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晓荣著《秦代政区地理》评介

政区作为国家为行政管理而划分的区域,也是相应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所辖的区域,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和相对稳定性,即使是当代行政区划亦或多或少地继承了传统的政区建置,因此政区地理历来都是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国秦汉政区地理一直是沿革地理研究的热门话题,在这一时期,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史上实现了从“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宗法分封制到中央集权体制下郡县制的质的飞跃,     

北魏河南政治地理格局的崩溃与重建——以迁洛时的司州建置为中心

北魏平城时代,孝文帝改革州郡体制、"分置州郡",在此大势中,河南地区由州镇复合型政区转变为州郡型政区,进而形成以黄河为轴心、诸州并立的政治地理格局。然而,突发性的迁洛事件,成为改变河南政治地理格局的开端。但是司州政区规划要晚于司州的设置,故而迟至太和十八年(494年)二月,以司州为中心重构河南州郡结构的变革,才真正开启。在"罢州立郡"模式下,怀、泰等州并入司州,太和中形成的河南诸州政区格局至此基本消失,取而代之以司州都督区、豫州都督区格局。翌年,二都督区格局随着豫州刺史元幹的离任而崩析,豫州"省州置郡"并入司州,司州建置进程进入第三阶段。至此,由迁洛引发的司州建置进程完成,河南诸州政区变局亦随之终结。司州政区的成立及其展开,建立在孝文帝州郡改革而形成的河南诸州政区格局之上,其对后者颠覆性的重构,在北魏地方行政史中具有深刻的政治地理意义。     

明清时期广东五邑地区政区变迁研究

广东五邑地区以潭江流域为中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该地的政区边界却打破了自然山川的界限。从明代到清初顺治年间,为了应对以民变为首的地方政治危机,朝廷先后在潭江流域设置了恩平、新宁、开平三县。这些县级政区的边界大致与潭江流域的地理分界线重合,地理单元的独立性开始作用于政区划界中。清代雍乾年间,形成了新会、鹤山、新宁、开平、恩平五县分治潭江流域的格局。同时,随着新会县核心政区地位的巩固,流域内各县整合为一个统县政区的倾向开始加强,为后世潭江流域的政区整合奠定基础。明清时期潭江流域的政区变迁体现了地理环境和地方政治局势在政区格局形成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     

基层政区设置中的地方权力因素——基于广东花县建县过程的考察

以往政治地理学对于行政建置的研究,多注意其结果,极少注意到变化过程。广东花县原为数县交界之地,从明中叶开始,当地不断出现要求建立新政区的呼声。方案有建直隶州、建镇、建县三种。但历经150年,直到康熙年间才最终建县。本文分明中叶、明末、清初、最终建县4个阶段讨论国家与乡绅对政区建置的意见分歧,表明乡绅意志最终通过政区设立得到体现,反映出地方权势对国家决策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北魏八部制政区新探——兼论司州政区的若干问题

北魏天兴元年,在"正封畿,制郊甸"的政策下,道武帝首先完成"正封畿"以及"八国"的设置。道武帝最初设置的"八国",延续了拓跋魏立国策略"离散部落""分土定居"的内在逻辑。至天兴二年初建司州,"正封畿,制郊甸"的政策设计方见轮廓。其后,八部政区与司州政区的变动皆以此为基础拓展、演化。至天赐年间,司州政治地理的一系列变动引发八部突破畿内与畿外的地理界限,形成以"八部五百里"为新界的政治地理格局。在八部政区之内,道武帝因地设置鲜卑官号,位亚牧守,与郡县分民而治。秉承八国制而改置的六部大人,通过进入爵制序列体系,将部制政区定格为与州等级的特别行政区。而道武帝所开创的部制政区与司州相互联结的政治地理进程,亦随之消沉。     

