噶尔家族与附蕃西突厥诸政权--兼论唐与吐蕃间的西域角逐

本认为西突厥分裂为附唐与附蕃的两大政权系统乃是噶尔家族专国吐蕃、同唐朝激烈争夺西域的历史产物,这些政权的盛衰嬗递虽不像唐朝所册的西突厥可汗那样脉络清楚,但也同样断续相承,基本上与噶尔家族的兴亡相始终,构成唐、蕃西域角逐的重要内容。     

吐鲁番出土“唐咸亨元年后西州仓曹文案为公廨本钱及奴婢自赎价事”文书考释

出土于吐鲁番台藏塔佛教遗址的“唐咸亨元年后西州仓曹文案为公廨本钱及奴婢自赎价事”文书，为咸亨二年至仪凤三年之间的西州都督府仓曹案，记录了西州非赋税收入敕借本、别本、官奴婢、碾磑等征利情况及执行中的问题。文书虽然很短并残缺不全，但反映了唐代官本放贷(敕借本、别本)及公廨本钱(公廨正本、社本)构成体系、典吏捉钱制度、碾磑经营及咸亨元年差兵及于杂任的军事制度变化，为唐代政治、经济制度及西域军事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唐代册礼及其改革

正在中国古代皇帝制度下,稳定的国家意志以成文法的形式呈现,唐代的成文法,称作"律令格式";皇帝日常政务处理和决定,用"王言"表达。王言与律令格式共同构成唐代的法律体系。唐代王言有多种简称,如"制敕"、"诏令"等,执行迟缓或错误,唐律有明确的惩处规定;A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也存在王言干预法律的现象,被称作"以敕破律"。B王言既是皇权日常运行的载体,也是皇帝制度呈现的外在形式。唐朝是中国皇帝制度的成熟时期,通过王言理解唐代皇帝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重要一环。唐代王言,基本上分为册书、制书、敕书三类,册书地位最高。包括册书在内的王言,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C本文关注的是一个学界讨论较少的问题,即册书适用范围的变化问题。册书是册礼的一部分,从高宗开始,唐朝对册礼进行多次改革,最终使册礼主要适用对象限定于皇室成员。     

宋《天圣令》“因其旧文,参以新制定之”再探北大核心CSSCI

宋《天圣令》沿用唐令旧文,参修新制,对不适用的部分作修正。宋修改唐令方式大体可分为两种:其一,更改旧令,参补新制,立法者考虑到令文涉及的制度的完整性,对唐旧文作必要修改,根据编敕中规定的新制适当地参修入《天圣令》,编敕中仍然保留着这些新规;其二,保留旧文,只删不补。对于某条宋代仍在行用的唐令,即使新制承续补充了其所涉及的制度,如果《天圣编敕》已收载新制,基于编敕优先的原则,《天圣令》不再作具体补充。这一参修新制的原则与宋代法典体系中敕、令、格、式的职能性分工有着密切关联。参修新制,必因唐令旧文,需要唐令中有相应的可以接续的具体条款,否则不会被修入。《天圣令》在沿用唐代法典修纂方式基础上作了一些更改,尚不能完全摆脱唐代的影响。     

宋《天圣令》“因其旧文,参以新制定之”再探

宋《天圣令》沿用唐令旧文,参修新制,对不适用的部分作修正。宋修改唐令方式大体可分为两种:其一,更改旧令,参补新制,立法者考虑到令文涉及的制度的完整性,对唐旧文作必要修改,根据编敕中规定的新制适当地参修入《天圣令》,编敕中仍然保留着这些新规;其二,保留旧文,只删不补。对于某条宋代仍在行用的唐令,即使新制承续补充了其所涉及的制度,如果《天圣编敕》已收载新制,基于编敕优先的原则,《天圣令》不再作具体补充。这一参修新制的原则与宋代法典体系中敕、令、格、式的职能性分工有着密切关联。参修新制,必因唐令旧文,需要唐令中有相应的可以接续的具体条款,否则不会被修入。《天圣令》在沿用唐代法典修纂方式基础上作了一些更改,尚不能完全摆脱唐代的影响。     

有关唐安北都护府的几个问题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安北都护府的沿革、辖境变化及历任安北都护的任职情况、唐朝安北都护的选任和管理制度等方面,对唐安北都护府的设置进行了相对系统的探讨,纠正了以往认识上存在的一些问题.认为安北都护府侨置于同城的时间是在垂拱元年;在圣历元年安北都护府迁入单于都护府治所,并非是单于都护府改称安北都护府等.     

