程和重建措施。顺治、康熙年间河南修志对清代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有筚路蓝缕之功。从清初河南所修的地方志来看,修志活动及时保存了乡邦文献,修志理论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     

清代宾兴礼补论

清代宾兴礼的直接源头是明代宾兴礼。清代宾兴礼既对明代宾兴礼有所继承,同时据很多地方志的记载,清代宾兴礼逐渐演变为专指送别科举考生参加乡试的典礼。彩楼和月宫桥是清代宾兴礼上最为常见的场景布置,而《加官》、《魁星》等原本是戏剧开演前的舞蹈戏则是宾兴礼上常用的优伶表演剧目。由于清代前期地方科举经费预算被大幅度裁减,各地宾兴礼在缺乏经费的情况下,往往很难如期举行。为此,地方官和乡绅常临时捐资或捐置资产设立基金,以便可以长久举行宾兴礼,这也是清代各地科举考试公益基金大量涌现的重要原因。     

清帝王堂名款瓷器

堂名、斋名一般是文人士大夫的居室之名,这种风气在清代尤为盛行。据《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一书记载,当时有据可查的斋名、室名就有数千个。清代帝王也常将自己居住的地方冠以书斋、堂名,以明其志、抒其怀。这种堂名、斋名之风在瓷器上也有所表现。清人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一书中说:“瓷款之堂名、斋名者,大抵皆用楷书,制品之人有四类,一为帝     

明清以来江南乡镇志编修与地方认同——以《乌青镇志》为例

以往在对明清江南市镇认同（即“都市认同”或“共同体”）的研究中,施坚雅的“市场圈”和滨岛敦俊的“信仰圈”最为引入注目。近年来,森正夫通过考察乡镇志名称、镇域认知以及乡镇志横向纵向的相互认识等几方面。从民众的“意识”出发探讨以江南市镇为中心的地域社会的确立。巫仁恕通过对乡镇志《园第志》的分析,认为“文献并不能反映了地方人们认同感的加强,只能说是加强了地方上士绅的优越感。”夫马进通过对清代松江育婴事业的分析,认为“以府城育婴堂为中心的县城接婴堂、镇接婴局、济婴局的有机关系,与官方行政中的有机关系完全不同。”此外,稻田清一对镇董阶层参与地方公事的分析,太田出对清代绿营管辖区域的研究以及张研从清代市镇管理体制的角度而进行的研究,都为探讨江南市镇认同提供了有益的启发。本文以《乌青镇志》为例,从镇志称谓、镇域的认知、镇志的编修过程和对现实问题的关注等角度。探讨明清以来江南乡镇志的编修与地方认同之间的内在联系。     

清代河南碑刻的学术文化价值

碑刻是民间资料宝库。地处中原的河南,清代碑刻数量庞大,应用广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上自朝廷大政,下至风土民情,自然的、社会的,官方的、民间的,无所不有。它以当时、当地、当事人记当时当地之事,可信度大,具有很高的学术文化价值。由于散存在各地城乡,从未有人进行系统地收集整理,其中多数至今仍鲜为人知。收集整理这些碑刻,可为研究清代河南地方社会以及清代社会提供丰富而珍贵的资料,文物、艺术与收藏者也能从中获得诸多有益的东西。     

清代江南地区的恤嫠事业

恤嫠事业是中国传统慈善事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以清代江南地区最具特色。"恤"含有怜悯、救济的意思,而"嫠"旧时专指寡妇,所谓"恤嫠"即对寡妇的怜悯和救助。清代江南地区的恤嫠事业发展兴盛,从官方到民间,均给予寡妇较多救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寡妇的生存困境,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清代乡镇志书的著述体例与编纂模式

清代乡镇志书是重要的地方档案文献。其主要著述体例为平目体、纲目体、纪传体。体例特征与选取原则一方面遵循仿效官方史学主导的档案文献编纂体系,同时也有极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富有鲜明特色。清代乡镇志书的编纂模式主要表现为创修、续修、独纂、合纂,在志书编纂的先后次序和志书编纂的组织形式上分别展现出不同的特征。这与清代地方基层社会乡绅文士对于修志的支持倡导,以及编纂者在修志过程中形成的群体类型有着密切的关系。     

《诗经图史合考》作者考辨

旧题钟惺所作的《诗经图史合考》是晚明时期掇拾诸家注解,杂考《诗经》名物的著作,亦是科举生态下的《诗》类应试之书。清代以来围绕其作者及真伪,形成了“钟惺说”“质疑钟惺说”两大派,而以前者为主流。梳理清代吴骞增补的《千顷堂书目》和以《四库全书总目》等为主的清代官方目录,辨析《诗经图史合考》“钟惺说”的来源和诸家之说中需要进一步考证之处。结合拥万堂书坊标榜名人、剽剥他书等商业化出版特点,考察《诗经图史合考》与托名蔡清《四书图史合考》、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在编法体例与内容上的承袭关系,从而证实《诗经图史合考》是拥万堂书坊托名钟惺的伪作,并进一步探讨晚明《诗》学与商业出版和科举文化的互动关系。     