雍正年间山西民众“闹县”与县级政区调整——以临晋分县为例

本文梳理了雍正年间山西临晋、虞乡分县的原委、过程和结果。雍正年间蒲州地方特殊的政情、民情下发生了民众抗粮"闹县"的事件,随之产生了分县提议的出台,分县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大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度,而非地方开发所致。其间临晋、虞乡县民又因分县迭次闹县,透露出地方社会多种矛盾的纠葛与交织,这包括学额分配、湖滩开发、劳役负担等方面,分县看似偶然,实则具有地方历史长期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一分县案例也表明,传统时代政区调整中国家政治力量的"刚性"介入,会抹杀底层民众的声音。政治因素"填充"地理空间的过程是强制和坚决的,而非平和、柔性的互动,尤其是在地方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     

近70年来中国历史时期疆域与政区变迁研究的主要进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年以来,中国历史时期疆域与政区变迁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有两项:一是《中国历史地图集》,二是《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二者在研究缘起、研究旨趣、运作方式及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上都有所不同。总体上,前者体现了政区地理的"通代研究",后者则在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断代政区地理研究";前者代表了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向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转型,而后者似显示出历史疆域政区研究向历史学的回归。此外,70年来的疆域政区研究在旧史料的整理和新出史料的解析和运用、新的研究视野和GIS科技手段的使用、历史政治地理学理论的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出土唐人墓志与唐代政区地理的几个问题

唐人墓志一定程度上能够从地下石刻资料角度反映唐代诸道、州(郡)、府、县各级政区发展演变的一般轨迹;其次唐人科举及第后,在县、州(郡)、府的任职地理空间变动性、跳跃性大,其墓志在叙述志主生前任职仕历时客观上保留了当时不少政区的第一手资料。第三,唐代政区几经调整和变迁,一些州县置废不定,为期短暂,但在墓志中却往往留下记录;第四,墓志中的所涉政区记述大多为志主任职仕宦之地,具有"亲历性"特点,是最接近政区"当时进行时"的一手数据,殊为珍贵,部分唐人墓志还提供了政区设置的背景情况;第五,某些唐人墓志可以用来校勘、补正史籍地理志部分的残缺讹误,有证史补史作用。唐人墓志的上述价值为深化唐代政区地理的研究提供了某些新契机。     

北魏军镇州郡化问题新探

军镇的成立、发展乃至转型皆深藏于北魏政治演进之中,并在政区地理以及地方行政制度维度,与州郡相互勾连。太武帝基于地方行政治理的需要,在部分军镇开启了州郡化进程,至孝文帝时,军镇州郡化全面席卷地方行政领域。而军镇在政区地理方面的差异,影响了州郡化的路径与结果。根据军镇的类型及其转型方式,军镇州郡化应细分为“改镇立州”“废镇立州”“废镇存州”三种方式,前两种直接改变了北魏政区体系,并使得军镇体制渐次退出地方行政领域,第三种的作用则仅限于制度变化方面。三者共同推动军镇政区及军镇体制的州郡化,进而在政权结构层面引发北魏地方行政制度的更张。     

明代贵州都司建置研究

军管型政区是一种特殊的地方行政区划类型,不是明代专有的现象,但历代类似性质的政区皆不如明代都司卫所制度之完善、严密及分布之广泛。卫所制度是在总结以前历代边疆行政管理制度与兵制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军事制度与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在地理上相结合的产物。贵州都司既是一军事地理单元,又是一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对其卫所的分析是研究明代贵州的基础。     

对《汉书·地理志》的几点认识

<汉书·地理志>简称"汉志",是我国第一部以"地理"命名的著作,开创了正史地理志的体例.同时该志也是我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开创了我国历代记述疆域政区的先例.<汉书·地理志>堪称历代地理著作之典范,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文就<汉书·地理志>的写作背景、内容及其价值作简要论述.     

2009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综述

<正>一、概述著作。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出版的与历史地理有关的著作如下:综合研究:施和金《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续集)》(中华书局);华林甫《中国历史地理学·综述》(山东教育出版社)。历史政区地理: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中华书局)、徐建平《政治地理视角下的省界变迁:以民国时期安徽省为例》(上海     

险些成为黑龙江省城的小镇

<正>中国自元朝开始,地方政权的行政管理形式,就一直实行行省制度,省会城市多是本地区政治、军事中心。以后的明清两代基本没有改变。目前中国还是延续这样的管理模式。省会城市是国家在地方的中枢神经,军事战略地位和政治意义极其重要。中国的政区设治理念:以距离近、交通便捷为重要原则。省城一般多选择地势险要的交道要道、并有险要的地形以作屏障,以保证省会城市的的安全。还得处于地理的恰当区域,能对管理的行政区充分约束。     

