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分到归一:唐朝前中期岭南政治地理格局的变迁

岭南僻处南疆,地理复杂。隋末大乱之时,地方势力纷纷割据,唐初和平统一岭南后,采取羁縻政策,以原有势力为基础设管州的"都府"。而在都府之上,朝廷以广州、桂州、交州为中心置"统府",以点控面,有效地维护了岭南地区的稳定。但是这种层层管理的"统府三分格局",到高宗乾封二年发生突变,随着邕府和容府的建立,原统府消失,遂形成并立的"五府格局"。可是,最迟8世纪初,唐朝设立岭南五府经略使,统一管理整个岭南的军事。在此前后,岭南选补使、岭南按察使、岭南采访使等陆续出现,在人事、监察、民政等领域,对岭南道全境实施管辖权。因此,"盛唐"的岭南道,表现出明显的"归一"趋势。     

唐朝云南政治地理变迁研究——以唐对云南的经略为中心

自隋起,中原王朝试图重塑云南政治地理的空间秩序。随着石门关道的开辟,唐初逐步建立起以核心坝区为支点,联结山区与支线坝区的政治地理格局。但受云南社会生态的影响,唐“华夏网络”的铺设始终处于草创阶段。为更好经略云南,唐开始扶持发轫于部落政体的南诏。在唐的帮助下南诏统一六诏,并完成对苍洱地区的政治整合。此后,南诏在与唐的政治互动中,南诏的拓疆日益威胁到唐廷原有的统治,双方矛盾日益凸显,在政治地理表现上为南诏东拓与唐西进的冲突。在唐与南诏的政治互动中,南诏的拓疆日益威胁到唐廷的统治,步头路事件时双方关系恶化。     

唐代容府的设置与岭南五府格局的形成北大核心CSSCI

唐初高祖、太宗两朝,在岭南地区的统治是层层管辖的"统府三分格局"。高宗朝乾封年间,岭南的政治地理格局发生巨变,容州、邕州升为都督府,与桂府、广府、交府并立,在此前后,龚州、崖州、驩州等三个都督府罢废,于是原有的"三分格局"瓦解,新的"五府格局"被建立起来。伴随着容府的设置,其附近地区原"蛮獠"之地,纷纷建立州县。而容府地处的容江通道一带,"蛮獠"之乱也逐渐平息,岭南陆上的南北交通大道遂畅通无阻。     

论韦皋在南诏归唐中的作用

唐朝边将韦皋在西南地区执行唐德宗的新民族政策,在南诏归唐的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韦皋采取多种措施招抚南诏,包括开路置驿,为抚南诏、抗吐蕃打下基础;采取"联蛮通诏"的策略,通过东蛮来了解南诏的情况,使南诏归唐的可能性大大增强;用反间计破坏南诏与吐蕃的联盟等,最终使南诏抛弃吐蕃而彻底转向依附唐王朝,实现了南诏归唐的目标。     

浅谈唐与南诏的和战关系

唐和南诏存在的时间基本相随,南诏的兴亡和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总体上看,唐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在唐与吐蕃的纷繁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南诏持观望态度,时而臣服于唐,时而叛唐归附吐蕃。南诏利用唐王朝和吐蕃之间的斗争实现了在夹缝中割据,绵延二百余年。     

唐代容府的设置与岭南五府格局的形成

唐初高祖、太宗两朝,在岭南地区的统治是层层管辖的“统府三分格局”.高宗朝乾封年间,岭南的政治地理格局发生巨变,容州、邕州升为都督府,与桂府、广府、交府并立,在此前后,龚州、崖州、驩州等三个都督府罢废,于是原有的“三分格局”瓦解,新的“五府格局”被建立起来.伴随着容府的设置,其附近地区原“蛮獠”之地,纷纷建立州县.而容府地处的容江通道一带,“蛮獠”之乱也逐渐平息,岭南陆上的南北交通大道遂畅通无阻.     

