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家礼》在祁门黄龙口的实践——通礼篇

序言朱子《家礼》是自南宋以来影响最大的"庶人礼书",它是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在儒家文化圈内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社会及家庭仪礼的范本。当下的中国虽然已处在现代化的进程     

明清之际畲族民风的改变——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畲族民风由宋、元、明时的“桀骜难驯”转变为明清的淳朴温和的原因在于：首先是明朝闽粤赣边区新县的大量设置及国家教化的推行引起畲民社会结构的变化;其次是明清时畲民的定居使畲人生活渐趋安定,但其分散居住又削弱了其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     

朱熹《家礼》与明清徽州宗族以礼治族的实践

明清时期,在徽州社会中形成了对朱熹及其《家礼》极端崇拜的社会风气。徽州宗族多依据《家礼》进行本族内部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同时还十分重视对礼仪的执行与监督,旨在以此实现以礼治族、维持宗族社会秩序的目的。     

家礼与国礼之间:《朱子家礼》的时代意义探析

作为宋代家礼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朱子家礼》不仅与宋代官僚士大夫积极推动的礼仪教化实践、北宋时期家礼的发展趋势紧密关联,更与宋代国家礼制教化的推进直接联系在一起。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群体对推行礼仪教化民俗逐渐形成了清晰认知,家礼修撰日趋接近庶民层面,并由此促成国家层面的礼制下移意识的明确及官方礼制的庶民化。北宋家礼与国礼的交接极大推进了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的家礼修撰意识。《朱子家礼》直接简化、删改古礼之框架体系,旗帜鲜明地宣示为广大士庶民众修礼的意图和有助于国家推行礼教崇化导民的主张,成为充分考量普通庶民生活实际、规范冠婚丧祭诸事和日常居家生活的士庶通礼。《朱子家礼》的仪制规范走出了"行于自家"的范畴,广泛扩展于士庶社会层面,家礼由此上升到了国礼,官僚士大夫群体的礼教意图、官方礼制的下移趋势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和演绎。     

朱子《家礼》在祁门黄龙口的实践——婚礼篇

《家礼》中关于婚礼的规定是由议婚、纳采、纳币、亲迎、妇见舅姑、庙见、婿见妇之父母7部分组成。当代祁门黄龙口人的婚礼,根据我们的调查,主要存在以下几个环节:     

朱子《家礼》在祁门黄龙口的实践——祭礼篇

朱子《家礼》中的最后一部分为祭礼,内容包括四时祭、祭初祖、祭先祖、祭祢、忌日祭、墓祭等:"凡祭,主于尽爱敬之诚而已。贫则称家之有无,疾则量筋力而行之。财力可及者,自当如仪。"据汪银辉在《朱子<家礼>在徽州的普及与影响》一文中称,"徽州是‘礼仪之邦’,自古重视祭祀,加上徽商财力的支撑。因此,徽州对祭礼特别讲究,其规模之大,礼仪之盛,花费之多,在全国也是少     

朱子《家礼》在祁门黄龙口的实践——丧礼篇

丧礼在《家礼》中的篇幅最大,规定也非常全面细致。当代黄龙口人的丧礼实践,据我们的调查,主要有"报讣"、"吊唁"、"下葬"、"做七"等几个环节:报讣报讣是在逝者刚亡时,对不知逝者已亡的人进行通报的过程。它一方面是要做好对逝者的最初"安     

明清时期永州的地方医者及其书写——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现存明清地方志中记载了很多医者的史料,通过对地方志等资料的考察,地方医者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呈现。在明清时期的永州,儒医是地方医者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或是为治疗自身和亲人的疾病而习医,或是因为屡试不中而习医业医,也有一些人是受范仲淹良医良相之论的影响而从医。由于明清时期医学文本的广泛流传和官方对医疗市场管理的疏失,通过师徒相授、家族传承和自学等方式都可获取医学知识、开展医疗活动。随着越来越多具有儒学背景的士人进入医者职业,医、儒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加强。掌握文化权利的文人士大夫将一部分医者用自己的方式记入地方志,既表达了他们自身的伦理诉求也表现出他们对于医者道德的要求与期望;医者为提高自身地位,也会积极与地方文人士大夫接触,通过一些符合儒家伦理观念的行为塑造自身形象。医、儒双方的纠缠在儒家的强势地位下使得医学各方面出现明显的儒化倾向,进一步导致医者职业识别性减弱,医学的技术性被符合儒家伦理观念的其他特性所覆盖。     

南宋地方志与风俗观的变迁——以南宋地方志《风俗门》为中心的考察

目前存世的南宋地方志普遍有《风俗门》,其设置的方式因地方志体例的不同而不同,主要有两种形式:单立门类或属于纲目之下的子目。该门类既记载地方社会的风土人情,也记录地方志编纂者对于当地社会风俗的看法,还收录部分地方官劝谕风俗的官方文书或私人著述。影响《风俗门》编纂的因素大致有四:地方官和士人对于"风俗"的密切关注、地方官处理政务的需求、地方社会推行教化的目的、前代志书体例的影响等。南宋地方志编纂者的风俗观念普遍呈现出倡导崇文尚学、忠孝节义、敦睦亲族等特点,特别关注家庭、家族和国家的关系,强调士人在地方社会教化中的作用。同时,南宋地方士人更加注重本地特征的书写,这或许正是南宋时期地方意识不断成长的一种表现。     

明清徽州女子婚龄浅探 --以地方志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婚龄是反映明清徽州婚姻习俗、观念和缔结行为的重要内容,本文主要采用地方志资料,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从女子聘龄、初婚年龄、童养媳抱养及合婚年龄等方面对明清徽州女子婚龄状况予以量化考察,探寻其普遍性和差异性,并进一步揭示影响女子婚龄的因素,分析女子婚龄的高低对徽州女性及其家庭的影响.     

