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政策之转变:以抗战时期动员西康彝族修筑乐西公路为中心的讨论

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维护"五族"的民族政治结构,对西南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代表争取民族权利和民族地位的运动未予以积极回应。1939年后,国民政府积极建设以西昌为中心的西康宁属地区,组织兴修乐西公路。为与西康省政当局进行政治竞争,国民政府积极介入西康彝务,利用宁属地方上层人物和有着中央受训经历的彝族精英,动员彝胞参与筑路,积极培养彝族干部。筑路和通车前后,国民政府积极宣传彝工对于筑路的贡献,正面呈现彝族的民族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位的政治承认。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政策的研究,有助于反思海内外学界长期以来对于国民政府推行"同化"政策、否认民族差异的既有看法。     

全面抗战时期广东统一币制政策探析

法币改革是国民政府为统一全国币制而实施的一项重要政策。1936年7月陈济棠下野后，中央与广东地方当局商定币制改革方案，计划逐步以国币取代毫券。全面抗战爆发后，广东地方当局不得不因应形势需要延用毫券，形成“券币并行”的货币格局。为推进白银国有政策，广东地方当局积极收买白银，但效果极其有限。在此背景下，毫券和国币先后遭受歧视、低折，券币比率急剧变动。为稳定货币金融市场，广东地方当局采取措施维持与调整券币比率，确立了“币主券辅”的货币关系。这说明法币政策的推行是一个艰难而曲折的历史进程，在战时信用危机之下，广东地方当局努力探索维持货币信用的路径，实现了形式特殊的地域性币制统一。     

政教分离,抑或政教合一?——国民政府对西藏政治和宗教关系的政策考量

近代中国,共和体制下的国民政府为消除西藏在国家行政上的"特殊之形式",谋求对其政教合一制度进行改造,实施政教分离,改变长期以来西藏政教合一、宗教至上的社会状况,实现西藏与内地的政治一体化,从而巩固边疆。但由于民国时期西藏地方对中央若即若离,因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国民政府在处理西藏政治与宗教关系的政策层面上进行了诸多调整,反映了其在推行政教分离和维护政教合一制问题上难以取舍的矛盾心态。     

地方势力的国家参与:变局中边疆实力派的政治选择——抗战爆发前后龙云言行的观察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并没有完全消除地方实力派的存在,其与边疆诸省地方实力派之间多仅维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西北、西南边疆成为抗战大后方,诸省实力派的政治言行,对于这一全国性的政治、军事行为及国家政治发展演进具有重要影响。民国以降,位处西南边疆的云南地方实力派在边疆诸省中表现出了相当的独特性;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后,龙云在政治言行上选择了对抗日战争的积极支持,体现了地方主义服从国家利益,是边疆地方势力参与"国家行为"的重要内容,也隐含着边疆区域与近代民族国家建设关系密切的政治涵义。     

全面抗战前期四川施行盐务新制的困境与破解之举

全面抗战前期,国民政府试图在盐务上“改制废岸”,但因战争等因素,至1939年5月四川才在国民政府指令下改行官收、官运、先行招商代运的制度。消息一经公布,便遭到盐商激烈抵制,并引起地方势力声援,新盐制施行举步维艰。究其原因,除国民政府与川商的利益冲突、四川官商对外来势力的排斥外,还与国民政府借施行新盐制从财权上整合四川地方势力,以加速国家化进程的政治意图相关。国民政府为了稳固四川,坚持抗战,采取了一些破解困局之举。最终,在国民政府软硬兼施下,四川官商被迫接受新盐制。这反映了国民政府中央内迁四川后,在坚持抗战与统整地方上所面临的困难,呈现了战时中央与地方政治生态的复杂性。     

从阿拉善旗专员到军事专员:南京国民政府介入蒙旗地方政治的尝试

为防止日本侵略势力的渗透,南京国民政府创设了阿拉善旗专员制度。因专员在派驻过程中,遭遇层层阻碍,最终被迫改置为军事专员,权责缩减。专员制度作为南京国民政府介入阿拉善旗地方政治的首次尝试,其尴尬境地也反映了在缺乏稳定环境与足够控制力的条件下,边疆政治整合所面临的困境。军事专员虽远未实现其设置的预期目的,但客观上有利于加强中央与阿拉善旗地方联系,从而有效地维护了边疆主权与统一。     