灵隐豁堂正禅师生平及其上海地区交游考

豁堂正喦禅师是三峰派第三代高僧,长期驻锡杭州名刹灵隐寺,在明清之际享有重要声望。其生平著述皆为珍稀传本,今幸得刊布,可以相对准确还原其生平事迹。豁堂于明清易代前后,曾长期驻锡上海,然其塔铭传记等材料皆未记载。于上海其间与著名隐士居士陈继儒以及晚辈宋存标、单恂等交游频繁之事,正是通过所存豁堂诗集得以发扬。豁堂晚年曾罹僧案,被迫下狱南京,个中缘由同样出于上海时期的驻锡经历。该案关涉寺院亦分布在松江府境内。由豁堂禅师沪上交游考察可以推知,清代上海地区的佛教发展已经达到相当规模,汉传禅僧对本地士族精英的弘法与交游已达高峰。此外,这些考察对于未来重写上海佛教史以及推及地方信仰生活考察,亦有非常重要的帮助。     

也论清代宾兴

文章从大量的方志入手,对清代四川宾兴的助考费用、资金来源、管理作了梳理。宾兴是科举社会的产物和标志,有助学的成分,更以助考为主旨。宾兴是地方政府的典礼之一,更是一种经济活动。宾兴的性质既有官方的,又有民间的,更有官民结合的,其起源可上溯至宋代。     

毕沅主导纂修的《西安府志》

<正>毕沅是清代乾隆时期的学者型官员,其早期仕途通达,宦迹遍及陕西、河南、湖北、山东。毕沅终其一生,宦迹所至,极重视方志的编修。编修方志本是官方行为,     

河南古迹研究会与河南博物馆

河南古迹研究会与河南博物馆是20世纪30年代在河南较有影响的两个学术机构。两者不仅在创建时间上相近,而且在学术活动和人员组成上都有很多交叉。两个机构的合作,共同带动了当时河南地方文博事业的发展。     

莫友芝影山草堂藏书考证——兼与杨祖恺同志商榷

清代道光、咸丰年间,独山莫友芝影山草堂崛起于西南,在贵州开创了一代藏书治学之风,同治年间,莫友芝寓居金陵,更广为搜访,多得故家散佚秘籍,仍以“影山草堂”颜其藏书之处,雄视当时江南诸大藏家,他又以版本考订的精审,目录学上的湛深造诣而卓然成家,毫不愧于清代最有成就的目录学家之列。事实上,他是集学者、诗人、书法家、藏书家为一身,其多方面成就又无不与他终生系之的藏书事业有关。而他不辞辛劳收集传藏了大量珍     

清代修志的官方样板——贾汉复修《河南通志》、《陕西通志》体例浅析

清代是我国古代方志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无论是志书的数量、体例的完备、内容的丰富还是修志区域的广度,都超越了前代。其中贾汉复《顺治河南通志》、《康熙陕西通志》更是被康熙帝"颁诸天下以为式"[1],成为清代修志的官方样板,对各省所修通志、府、州、县志有着极大的影响。本文试浅析其体例,以求教于方家,或对我们今天的修志工作有所启示。     

论清代的禁戏制度

本文梳理与清代戏曲政策相关的史料,认为清代官方实行差异化禁戏政策。禁戏并非是禁止一切戏曲活动,而是禁止不符合统治者意愿的内容。又因所涉及对象和区域不同,清朝在制定和执行禁戏政策过程中呈现出差异化特征。这种差异化禁戏政策一方面损害到"以戏为生"的民众生计,影响边疆戏曲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净化社会风气、安靖地方、稳固边防的作用。     

清代福建书院藏书述略

清代虽有过压抑汉族士人书院的短暂时期,但总体上采取的是宏观规范、控制和积极疏导、支持与鼓励的政策。有清一代书院获得了巨大发展,其普及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作为书院三大事业之一的藏书也有了很大发展,呈现出空前的辉煌盛势。究其原因,主要有五方面：一是清廷及地方各级官府的重视和支持：二是书院创办人、负责人及院中师生和社会乡绅仕宦的捐助：三是书院刊刻、出版业的发达：四是书院发展及文教事业兴盛的带动和内在要求;五是清代朴学兴起的推动。     

契约与民生:清代徽州棚民长期存在之反思

明代以来进入徽州地区的外地棚民,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进行各种经济活动.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制约下,此类经济活动耗费了大量的资源,破坏了徽州农村的生态环境,损害了地方和国家的利益.虽然清代微州民间和官方采取了不同措施以遏制生态环境恶化,但棚民开发在清代却长期存在.文章从契约和民生的角度分析认为,政府对契约法律效率的承认,百姓的生存以及谋利的需要,是清代徽州棚民长期存在、难以驱禁的两大重要原因.     

清代抚民厅制度形成过程初探

抚民厅是清代独有的地方行政制度与行政区划,由明代的派遣厅(府同知、通判的派出机构)演变而来。这两种厅在清代长期共存,需要有一个标准将两者区分开来。区分的标准应该由清代官方文献的记载和现代政治地理学理论结合而成。在此标准之下,通过对《清实录》、地方志中相关记载的疏理,认为抚民厅制度萌芽于明代末期,在清代设立新厅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乾隆十二年(1734年)潼关抚民厅的出现,标志着抚民厅制度的全面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