家礼与国礼之间:《朱子家礼》的时代意义探析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宋代家礼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朱子家礼》不仅与宋代官僚士大夫积极推动的礼仪教化实践、北宋时期家礼的发展趋势紧密关联,更与宋代国家礼制教化的推进直接联系在一起。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群体对推行礼仪教化民俗逐渐形成了清晰认知,家礼修撰日趋接近庶民层面,并由此促成国家层面的礼制下移意识的明确及官方礼制的庶民化。北宋家礼与国礼的交接极大推进了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的家礼修撰意识。《朱子家礼》直接简化、删改古礼之框架体系,旗帜鲜明地宣示为广大士庶民众修礼的意图和有助于国家推行礼教崇化导民的主张,成为充分考量普通庶民生活实际、规范冠婚丧祭诸事和日常居家生活的士庶通礼。《朱子家礼》的仪制规范走出了"行于自家"的范畴,广泛扩展于士庶社会层面,家礼由此上升到了国礼,官僚士大夫群体的礼教意图、官方礼制的下移趋势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和演绎。     

明代贵州孝行探析——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明朝政府提倡“以孝治天下”,在官方引导和贵州儒学的兴盛下造就了明代贵州社会孝亲敬老之风。明代贵州方志中有大量孝行记载,不仅有男性还有女性,其孝行充分体现在病床前尽孝、割股疗亲、舍身救亲等多个方面。明代贵州孝行特点有：多为照顾生病父母、女孝多表现为奉养公婆、孝行多受表彰等。明代贵州孝行促进了贵州重孝风气的形成,但也使得愚孝行为愈演愈烈。     

清直隶省城市火神庙空间分布探析——基于明清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火神是中国民间信仰中的一个重要神灵,火神庙遍布全国各地,但其分布却并非杂乱无章、毫无规律可循。城市火神庙广泛存于明清笔记文集和方志。以清代直隶省为例,我们发现在大的空间布局上,火神庙多沿河流道路分布;在具体的方位选址上,则多呈现出偏东偏西而建的规律。之所以如此,与传统民间信仰的功利性直接相关,是传统中国的阴阳五行与风水观念及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通过分析火神庙的空间分布和方位选址,可以对其背后丰富的文化信息有一清晰了解与认识。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具有代代相传、永不断章的突出连续性,与时俱进、主动求变的突出创新性,增进国家认同、民族凝聚的突出统一性,包罗万象、兼收并蓄的突出包容性,交流互鉴、美美与共的突出和平性,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在世界文化中独树一帜。     

略论福建德化古瓷——以地方志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德化窑是民窑之一,明清时期达到繁荣鼎盛,其中尤其以何朝宗为代表制作的德化白瓷享誉世界,被称为"中国白"。德化瓷器具有质地纯净坚硬,色泽明亮洁白的特点,深受国内外欢迎。德化瓷器外销也有悠久的历史,遍及亚洲、非洲、欧洲,在国际贸易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为推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互鉴做出重要的贡献。福建古志中对德化窑和德化瓷器、德化瓷外销情况、何朝宗等瓷雕艺术家和制瓷工匠对德化窑的历史地位与影响等均有详细记载,是研究德化窑和德化瓷器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     

湘军与甘宁青社会文化的培植——以地方志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以左宗棠为首的湘军在镇压西北回民起义之后，面对社会文化凋敝的惨状，为了重建甘宁青地区的社会文化秩序，采取了一系列修复和重建的举措，试图培植甘宁青地区的社会文化。本文拟以地方志资料为中心，对其培植社会文化从忠义祠和昭忠祠的创建、学宫和文庙的修复以及地方志的纂修和图书的刊发三个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述论。     

清代地方官学的恢复与重建——以清代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地方官学在封建王朝的教化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新王朝建立后,往往会采取兴文教的举措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清定鼎之初,便要求各地恢复战争中遭到毁坏的地方官学。但由于财政拮据,没有足够的款项资助地方官学的重建,所以地方官学的恢复和重建大多是依靠地方官员和绅士、生员的捐助来完成的。     

京杭运河沿线驿站与运河关系初探——以地方志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运河沿线驿站依靠运河驿道而存在,不属于运河系统,却与运河有着密切的联系,是运河不可或缺的部分。京杭运河沿线驿站的设置完全依赖运河河道的畅通或改道与否。驿站处在繁忙的京杭运河沿线,驿务繁忙,受政府重视程度也较高。明中期以前,运河沿线驿站与递运所相互配合,减轻了驿站的负担。其后,递运所多被废除,驿务更加繁重,当地政府不停地佥派驿夫,严重影响了正常农业生产。同时,驿站也是文化交流的中转站。     

史学家罗香林的文艺观——以《兴宁二十五家诗选》为中心的考察

罗香林的《兴宁二十五家诗选》以有诗集的诗人为限,选宋代1家,明代4家,清代15家,民国时期5家,计25家诗人275篇作品。每位诗人作品选辑前均有小传,述诗人行状及诗况,文字洗炼,可一窥全貌。从诗传及诗作中也可看出这是一部微缩的客家诗选,目前对此作出探讨的不多,现仅就其选诗标准、选诗目的及其影响作一下评述,以证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