与广西有关的几方唐宋官印

唐初将全国分为10道,广西属岭南道。咸通三年（862）分岭南为东西两道,广西为岭南西道,下设桂管、容管、邕管经略使,史称“三管”,基本上形成了后来广西政区疆域的轮廓。每管下辖若干州,各州又曾一度改用郡名。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许多羁縻州,各羁縻州又分辖若干县。宋朝至道三年（997）分天下为15路,元丰时（1078～1085）又析分为23路,广西地方称广南西路,简称广西路,广西之称由此始。     

王朝经略与隋唐南疆商业贸易的发展

隋唐王朝在统一岭南的同时,开始着手对南疆交州的经略。征伐林邑,健全南疆地方建制,完善南疆军事防御系统,拓展交州海陆交通,逐步推进王朝统治秩序在南部边疆的确定和巩固。因应中央王朝在南部边疆的积极经略,作为隋唐帝国海外交通与贸易门户的交州(安南)地区,因为有国家力量的保障,其商业贸易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发展态势。而随着王朝统治秩序对南疆地方社会的不断整合,其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态亦逐渐被纳入到一体化发展的隋唐国家经济体系之中。     

《宋代岭南谪宦》读后

<正>岭南地区的开发始于秦汉时期,自唐初设置"岭南"行政区划以降,岭南的发展进程渐次加速,历宋元明清,其势不减。特别是以珠三角为龙头的南粤,在近代至当代中国的历史大舞台上,一再成为执风气之先的前沿,引领岭南乃至整个中国前行的航向。纵观岭南两千余年的历史脉动与嬗变轨迹,两宋时期无疑是岭南从蛮夷向神州迈进的过渡时     

汉晋时期云南货币初探

历史上云南的货币流通使用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汉晋时期。除原始的以物易物外,由于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建立郡县,推行汉王朝的币制,这一阶段云南货币流通受到中央政权的很大影响。第二阶段,从南诏到明末。唐南诏统一云南后,建立了独立的商品经济体系和货币流通体系,用贝作货币,这个货币流通体系被后来大理政权沿袭下来,     

南诏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为表明南诏不得已叛唐而立的<南诏德化碑>基本反映了南诏王阁罗凤对南诏与唐朝及吐蕃关系的认识,碑文是阁罗凤和郑回的内心独白,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心路历程.南诏异牟寻的"四忍"与"四难忍",体现了他对南诏与吐蕃、唐朝关系的认识,表达了南诏"弃蕃归唐"的基本思路.异牟寻"永为唐臣"思想观点的产生,除了深受吐蕃的欺压之外,还有如下因素:一是南诏与中原王朝有着比较密切的渊源关系;二是唐朝因势利导,积极争取;三是深受郑回的影响.异牟寻和韦皋共同创作的<南诏奉圣乐>突出"西南向化"的主题,既反映了南诏脱离吐蕃归附唐朝的现实,又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希望天下一统的理想追求.     

山南道在唐代政权安全体系中的战略地位

借鉴历史经验,李唐皇室自唐初就形成了以关中、巴蜀、荆襄三地为战略核心地带以保障政权安全的地缘安全体系。山南道所领秦巴山地、荆襄地区,既是核心地带之一,又是关中的南部门户及巴蜀的前大门,在安全体系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了掌控山南地区,唐皇室从辖区设置、兵力配置等方面采取了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唐后期,因总体农业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关中基本经济区战略地位的丧失,山南道的战略地位亦逐渐丧失。     

论梁佩兰诗歌的岭南文化特色——兼谈梁诗风格之成因

岭南地处我国南疆,北枕五岭,南濒大海,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独特的地理区位极利于孕育和发展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体系。清初岭南著名诗人梁佩兰的创作深受岭南这种既具封闭性又呈开放性的特殊文化的影响,其诗歌带有浓厚的岭南地域文化特色。     

