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从史出兵山东与唐宪宗用兵河朔三镇之关系

泽潞节度使卢从史元和元年（806）兵下太行,进击成德节度使王士真之行为,原为唐宪宗所赞同,是宪宗欲於河朔三镇用兵之试探性行动。而後,由於以翰林学士李绦为代表的朝廷宽容派及以幽州节度使刘济为代表的割据势力的反对,宪宗态度发生变化,卢从史的出兵便以无果而告终,而卢从史本人也成为朝廷猜忌之对象。考察卢从史出兵山东与唐宪宗欲用兵河朔三镇之关系,可见当时政治军事格局之一斑。     

革故鼎新：北宋前期嬗变镇将势力述论

自唐朝末年经五代至北宋前期,方镇权盛自相雄长,镇将作为藩镇亲随分驻州县统兵领事自作威福,镇将势力在地方上呈现出隶属于藩镇统辖关系网络和权力结构以及依托藩镇权柄侵占州县官员职权的势态。因此北宋建立伊始深鉴镇将势态遂嬗变镇将势力,以诏令形式割裂镇将与藩镇之间的权力联结,在地理区域层面,将镇将势力缩控于县域城郭内以至逐渐从城郭区消泯。在统辖职权层面,解构镇将干政衍生的如巡警缉盗、狱讼司法、课征税赋等职权,收诸职权归于州县司。宋廷在嬗变镇将势力的过程中,重设县尉职掌缉盗恢复县域官员架构和权责,以文臣县尉代替武臣镇将重塑县域官员文武身份,收镇将权力归于县域重塑州县行政层级和税赋输贡事务。由此北宋前期宋廷在一定程度上革故鼎新重塑构筑起向心性集权于中央的地方政治秩序和国家权力结构。     

唐魏纶夫妇合葬墓的发现与墓志考释

唐代魏纶夫妇合葬墓发现于西安市长安万科城如园小区建设范围内,该墓为小型竖穴墓道土洞墓,出土有魏纶与夫人雍氏的两方墓志以及少量随葬品。墓志记述了魏纶生平事迹及其家世等情况。墓主长期任职于幽州藩镇,后随节度使刘总归朝,任四州刺史等职。墓志既与正史相印证,又补充了唐代刺史等资料,为研究大历至元和年间唐朝廷与河北藩镇对峙、互动的形势及其对士族的影响等提供了新资料。     

消失的迷宫:沂水刘南宅传说中的神话与历史

刘南宅是明清两代山东省沂水县最有权势的缙绅世家,长期以来它一直为一个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所笼罩。这个传说的起源与刘南宅四世刘应宾的一段遇仙奇遇有着直接的关系,是明清时期吕洞宾信仰在民间盛行的一个例证。通过深入的历史考察,我们会发现,它不仅透露出一个缙绅世家在帝国之下的崛起以及在近代转型中的最终败落,还涉及到一个地方性社会神话的形成和在现代世界中的"去魅"。作为历史过程与社会情境相互作用的产物,这种类型的社会神话与地方社会权力结构有着紧密的关系,更是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集团所拥有的文化霸权的一种表征。     

唐义武军节度使陈君赏墓志铭研究

2002年发现的<唐故义武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赠太子太保陈公墓志铭>[1]是研究唐代义武军及河朔藩镇的重要资料,对中晚唐诸多政治问题的研究均有很大的学术价值.赵振华女士已对该墓志进行了初步的研究,着重对陈君赏所历事件进行了考证.本文在此基础上,对陈君赏事迹及相关问题做进一步探究.     