1936-1937年广东币制改革的券币比率之争

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实施的法币改革被视为统一全国货币的标志性事件,但实际上各地改革步调并不一致.陈济棠军事割据是国民政府在广东推行法币政策的最大障碍,财政部多次派员商洽无果而终.自1936年7月广东“还政中央”以后,国民政府再次派要员南下改革广东币制.如何确定券币比率引发诸多争议,商界大多主张“不超过加三”,财政部以毫券准备金不足为由暂定“不超过加五”,商界反复交涉亦未能变更.1937年1月以后,面对涨价风潮和金融风潮,商界要求减低券币比率的呼声再起,并得到广东军政当局的支持,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迫使国民政府于1937年6月公布将券币比率改订为“加四四”.广东券币比率的最终确定实质上是各方经过反复博弈后在国家与地方利益之间达成的一种平衡,这表明在中央强化集权、垄断金融的态势下,地方仍有争取利益的空间.     

八省土膏统捐与清末财政集权

清末鸦片税收是中央与地方争执较多的领域,地方固守与中央控制形成错综复杂的局面。八省土膏统捐是清廷在扩张财政以编练新军的背景下,将地方经营有效的联省合办统捐的权力收归中央的重大举措。地方督抚对此暗中排拒,使清廷推行财政集权的意图难以如愿贯彻。这一事件反映出清末中央与地方逐渐疏离的趋势,亦可概见练兵新政推行中政治与财政环境之纷乱。     

构建民族国家：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边疆

本文着重从民族国家构建的角度探讨辛亥革命前后蒙、藏等边疆地区的政治变迁。辛亥革命使“五族共和”、“中华民族”学说从思想变成了政治实践,实际上成为梁启超政治思想、价值体系的代行者。可以说,因辛亥革命而昌盛的“五族共和”、“中华民族”观念作为民国初期政府整合中央与边疆地方的意识形态,对边疆地方的民族国家之认同影响极深。     

区域视野下的明清川黔边界博弈——以"遵义调龙安"为中心

川黔两省在边界地区存在大量疆界错壤,加之边境地带的管辖权十分模糊,历来难治.明清时期鉴于时局的变化以及稳定地方政治的需要,朝廷对川黔两省交界地带重新勘定,明晰其边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雍正年间的"遵义调龙安"1."遵义调龙安"表面上看是简单的政区调整与两地归属权的变换,其本质则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博弈,是中央欲通过对地方政治空间的再塑造,从而达到维护川黔两省政治经济均衡及巩固西南边疆之目的.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僧人兵役政策的形成与演进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僧人兵役政策的形成与演进,不仅牵涉僧团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博弈,亦与战时役政和边政密切相关。全面抗战前,国民政府针对地方所反映的僧人兵役问题,由训练总监部出台相关政策。该政策强调僧人属于国民,理应承担兵役义务,其本意在于减小《兵役法》推行的阻力,却因未注意到僧人宗教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引起僧团抗争。后在行政院协调之下,由内政、军政和训练总监三部会商修订,暂时与僧团达成妥协,允许僧人侧重救护训练,底定了僧人兵役政策的基本内容。国民政府迁渝后,边疆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又因蒙藏边民佛教信仰根深蒂固,佛教的政治意义随之凸显。而地方不断有壮丁借出家逃避兵役,国民政府在役政和边政两端左右为难,僧人兵役政策随之摇摆不定。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僧人兵役政策形成与演进的历程,揭示了战争、边疆及僧团抗争对政教关系的型塑,也为重新思考佛教与抗战关系提供了可能。     

清代前期治黔政策对贵州经济发展的影响

清代前期,封建王朝针对贵州地方特点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政策,从而使中央政府对贵州地方的统治进一步加强,在有清一代堪称中央政权强化其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统治成功之典范。这是近年来清史研究中重要课题之一。笔者拟就清代前期治黔政策对贵州经济发展的影响,谈点自己的看法并略加评价。     

徐图自保：阎锡山与长城抗战

1933年长城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到全面抗战前,中国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抗日本侵略的战役。是役,国民政府前后动员20多万军队参战,其中既有国民政府中央军,也有华北地方实力派军队。九一八事变后,因中原大战失势的阎锡山趁机重掌晋政,成为华北地区除东北军以外最大的实力派。此时抗日战事又起,华北成为反抗侵略的最前线,阎锡山虽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号召出兵抗日,但更多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究其缘由,随着日军侵略深入华北,坐镇晋绥的阎锡山已感受到危机。在其看来,捐弃前嫌与国民政府中央合作抗日已成为必然选择。     