真实还是传奇?——渤海国“紫瓷盆”问题

既往研究者经常援引唐代苏鹗《杜阳杂编》中关于"紫瓷盆"的记载来证明渤海国陶瓷工艺的发展水平以及唐武宗会昌元年(841)渤海与唐朝的朝贡关系。通过考索《杜阳杂编》记载的细节以及考古所见9世纪唐、渤海陶瓷生产的情况,可以认为所谓渤海国的"紫瓷盆"应是苏鹗铺陈缛艳的小说家言,是其虚构的灵异物品,不宜作为真实可靠的史料看待。     

常惠:三朝外交家,六次出西域

正常惠(?—公元前46年),西汉大臣,太原郡人。是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朝的外交活动家。他不仅解救了著名的苏武,一生之中六出西域,还击败长期控制西域的匈奴并团结乌孙、莎车、疏勒,打败龟兹,使丝绸之路进一步畅通,中西商旅来往不绝。西汉政府得以在龟兹东边的边防重镇乌垒(今新疆轮台东)设西域都护府,紧密了汉政府与西域的关系。这就是常惠卓有贡献和传奇的一生。汉武帝天汉元年(前100年),武帝遣苏武     

唐代墓葬中的胡人伎乐形象与唐代的乐籍制度

唐代墓葬中发现的体貌特征明显为胡人的伎乐形象反映了唐代乐籍制度下一个构成复杂、生活形态多样的边缘群体。这一群体凭借高超的乐舞才能在唐代从宫廷到民间的乐籍管理体系中呈现出社会地位和经济来源上的多层级关系,他们带来的西域各国乐舞技艺精华与唐代社会文化风尚相结合,生动诠释了唐代"礼乐治国"理念下胡乐胡舞的传播与融合过程。然而,这一群体在融入唐朝社会过程中遇到的种种文化冲突使他们的生存状态有了些许尴尬。     

安徽嘉山县发现唐垂拱元年刻字砖

十年前,在嘉山县女山湖公社七里湖的湖心和大闸工地发现大量古砖。砖上有刻文及图案。其中较完好的一块有"垂拱元年"四字(图一)。垂拱为唐武则天年号,元年即公元685年。砖上图案有斜方格纹、波浪     

汉族族称的出现与定型

汉代与周边民族对举时出现的“汉人”,因蕴含强烈的政治意义,并没有自然而然地成为魏晋时期“中国人”的称号。两晋十六国时期,“晋人”成为“中国人”的通称。北魏初年,出于否定“晋人”的需要,将较早置于统治下的“中州”人称作“汉人”。南北朝时期,“汉”一直是对“中州”人的他称,而非人们欣然接受的族称。至唐代,因应西域诸国在汉代以后长期将内地称为“汉地”等背景,律令中正式称唐民为“汉”,称周边各族为“蕃”。随着唐朝边疆的拓展,“蕃汉”使用日广,高、武时期以后,汉族族称定型。     

唐代长安称“西京”之时间考

唐代长安在历史典籍中又经常被称为"西京"。关于其改称"西京"的时间,《旧唐书·地理志》等记载为天宝元年,这应当是错误的。其改称的准确时间应为《通典》、《唐会要》记载的开元元年。实际上,早在开元元年之前,自高宗、武后时期起,已经逐渐有称长安为"西京"的现象。这种情况,可以追溯到隋朝以"西京"与"东都"的对应称呼。     

考古资料所见的唐代胡人女性

考古资料较为少见的唐代胡人女性却屡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她们作为俘虏、贡人或商品来到唐朝,成为西域服饰传播者、西域饮食制作者、西域乐舞表演者、西域习俗实践者、丝路贸易参与者或经历者、军事战争体验者、政治礼物传承者、民族宗教坚守者等多重角色,对唐朝乃至后世产生重要影响。     

唐五代格、敕編纂之演變再探

本文分階段探討唐五代之際格、敕編纂的發展特色,認爲唐前期所修是綜合性立法的格,其條文內容與禮密不可分,直至玄宗朝《開元禮》的制作,使修纂較爲便捷的格後敕成爲新的法律形式。貞元、元和之際對《開元禮》和開元制度的繼承,完全轉化爲對開元格後敕的編纂和認定。但歷朝不斷增加的內容以及綜合性立法的性質,致使格後敕的編纂趨向繁冗,所以又制定了以刑法爲主體的《開成格》和《大中刑律統類》,並爲五代所承用,最後因《大周刑統》頒佈而歸於失效。作爲唐代主要法律形式之一的格在北宋前期銷聲匿迹,直至元豐變法纔又以"賞格"的面目出現。與此同時,格後敕在五代易名爲編敕,在北宋前期逐漸析出制度性條文,最終在元豐時成爲單一性刑法規範。     

