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内廷演戏情况杂谈

一清代内延演戏,以乾隆、光绪两朝为极盛,而管理内廷演戏及奏乐的机构及演出的戏目,则随时代有所变化。清初,宫中管理奏乐和演戏的机构,沿用明代的教坊司。康熙朝设立南府。雍正元年除乐籍,选精通音乐的人充教坊司乐工,不再用女乐。雍正七年,改教坊司为和     

清代昇平署沿革

清代承应宫中奏乐和演戏的机构为昇平署。清初,顺治朝沿用明朝的教坊司,康熙年间设南府,雍正七年裁撤教坊司,所掌事务划归南府,道光七年改南府为昇平署,迄止宣统皇帝出宫。教坊司和声署清初因典章制度未详备,沿用明代教坊     

晋中商帮兴衰史略（连载三）

第二章崛起(清代前期)在清代前期和中期,从1644年(顺治元年)清朝定都北京,到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五朝,历时177年,晋中商帮得以迅速崛起和壮大,并以后来居上的态势,跃居晋商各帮之首。平阳帮、泽潞帮、大同帮的商人,在新的历史时期也有新的发     

清代游历台湾的永春文人

台湾与福建一衣带水,曾长期同属一个行政区划,地缘相近,血脉相连,两地人员往来十分密切。清朝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翌年设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后改名嘉义）三县,雍正元年（1723年）增设彰化县和淡水厅（新竹）。在祖国统一的政治局面下,台湾文教事业全面发展。笔者查阅了乾隆《永春州志》（永春于雍正十二年由县升格为直隶州）、民国《永春县志》、同治黼建通茬窃、光绪《台湾通志》及众多永春族谱,查找到清代永春文人到台湾游历的大量记载,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清代闽台两地频繁的文化交流。其情形主要可以分为游宦、游学和教书三种。     

清代禁毁图书对方志编修的影响——以乾隆《潮州府志》为例

清代禁毁图书，又叫做“字狱”，指的是清雍正、乾隆两朝，特别是乾隆三十九年(1744)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清查上缴、抽毁销毁清廷认为是“违碍”、“悖逆”的图书，岭南地区以对金堡、屈大均两人的作禁毁最为严厉，     

瓷中极品——珐琅彩瓷器

珐琅彩瓷器是中国古代瓷器生产工艺发展到顶峰时期的产物,堪称中国古代彩绘瓷器中的佼佼者。它是清代康熙晚期在康熙皇帝的授意下,将从欧洲传人的金属胎画珐琅技法成功移植到瓷胎上而创烧的釉上彩瓷新品种。以雍正、乾隆时期的产量最大,乾隆以后即少有制作。     

清初名儒陈定斋先生史绩考略

陈定斋(1692——1766),名法,字世垂,号圣泉,晚号完斋,贵州安平(今平坝县)白云庄人。清康熙三十一年生。康熙五十二年(1713)春,举乡试亚元,秋,成进士,入词馆,授职检讨,官翰林八年,以父忧归。雍正元年(1723),诏举翰林才堪部务者,翰林院以先生应荐,升刑部郎中,后因病告归。雍正七年(1729),御史李元直荐先生文学志操,授知直隶顺德(河北邢台)府,因拆道观寺庙兴建文学事,引疾归里。乾隆元年(1736),清高宗选贤举能,吏部尚书孙     

北京孔庙平定告成太学碑所涉兵器述略

北京孔庙有七座讲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平定边疆叛乱、统一中国的告成太学纪功碑:康熙四十三年《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雍正三年《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乾隆十四年《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乾隆二十年《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乾隆四十一年《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道光八年《平定回疆剿擒逆裔告成太学碑》。七座碑的碑文均提及对火炮和枪等兵器的使用,本文对所涉战争中火器的使用情况进行述略。     

关于清代帝后朝服与朝服像的几点看法

通过对故宫现藏帝后朝服与朝服像的系统排比,结合有关文献研究,作者认为:1、康熙的4幅半身肖像画分别为两幅朝服像的稿本;2、清代帝后朝服像可分为写生像和祭祀像,祭祀像的背景是程式化的,自康熙以后的皇帝服饰,乾隆以后的皇后服饰是写实的,与制度基本吻合,并表现出时代特征,而此前帝后朝服像中的服饰存在着虚构想象的成分;3、康熙《大清会典》记载的服饰形式是康熙青年时期的,雍正《大清会典》记载的则应是康熙晚年和雍正时期的服饰面貌。雍正元年颁布的服饰制度在康熙晚年已经付诸实施。     

清代刑部之堂司关系

清代刑部的堂司关系对刑部政务能否顺畅地进行专业化运作有着重要影响。其变化从堂司之间的礼仪反差中直观地表现出来。雍正以前,司官对堂官的依附性较小,礼仪亦较简略;乾隆以后,司官对堂官的依附性逐步加强,礼仪也越发隆重。堂司之间的工作交往以日常在部时的"说堂—画稿"和堂司数人同时钦差在外审案为两个主要途径。其中"说堂—画稿"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区别。乾隆时期,同司各官倾向于自由竞争,以"说堂"为契机博得堂官赏识;嘉庆、道光以后,司内明确了固定的掌印、主稿人选,逐渐向科层制转变。而"钦差办案"总体来说是堂司官员之间形成私交的终南捷径,但在特殊情况下也会带来一些麻烦。     

