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战区检察官——以国民党特务人员从事司法工作为中心

全面抗战以前,国民党当局已启动把司法系统纳入党国体制中的进程,党务人员从事司法工作即其体现之一;全面抗战爆发后,赓续这一进程,显著例证即战区检察官的出笼。与一般检察官相比,战区检察官的职权大为扩张,不仅可以办理普通刑事案件,还办理侦查特种刑事案件,尤重于"锄奸肃反"。在党国体制中,党与国在诸多领域是重合的,作为国家主体代理者的检察官,在党国体制中可转换为党的代理者。在面临外敌入侵之际,掌控政权的国民党试图通过充实、强化检察系统,增强抗战能力,本无可厚非。问题是,国民党内部派系重重,控扼国民党党务系统的CC系,自然将其掌控的中统特务人员转任、渗透进入司法(检察)系统之中,由此造成战区检察官的实际运作与原初主旨背道而驰:本应为抗战中的国家利器,却成为国民党维护专政的工具,进而衍异为党内派系的斗争工具。经此,国民党党国体制中很多的无规则性、肆意性被引入原本尚有一定规则可循的司法系统之中,破坏力甚巨。     

试析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

《抗战建国纲领》是国民党在抗战初期发布的一个全面的政治纲领,是当时国民党内政外交方针的集中体现。在一个时期内,它曾经发生过一定的影响和作用。本文就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内容实质及其政治影响作一探讨和分析。一1938年3月,在全民抗战的高潮中,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督促下,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了党务问题和施政方针,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内容包括总则、外交、     

朱家骅与战时国民党的党务整顿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为实现抗战建国的任务,蒋介石命朱家骅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加强了对国民党的党务整顿.朱家骅通过组织与人事的调整,试图控制各省市党部,加强基层党部的督察,树立党部形象；提高县市书记长地位,推进基层党政融合.朱家骅的党务整顿受战时政治环境之限制,党内派系严重.在平衡派系政治的需要下,党务整顿被蒋介石所废止,但开启了战后党务革新与改造的先河.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党务干部任用与朱家骅的人际网络

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始终未能建立起规范的人事制度,传统社会中固有的人情私谊依旧在党内延续。战时朱家骅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与中央组织部长,基于自身人际资源与过往经历,其主要从中山大学校友、留德学人等群体中选拔党务干部,并日渐构筑起个人在国民党内的权力网络。而在国民党新旧党务主持者的代际轮替中,朱家骅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之间互相清洗汰换干部的行为,导致派系斗争愈发激烈。国民党党务干部的任用规则与逻辑,不仅折射出现代政党体制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共生共存现象,同时也是一场党性与人性的较量。     

周恩来与华南抗战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主持中共在南方的工作和国民党统治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对于华南敌后抗日武装斗争,以及如何在华南地区开展统战工作,作了大量的指示,给以了正确的指导。一指导华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保护中共组织,壮大抗战力量在八年抗战过程中,中共广东组织及其...     

抗战期间广东省银行沟通潮梅汇路之研究

论文利用广东省档案馆藏近代侨汇档案,集中考察了1939年6月汕头沦陷后,广东省银行沟通潮梅汇路的成因、成效及局限,进而分析其对华南抗战的作用及贡献。研究显示,抗战期间汕头的陷落,是广东省银行沟通这一汇路的重要契机;其自身所具有的经营特色和优势,是其能够肩负这一历史使命的重要保证;而海内外各方则是促成汇路沟通的重要参与者。在此过程中,广东省银行发展壮大,并惠及数百万潮梅侨眷生计。同时为厚实国家外汇储备及赢取华南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国民政府严格限制其海外拓展的政策,英、法、荷等国在南洋属地实施的外汇管制以及英、美对中国资金的封存,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它吸收侨汇的成效。     

“军民合作”下国民党在广东的民众武装工作——以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为例

全面抗战爆发后,粤军大部北调,广东兵力空虚。为应对迫在眉睫的日军入侵威胁,国民党广东当局冀望于发动全民抗战,组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以协助粤军抗敌。广东当局在"军民合作"体制下对自卫团实行严格且颇具特色的军事训练,自卫团在对日作战中有效弥补了粤军不足,阻滞了日军攻势。华南战场转入相持阶段后,随着形势的转变,加之国民党民众武装动员机制存在固有缺失,自卫团渐趋蜕化,或被中共争取,或被日伪拉拢,引起广东当局戒备和防范,大批自卫团被缩编或改编为游击部队。至此广东当局尴尬地意识到,国民党固能组建规模庞大的民众武装,但组建之后却不能对其有效管控。此后直至抗战胜利,广东当局再也无意大规模武装动员民众,只依靠军队作战的片面抗战路线最终形成。     