记现存几个古本大唐西域记

一、叙言唐朝玄奘法师于贞观初西行,到印度留学,前后历时十七年。贞观十九年(645)正月回到长安。二月,法师在洛阳见到太宗。太宗要玄奘法师写—部书,经述西游行踪。贞观二十年(646)秋书成进献,"称为大唐西域记,凡十二卷"。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著录了玄奘法师进西域记表。大唐西域记是玄奘法师奉太宗之命所撰,在唐代经录中本无异辞。今本西域记卷首结衔作: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大总持寺沙门辩机撰看来西域记似乎又是辩机所撰写的了。关于这一问题,贺昌群先生写的《大唐西域记之     

犍陀罗艺术与中国早期佛教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来自于古印度的犍陀罗艺术随着佛教的东传而逐渐在当时中国的西域和内地传播开来。犍陀罗艺术主要由往来于丝绸之路间的中外使节、僧人、手工艺术匠人和商旅从印度,通过西域于阗、龟北地区,而后再经过河西走廊传到内地的。目前在古西域遗留下来的佛教石窟壁画中,可以发现不少受到犍陀罗艺术影响的汉地佛教艺术遗迹和印度佛教艺术(包括犍陀罗艺术)。犍陀罗艺术这一源于异邦的艺术形式在中国传播并逐渐与中国本土艺术结合,形成了中国自己的佛教艺术特点。     

试论唐朝的"中国"与"天下"

唐代"中国"一词大体用于追述前代和议论当朝.唐代"中国"有地域、文化、民族及政权的含义,可以用来指代朝廷直接统治区域、中原为核心的地区或内地,是"天下"的核心或重要组成部分.唐朝"天下"一词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天下"指唐朝实际统治的范围即唐朝统一多民族的国家,这是唐朝"天下"的主要含义.此"天下"与"军国"、"邦国"基本同义,但各有侧重."军国"最郑重,一般用于中央最高决策机构首脑的职掌范围;"邦国"更普通,主要用于官府和中央事务的层面;"天下"更广泛,一般用于中央和地方、官吏和百姓两方面事务的层面.广义的"天下"则指以"中国"为核心,以唐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狭义"天下")为政治实体,包容其他国家的世界体系和政治秩序.     

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中“保证语”浅析

本文列举了唐朝民众或低级胥吏申报、申辩文书中的几种不同的"保证语",主要有:一"求受罪""求受重罪""求依法(准法)受罪";二"求受违敕之罪";三"求受重杖十下""求受重杖廿"下等三种不同类型。这三种不同类型的"保证语"与时代有一定关系:从开始时的战战兢兢,到"依法受罪"的踏实;"求违敕之罪"告诉我们在律令格式之外还有"违敕罪";"求重杖"若干告诉我们"重杖"已经成为实际刑罚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了。民众依据不同时期的刑罚标准采用不同的"保证语",所以虽然在某一时期看起来"保证语"是套话,但从整个唐代看去,"保证语"则非常直观地展示了刑罚的变化,并且非常底层地反映了民众所具有的法律意识。     

宋元时期的西域民族

宋元时期 ,西域的民族格局上承隋唐时期的余绪 ,下历契丹、蒙古人西迁浪潮的激荡 ,经历了一次分解又重新组合的过程。其间 ,旧的一些民族 (部族 )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新的一些民族形成了 ,从而奠定了近现代新疆民族格局的基础。这一时期 ,西域政治上虽大多处于相对独立发展的状况 ,但 12 5 2年别失八里等处行省的设立 ,则是中央政府在西域设省之肇 ,标志了西域与内地政治一体化的初步完成。一宋初 ,受 84 0年回鹘西迁影响 ,西域民族格局已与唐朝管辖西域时期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此时 ,天山西部地区有西迁回鹘建立的喀喇汗王朝 ,东部地区则有…     

丝绸之路与西域佛教戏剧研究

关于丝绸之路上西域佛教戏剧的情况,很少有人涉笔,历代文献亦不见详载。有关中国戏曲起源多有争议,但大多数人定为宋元时期,这与他们不熟悉西域历史有一定关系。研讨西域佛教戏剧,可以从张骞出使西域与《摩诃兜勒》曲、丝绸之路上佛教节日中的戏剧活动、西域出土的佛教原始剧本和《舍利弗传》与目连戏等方面着手。从西域出土的佛教原始剧本来看,任半塘先生认为中国戏曲源于唐代,其设想并不是主观臆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