政经交织的央地博弈:东北裁撤厘金初探——以辽宁省为中心的探讨

20世纪30年代初,长期的财权独立与现实的经济、政治利益纠葛使裁厘在东北的推行较其他地区更为艰巨。围绕裁厘问题,主政东北的张学良在入关调停中原大战前后有着明显的态度变化。在此期间,张学良与国民政府代表进行多次交涉,其背后蕴含着东北地方与中央的博弈、张学良与东北要员之间的互动等复杂因素。在中央抵补、开征新税、精兵简政等善后措施的保障下,东北最终废除了存在半个多世纪的厘税制度,通过税权统一实现东北地方与中央关系的调整与确立。     

清中后期西南边疆田赋蠲缓与国家财政治理

清代西南边疆田赋虽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比不大,但关系国计民生,事涉边疆安全与稳定发展。清廷对其财政治理主要表现在应对灾荒与战乱的田赋蠲缓、减轻民众赋税负担的普免积欠和整治田赋征缴积弊。1799-1911年清廷蠲缓云南田赋总额近乎免除该省17年田赋之额征,其中荒田赋额占蠲缓总额的95%,且历经多年未能规复。户部认为外省田赋征缴积弊严重,清廷因此加强财政治理,在西南边疆推行钱粮征信册制度,但受多种因素困扰,实行十年收效甚微。尽管地方官员多否认田赋征缴积弊,但西南边疆普遍存在土地清丈未行、册籍缺失不实、制度执行走样、例荒例灾捏报、官吏因循疲玩等弊端,且延续至民国时期。     

1946-1948年北平学潮: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处置的歧异

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国统区的学潮风起云涌,国民党高层对学潮的政策也日益严苛,采取种种高压手段镇压学潮.北平作为北方的政治军事文化重镇,学生运动备受各方瞩目,但是北平当局内部处理学潮的态度却不尽一致,国民政府中央的意志在北平并不能完全得到执行,在学潮的实际处理过程中,北平出现了中央系与非中央系在处置方式以及效果上的不同,这种歧异实际上折射出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势争夺的特殊面相.     

论三青团对浙江地方基层政治的影响

三民主义青年团是战时国民党成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团体,其存在时间极为短暂,却对国民党的政治、党派关系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加强对基层政权的渗透与控制是战时国民政府加强中央集权,实施战时动员的一个重要措施,同时也是民国时期中央政权进行社会基层改革的一个重要手段。本文选取浙江三青团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浙江档案馆、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以及杭州市档案馆等所存的有关档案与资料,重点阐述三青团渗透与控制浙江地方基层政治,从中折射出国民政府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基层政权的运作,以及中央政权向基层政治渗透的途径及效果。     

国民党北伐后平津的权力角逐

国民党二次北伐宣告完成后,蒋介石试图利用权力制衡和政治拉拢等手段,从整合平津地方势力入手,打造“蒋即中央,中央即蒋”的局面。此举加速了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等地方实力派的分化组合和离心倾向,侵蚀着国民政府刚刚在平津建立的统治基础。表面上看,这是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始终不放弃对权力与地盘的争夺所致,实际上则是由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决定的。蒋介石权术先行、厚此薄彼,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实力派的派系观念,使派系斗争逐渐发展为国民党的沉疴痼疾,造成国民政府与地方相互倾轧、交相侵逼的政治生态,对北方政局的走向影响深远。     

地方利益博弈与国民政府的基层治理困境——战时三峡实验区改县事件研究

1940年3月四川省率先实施新县制并对省内县界进行调整,三峡实验区区长卢子英趁机提出从周边县份划出乡镇单独设县,因江北、巴县、璧山、合川等四县的反对,最终以实验区改组为北碚管理局而告终。在随后的交接过程中,江、巴、璧三县与北碚管理局之间因公学产的归属发生纠纷,璧、北之间更爆发了武装对峙的澄江争治事件。该事件虽被暂时平息,但双方对公学产的争夺一直持续至战后。地方势力固然是国民政府在四川基层推行政策的阻碍因素,但地方政权之间的利益博弈也不可忽视。川政统一后国民政府力图控制四川,但地方政权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中央政策在基层行政中难于推行,这种困境也表明在某种意义上国民政府对四川基层控制的失败。     

国民党西康地方党部建立考论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将西康建省提上议事日程,但由于尚未完全控制四川,只能试图在川边地区建立国民党组织,将势力渗透到边疆地区。刘成勋建立了地方党部,但因其战败而流产;格桑泽仁的建党努力,遭地方势力抵制而中辍;直到抗战爆发后中央政府入川。西康省、地方党部才得以建立。建立西康党组织的历程,表明国民党统一边疆的意图,在中央政府尚无足够军事、文化影响力统一边疆的情况下,利用其党组织来辅助、促进统一进程,不失为一种相对积极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