试论唐末藩镇对昭宗朝政局的影响

唐昭宗是唐末农民大起义之后一位有志“中兴”的皇帝,他想改变“国家安危、寄在方镇”的局面,以挽救岌岌可危的李唐王朝。而唐末藩镇争霸天下的野心亦愈加明显,由此二者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在当时外强内弱的情况下,也由此决定了昭宗朝政治的失败命运。在此,笔者从藩镇与宰相、宦官的关系入手,探讨一下唐末藩镇是如何制约和影响昭宗朝政治的。一藩镇与昭宗朝宰相的关系唐末藩镇要想“挟天子以令诸侯”,必然在中央政府渗入自己的势力,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作为自己争霸天下的工具。而当时     

唐《刘如泉墓志》研究——兼论建中年间唐中央与幽州政局

唐《刘如泉墓志》立于朱滔称大冀王之后,时值"四王之乱"正盛之际,是难得的河朔叛镇厚葬阵亡将士、安抚"骄兵悍将"的文物史料。建中初,藩镇割据问题严重,时逢李惟岳、李纳要求世袭节度使,德宗决意削藩,拒绝其请,最终引发了"四王之乱",形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而刘如泉阵亡的"惬山之战"是直接导致"四王"局面形成的关键之役。文章认为刘如泉虽然以幽州叛镇大将身份效忠于大冀王朱滔,但仍是李唐藩镇的将校,在"大君"和"大王"双重君王观念下,幽州叛镇在将校授官、死后的丧葬礼仪等问题上,均存在对李唐制度的依赖和冲突之处。     

历史记忆与社会重构——以清末民初“绅权”变异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民初的乡村社会—权力处于频繁变动与重构之中。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变动固然蕴含着社会结构变动、利益主体重构的复杂因由,但对于传统绅士的"历史记忆"本身,却也在社会结构或权力结构的重建过程中,产生着潜在的却是不容低估的影响。关于绅士阶层不同的"集体记忆",不仅呈现出不同利益主体的"选择性记忆"或"失忆",而且这种"历史记忆"也成为重构的社会权力和利益关系的"社会认同"因素。     

唐代中央对藩镇控制问题研究综述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又延续了150多年的统治,其时间长短堪比“安史之乱”爆发前,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唐中央对藩镇的有效控制就是较为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唐后期中央是如何控制藩镇的？学者们已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宋强刚《唐代藩镇研究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1期）已从藩镇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进行综述,张佐良《近三十年来的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12期）是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来阐述。本文主要从唐代中央对藩镇控制的角度,对大陆地区的相关研究作一回顾。     

晚清保甲制的历史演变与乡村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关系变化

保甲制是清王朝实施乡村社会控制的主要制度 ,但在乡土社会权力制约下 ,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的延伸屡受挫抑。围绕着乡村权力格局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权力力量变动 ,不仅构成了“政治近代化”过程中乡村权力结构的历史前提 ,而且也是我们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新视角     

试析唐、五代藩镇孔目官的职能

唐、五代时期藩镇孔目官随着节度使府体制的发展,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职能逐渐增强,由藩镇低级僚属过渡到高级僚属的行列,对这一时期幕职官制结构具有重要影响.     

天京事变发生原因--从权力结构角度论证

政权的权力关系是由其权力结构内在地决定的。天京事变的发生与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是密切相关的：一方面,作为最高领袖的洪秀全并未掌握最高权力,他手中的权力远低于杨秀清,无法建立起与其领袖地位相符的最高权力和权威;另一方面,洪秀全以下各王的权力和地位差距悬殊,无法形成有效的权力制约关系。这些权力结构问题导致太平天国内部出现严重的权力矛盾,并最终激化。     

明代江南市镇中的"主姓"家族与地域认同——以常熟县为例

15世纪中叶以降,江南开发重心向高乡转移,区域市镇化加速,"主姓市"现象突出。伴随明代地方社会权力结构从财富导向向科举导向的转变,一部分市镇"主姓"成功完成向士绅阶层的转型,继续着在权力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并表现出与市镇紧密的关系状态,其地方保护意识与相关行为,影响和反映着市镇的自我认同。晚明各市镇中权势"主姓"的"畛域之见",影响到州县日常的行政管理,甚至一度冲击传统基层区划组织结构。这表明,市镇与其区域内权势大族的关系,对基层地域社会历史进程影响深远。     