公元前第三千纪北方地区社会复杂化过程考察——以榆林地区考古资料为中心

公元前3000至公元前1800年之间的北方地区人口数量较前期急剧增长,聚落规模差异加剧,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在经历了财富集中、高等级聚落、大型宫室、祭坛及公共设施涌现的过程之后,聚落间防御需求日趋强烈,环壕、城垣等防御设施成为聚落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常态化的祭祀、占卜等宗教活动成为凝聚聚落人群的核心手段。公元前2300年前后,以石峁城址为核心的北方地区"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形成,开启了早期城市化道路,迈开了走向早期国家的步伐。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的石峁遗址不仅成为国内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二里头早期阶段城址,也当仁不让地成为北方地区地缘政治的中心。     

《新唐書·西原蠻傳》邕管四州不由陽旻收復考

正《新唐書·西原蠻傳》載:"貞元十年(794),黄洞首領黄少卿……陷欽、横、潯、貴四州。……乃以唐州刺史陽旻爲容管招討經略使,引師掩賊,一日六七戰,皆破之,侵地悉復。"據此,欽、横、潯、貴四州由陽旻收復。《元和郡縣圖志·嶺南道三》載邕管經略使:"管邕州、貴州、賓州、澄州、横州、欽州、潯州、巒州。"陽旻時任容管經略使,而欽、横、潯、貴四州屬邕管,     

唐成都府助教鲜腾墓志铭考释

2005年于成都西郊金沙村唐墓发掘出土的《唐故成都府助教鲜腾墓志铭》主要记载了墓主鲜腾的家族世系、墓主个人的仕宦经历以及墓主与唐代成都的南诏留学生之间的教学。作为现存唐人墓志中唯一在志文中直接反映唐与南诏关系的墓志,弥足珍贵,是研究唐南关系史的重要实物佐证。     

唐《盖巨源墓志铭》再考——以唐与南诏关系为重点

唐《盖巨源墓志铭》不仅记载了盖氏的来源、盖氏家族人物的宦历及生平,还反映了中晚唐时期朝廷为抵御南诏入侵,不断加强剑南西川军事力量的史事。盖巨源曾多次参加唐与吐蕃、南诏的战争,特别是志文中提到的几场中晚唐时期唐与南诏的战事,未见于传世史料。通过对盖巨源墓志的深入解读,加深了我们对唐代中晚期剑南西川军事形势的了解,同时也可了知中晚唐时期的部分地方将领倡导军事与文化修养并重的观念。     

广西历史地理知识若干问题考订

考证广西、广东名称起源,肯定至道三年之说,而否定元丰年间之说、端拱元年之说及太平兴国六年之说;认定广西简称"桂"、别称"八桂"及"桂海",始于唐代;邕州名称源于邕溪,邕溪即邕江,而非茅桥江或其它;论证唐代高骈"万里驱兵过海门"之海门,既不在博白县西南,也不在越南海防市安阳县北,而是在当今的合浦县廉州镇;否定钦州古运河为明末清初抗清农民军首领杨二带领部下开挖之说,提出运河的开凿不晚于明代中期。     

清代西藏地方军事地理格局的演变

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军事防御体系因防御目标的变化而调整,西藏的军事部署与新疆、青海、四川、云南等邻近地区的治理密切相关。清代西藏军事地理格局的变化,既反映在各时期军事防御体系、后勤保障体系总体格局的变动上,又反映在特定时期局部地区发生的调整变化上。     

明代汉藏交通的兴衰演变——以明朝使臣入藏活动为中心的探讨

自唐以后,中原汉地与西藏之间形成了青藏道、川藏道等多条道路,明朝使臣入藏的交通道路,前期以青藏道为主,中后期川藏道成为主要入藏道路,明朝使臣也曾行经西域道、滇藏道进入西藏。明代汉藏交通的兴衰演变主要受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军事活动、藏传佛教的传播也影响了道路的兴废,地理环境因素对汉藏交通的形塑作用则不断减弱,明代汉藏交通网络格局对后世汉藏交通奠定了基础并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