蔡廷锴与第十九路军

蔡廷锴,广东省罗定县龙岩乡人,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曾任第十九路军军长、总指挥,参与领导了震惊世界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及"福建事变",是著名的爱国将领.     

1924-1945年国民党海外部与侨务工作考论

针对目前学术界在民国侨务政策、侨务工作方面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侨委会,对于海外部仅粗略涉及的现状,依据相关档案及其它文献资料,对国民党海外部的沿革、职能、其侨务工作实绩及与侨务委员会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做了分析和阐述。认为国民政府的侨务委员会与国民党海外党部从党政两个权力系统推展侨务工作,二者分工合作,相辅相成。抗战前,以侨委会为主;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太平洋战事发生以及日本推行南进政策后,以海外党部为代表的党务系统在侨务工作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朱家骅与战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改组(1940-1944)

抗战时期,国民党为实现"抗战建国"的任务,朱家骅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积极推进国民党的党务建设,尤其重视与日军反复拉锯的湖南省。朱家骅与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广泛沟通,改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由组织部空降人选到湖南省党部担任执委,以平衡派系之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朱家骅遭遇了CC系等派系的攻击,不得不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湖南省党部再次改组,此前所派驻的执委被迫离开。由此可观,抗战时期国民党省市党部建设受到了派系冲突的严重制约,人事难以保持稳定。而一个没能强化组织建设与作风建设的执政党,注定了其不良命运。     

中国远征军赴缅抗战几个问题的探讨

中国远征军赴缅抗战,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出国作战,也是首次在国际战场上与英、美等大国协同作战。对于国民党军队这一抗日的重大军事行动,国外史学界很少提及,国内的研究也很不够。为此,本文愿就其中几个具体问题。作一些探讨。一、关于国民党统帅部组建远征军赴缅抗战的决策中国远征军赴缅抗战．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件大事。国民党统帅部组建远征军赴缅抗战这一决策．是否正确．是否恰当,值得探讨和研究。把西南诸省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和依赖外力夺取抗战胜利．一直是国民党统帅部坚…     

浙江国民党基层党务发展之考察(1927-1931)

如果将研究视线聚焦于县及县以下的国民党地方基层党部,可以在呈现国民党组织发展普遍特征的同时,进一步解释其在基层社会发展的地区差异。从1927—1931年浙江国民党的党务发展中可见,即使如浙江这样的国民党核心统治区域,其党务发展在城乡分布上亦极不均衡;但另一方面,国民党在杭州、嘉兴、湖州等发达地区和金华、衢州等相对落后地区又表现各异。"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农村无党"的现象不能一概而论。各地党部往往借助旧议会的权力转移、宗族和地方派系深入地方,这也成为国民党党部尤其是落后地区党部嵌入地方的重要基础。通过考察发现,国民党在浙江发达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反而远不如落后地区;受"强人政治"的影响,浙江落后地区的地方党部往往在党政冲突中处于强势。浙江国民党的"嵌入史",可为重新审视国民党的党务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国民党特务谋杀叶剑英破灭记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败退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甘心失败,不断派遣特务潜入大陆,进行爆炸、袭击等阴谋破坏活动,甚至窥测时机,采取各种极其卑劣的手段谋杀新中国党政军领导人。其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长、广东军区（后华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就是特务重点谋杀的对象之一。由于广东公安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协作,最后国民党特务均以失败而告终。     