唐王仲堪墓志考释

2013年1月9日，北京各大新闻媒体相继报导了北京市文物局对外发布的消息：距北京市区约56公里的房山区长沟镇西北，发现唐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的墓葬。现在已经出土“唐故幽州卢龙节度观察御使中书令赠太师刘公墓志之铭”及大型彩绘浮雕十二生肖描金“唐故蓟国太夫人赠燕国太夫人清河御夫人祔志铭”等异常珍贵的文物。     

分镇与徙治——兼论中晚唐藩镇与州的博弈进退

中晚唐藩镇建置方面最显著的特点是裂地分镇,藩镇碎化造成数量日增而辖境大减。分镇使一批属州变成治州,地位大为提升,新藩镇所领属州数目骤减,相对分镇以前其比重与实力均有增强。同时,徙治使治州与属州角色转换,原本实力平平的属州,会在短时间内实现实力飞跃,甚至超过原来的治州。分镇与徙治逐渐发展,客观上促使藩镇渐弱而属州渐强。北宋太宗时,能够彻底废除藩镇,实现全国诸州直属朝廷,可从中晚唐分镇与徙治中一窥因由。     

唐五代归义军节院与节院使略考

旌节制度是唐五代藩镇时期赐授节度使权力的重要标志。新任节度使辞陛就任。建节树纛,极为隆重。当道藩镇各州县设立节院,筑节楼、节堂相迎;节度使离任,则闭锁节院,不时祭奠,以尽礼节。归义军建节敦煌,在河西管内诸州亦设立节院,长官为节院使。或称节院军使,由押衙、都头兼任。归义军偏在敦煌,群蕃合围,极需得到中央朝廷的支持,授赐旌节。故节院使一职在归义军时期显得较为重要。     

试论高校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冲突与协调

本文从我国高校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概念及其关系入手,对二者的冲突进行简单的分析,并结合我国高校内部权力分配的现状,对二者关系的协调提出一些建议和对策。     

华人华侨在中国国家软权力建构中的角色研究

"软权力"的出现是"权力"从国家领域向社会领域流散的结果,侨民和移民作为软权力资源,形成了原籍国和现籍国在非国家领域的"非零和"权力博弈。华人华侨是中国国家软权力建构的基本资源,族群特征、民族习性、文化传统、文明特性是"软权力"建构的基本常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是"软权力"建构的重要变量。中国国家软权力的建构是基于"中国价值观"的探索与实践,华人华侨的社会实践在孕育中国价值观、建构中国软权力中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要重新审视华人华侨与中国的关系,改变对华人华侨"血统主义"的传统认知,并在制度设计上赢得华人社团等社会性力量的支持。     

简述北宋“祖宗家法”下的“将门”现象——以“折家将”为例

北宋以"重文轻武"、"以文御武"为国策,即所谓的"祖宗家法"。加之统治者对于武将的防备之心所采用的"将从中御"、"更戍法"使的"兵不识将,将不知兵",这些措施都大大降低了武将的地位,这就直接导致文臣主政,武将被冷落,常有武官要求转为文资之事。然而在"祖宗家法"之下,却出现了具有半藩镇性质的"将门"现象,那么"将门"是否真的具有藩镇的性质。本文拟在这方面做一简要分析。     

唐代宗至宪宗时期的西川节度使继任危机与终结

唐代宗至宪宗时期,地方许多藩镇纷纷效仿河朔三镇,企图游离于中央之外。同时,西川因不断遭受吐蕃、南诏的军事威胁,节度使的任命表现出鲜明的武人化色彩。在这种内外因素的激荡下,西川屡屡发生动乱。与其他方镇不同,西川诸次动乱的焦点大都集中于节度使继任问题上,而且西川的历次叛乱没有得到本道的全部支持,边兵常常成为叛乱的主角。元和初年的刘辟之乱标志着西川的叛乱活动达到了顶峰。刘辟之乱后,唐朝将资、简、陵、荣、昌、泸六州割隶东川,进一步缩小了东西两川的实力差距。同时,又采取派遣高级文官出镇与征调外地客军入蜀驻防的措施,最终实现了西川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