中国政区地理的发展与成就

本文系统总结了中国政区地理的发展与成就。指出:古代以沿革地理著述为主,近代以省制改革研究为重点,新中国政区地理研究经历了由"禁区"走向开放繁荣的发展过程。     

政区·官署·省会——清代省名含义辨析

清代地方高层政区是否有正式名称,公文中存在的大量省名的含义是什么,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本文首先梳理了清代各个时期法典的记载,发现这些法典均将地方高层政区称之为"省",说明"省"就是清代地方高层政区的正式名称。其次,指出公文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省名,清人已经说明这是对省级行政机构(衙门)的称呼。第三,说明清人也习惯将省城简称为省。清代将地方高层政区、省级行政机构、省会均称之为"省"。     

道武帝之后北魏在新占地区的政区设置

北魏如何在政区设置上结束五胡十六国局面、开辟南北朝对峙政治新局,是北魏政区演变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从版图变更和政区设置的角度,探讨北魏在灭亡后燕以后国家在空间上的快速成长过程,据此进一步证实学界关于十六国时期地方行政机构军镇化的判断,确认政区设置军镇化在南北对峙的边疆地区同样存在。只是在北魏时期,内地军镇体系倾向于为州郡体系所取代,而在边疆地区,因军事职能需要,两者比峙并立。本文的研究亦证实徙民是北魏政区演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首善之区”:《大中华京兆地理志》的编纂思想

进入近代,方志与乡土志的修撰有了自己的新任务。民国8年(1919),林传甲组织编修的分省地理志《大中华地理志》中的一卷——《大中华京兆地理志》发表。京兆是代表国家行政中心的京师所管辖的省级地方行政区划,是当时的"首善之区"。从《大中华京兆地理志》的编纂思想与体例中,可以看出时人将京兆地方看作一个特别的省级行政区域,并将标榜其首善之区地位的思想寓于这部地理志的撰修之中。     

宋代的财政督理型准政区及其行政组织

宋代存在着各种准政区。其中对于国家政治生活影响最大的,是以发运使、总领、提举茶马、提点坑冶所管辖的财政督理型准政区。以发运使等为长官的准行政组织,受中央政府委托,在各自辖区内履行财政职能,并且围绕各自的职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地方行政事务。它们对本政区内的州、县,甚至路一级的官员存在着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使中央政府对地方行政事务的监察与管理进一步加强;但是它们的权力扩张受到中央政府的抑制,最终未能成为正式的行政组织,使宋代地方行政体系运作迟缓的发展趋势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区域视野下的明清川黔边界博弈——以"遵义调龙安"为中心

川黔两省在边界地区存在大量疆界错壤,加之边境地带的管辖权十分模糊,历来难治.明清时期鉴于时局的变化以及稳定地方政治的需要,朝廷对川黔两省交界地带重新勘定,明晰其边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雍正年间的"遵义调龙安"1."遵义调龙安"表面上看是简单的政区调整与两地归属权的变换,其本质则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博弈,是中央欲通过对地方政治空间的再塑造,从而达到维护川黔两省政治经济均衡及巩固西南边疆之目的.     

清末民初广西的弹压委员与改土归流

光绪中期至民国十八年(1929)是广西土司地区改土归流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土司地区的行政长官经历了土官—弹压委员—县知事(县长)的转变历程。弹压委员的设置,是这一变革期的关键。弹压委员设立以后,当地在行政区划地理单位上仍以旧有的土司地方相称,但却为之后改设为正式政区奠定了行政与地理上的基础。弹压委员地位不高,又受到已废土官势力及承审州、厅、县的内外制约,加之清末民初的时局,其在土司地方施政艰难,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发展及与外界的交流。在废土设县之时,弹压委员又成为积极推动者,使得土司地区最后可以正式设置、合并为县,完成近代广西政治地理上的大变革,巩固了西南边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