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

国共两党在有关清党历史的书写中,一方颂之为“护党救国运动”,一方谴之为“反革命政变”。双方都将目光聚焦于中共在这场运动中所受的沉重打击,而甚少关注这场运动对国民党自身的直接影响。对国民党而言,清党运动是一场党内人才逆淘汰运动。国民党在清党过程中的自我创伤几乎不亚于共产党所受的打击。清党之后,国民党地方党权托付无人,惟有听任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侵夺和分掠地方权力资源,在地方社会藉党为恶。直至抗战前夕,普通国民党员数量尚未恢复到清党前的规模,党员的地域分布与政权的地域基础不相吻合,其党务组织形态大致呈现出“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的格局。战前党员绝大多数出自中等以上社会阶层。国民党不是培养党员成为社会各界的楷模,而是网罗社会各界原有的权势人物或具有权势潜能的人加入国民党。考察战前舆论对国民党的观感,有助于我们修正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国民党的失民心主要是在抗战后期和抗战胜利以后才充分显露的。     

抗战时期国民党“抗战建国”理论初探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在理论上提出了"抗战建国"的主张,以此来适应新时期条件下的理论需要,这个理论与战前南京国民政府施行的"党国"理论有一些不同。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下,起了一些新的变化,有了一些新的特点。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三民主义有了抗战时期的特点,有了时代的特点,民族主义为"求民族之生产独立",民权主义为"发展民力",民生主义为"谋求生产力之发展"。"抗战建国"理论并对抗战期间国民党的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华南抗战时期广东省银行与私营侨批业经营关系研究

华南抗战时期,广东省银行与具有竞争关系的私营侨批业曾走向合作经营。研究表明,战时环境是促成这一转变的诱因,互利互惠则是双方合作能够持续至抗战胜利的深层次原因。在此过程中,广东省银行依托自身的官方背景和地利优势为侨批业提供批路安保、转驳侨款、接济头寸等服务,侨批业则解决了该行在侨汇揽收和解付环节上的短板,并在经营管理方面提供了一些经验借鉴。双方合作卓有成效,为充实正面战场的军备物资、赢取日伪发动的华南经济战乃至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牟利是侨批业的本质属性,抗战时期与政府银行的合作妨碍其实现利益最大化。抗战胜利后,为寻求更大的汇兑利益,侨批业势必要挣脱广东省银行的控制而寻求自主经营,而战后彼此关系的调整又缺乏强有力的机制化保障,由此双方重新走向了竞争和争夺。     

国民党抗战时期的文艺政策

抗战文艺是中国新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鉴于国民党当局当时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在全面公正地评价抗战文艺的同时,就不能不对国民党抗战期间的文艺政策有一个整体的把握。纵观国民党抗战时期的文艺政策,从总体上来说,是顽固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消极抗日,积极防共反共,摧残进步文化事业的政策,但在抗战不同的阶段还是有所变化的。根据其不同阶段的特点,国民党抗战时期文艺政策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党权之争与奉系军阀国民党化:1929—1931年

东北易帜后,国民党东北党权的归属,成为奉系能否独控东北政权的关键。国民党在东北存在着"官党"与"秘党"的双重面相。一方面,为保东北政权,奉系致力于争夺国民党东北党务领导权,使国民党成为奉系的"官党"。另一方面,对于国民党在东北的"秘党",奉系实行打击和排斥政策,企图把东北的国民党完全纳入其领导的轨道。在与国民党不断争夺东北党权的同时,奉系一步步走上了国民党化的道路。但由于利益的非一致性,使得奉系并没有真正地融入国民党。     

常德保卫战与国民党媒体对余程万忠勇形象的建构

常德保卫战被国民党寄予厚望,作为守城主力的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自然成为此役报道与宣传的中心,国民党媒体有意将其塑造成忠勇典型,以鼓舞民心、宣传抗战精神。1943年12月3日,余程万率部突围,此举虽为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所不容,但官方媒体在舆论宣传上并未改变原有的方向,“突围”一事从多个角度被解释为正面事件,余程万的忠勇形象依旧呈现在舆论空间。国民党媒体对余程万忠勇形象的维护与其战时宣传策略有密切联系,是抗战局势变化之下的必然之举,亦体现出国民党对党政军抗日形象的构筑与维护。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福建的重大活动（下）

1941年4月,日军为了切断美,英援蒋的补给线,完善华南方面的沿海封锁,巩固和扩大台湾海峡这一重要战略交通线两侧的“安全范围”,为发动太平洋战争作准备,派兵进攻福州。由于国民党执行“有限度的抗战”方针,招致军队精神涣散,国民党驻福州及周围地区的陆军第二十五集团军第一百军等部队虽然作了一些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