论清代东北流民的流向及对东北的开发

近年来史学界对东北区域史的研究不断深入,对清代关内汉族流民开发东北这一课题引起重视,并发表了一些有见解的论文。然而关于清代东北流民的流向及其规律问题尚无专人论及。笔者在研究中发现,清代关内汉族民人流入东北呈现出由南向北,即由奉省到吉省至黑省的趋势。顺康雍时期流民主要集聚在奉省即以奉天府为中心,乾隆以后流民流向有所变化,柳条边外的吉林地区流民迅速增多,一跃为关外各处之冠,咸同以后流民开始大量流入黑龙江地区。本文试就上述流民流向及对东北的开发问题作一探讨。（一）顺治、康熙、雍正时期流入东北的流民主要…     

“司”的设立与明清广东基层行政

明清基层社会管理制度转型中,州县捕巡官员的分辖是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尤其以广东最为典型。自明代中后期开始,巡检司直接统辖乡堡,清初典史、驿丞等开始具有辖地,至雍正五年县丞、主簿等佐贰官也纷纷移驻乡村,并最终通过乾隆二年吏部行文将捕巡官员分划辖境的管理方式从局部区域推广至广东全省,事实上形成了县下一级行政单元的雏形。捕巡官员在基层社会发挥了有限但又广泛的行政职能,与乡绅形成共治乡村的关系,得到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认可,其辖区具有了统一名称——"司"。广东并非孤例,清代尤其是乾隆年间以后全国各地大量出现类似捕巡官分划辖境的现象,构成一种全国性的州县分辖制度,代表着国家将行政机构向县以下渗透的初步尝试,由此传统以县为界将皇权、绅权视作"双轨政治"的认识就具有了重新思考的必要。     

清代弩略论

清代是火器大量制造和使用的时代。在雍正五年(1727年)议定的全国军队武器装备中,没有弩弓一项,主要兵器是火枪、弓箭、火炮、长枪、(扁刂)刀、藤牌,火枪占的比例超过了弓箭,成为军中的首要利器。到乾隆五年(1740年)才议准:“滇黔二省地方山箐,阴雨不常,弓箭一遇潮湿之时,     

清代人口统计制度与1741—1851年间的中国人口

清中叶自乾隆六年(1741)到咸丰元年(1851)的111年间,是清代有比较完全意义上的人口统计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人口空前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对于近代人口史的研究来说,无疑具有     

南京博物院藏乾隆皇帝御书《佛说贤首经》

正清代前期,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被称为清代的盛世。在此期间,出于统治需要,清政府全面学习掌握汉文化,继承奉行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政策。组织译刻众多佛道经典便是表现之一,几朝皇帝御笔或敕臣精写的佛、道经文、疏论等更是为后人留下不少精美写本。南京博物院收藏了大量藏传佛教经典,也包括清朝皇帝的御笔手书,其中有一部乾隆十三年(1748年)御书《佛说贤首经》,尤为珍贵,本文即对这件作品进行介绍。     

楊柳青的木版年画

楊柳青木版年画,从明代崇禎(公元1628—1644年)間开始印制,到了清代雍正、乾隆年間更加繁荣。光緒十年时(公元1885年)是木版年画极盛时期,年画成为我国过年过节时不可缺少的一种民間艺术品。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勘误一则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3年影印本)卷244陕西同州府二《关隘》“永乐镇”条云:“在潼关厅北四十里。本朝初设巡司,乾隆十二年裁。”按:云驻该镇巡司“乾隆十二年裁”,误也。据《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卷99“乾隆四年八月下癸卯”条:“吏部议覆川陕总督鄂弥达疏请……裁潼关驿驿丞归知县管理。裁潼关县永乐镇巡检……就近归风陵司巡检兼管。即将风陵司巡检,移驻潼关县城……应如所请,从之”;此外,《清会典事例》(中华书局据光绪25年石印本影印,1991年,第390～391页)卷31、嘉庆《续潼关厅志》(嘉庆22年刻…     

《清史稿·地理志》巡检司项校正

巡检司是清代最基层的国家行政机构之一,在社会治安和公共事务方面具有极重要的职能。《清史稿.地理志》以宣统三年(1911年)为限,对全国各府、厅、州、县巡检司的设置作了记载,但讹误、疏漏较为严重,本文将其中111处失误依致误原因归纳为七类:不明巡检司废置年代而误;不明巡检司归属而误;不明巡检司名称而误;漏记;误驿丞兼巡检事为巡检司;存疑;点校之误,每类下又分若干种情形,一一作了校正。     

呼兰厅教育述略

清同治元年(1862年)设立的呼兰厅(治巴彦苏苏,即今黑龙江省巴彦县城)理事同知一员,为黑龙江设立民官之始。呼兰厅正式兴学则始于光绪五年(1879年),是年设立呼兰厅学正,负责黑龙江通省旗民学务,至光绪三十二年由巴彦州知州兼理,宣统元年(1909年)十一月裁撤,共存在30年。因此,呼兰厅教育是清代黑龙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清代黑龙江教育史,离不开对呼兰厅教育的研究。本文就呼兰厅学正的设立、呼兰厅科考的方法、呼兰厅学正设立的历史意义,略抒管见,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清代的军礼——以北京孔庙平定告功碑为例

北京孔庙有7座讲述清代多位皇帝平定边疆叛乱,统一中国的告成太学纪功碑,立于大成门院内东西两侧,按照年代顺序排列依次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雍正三年(1725)《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清乾隆十四年(1749)《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乾隆二十年(1755)《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乾隆四十一年(1776)《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道光八年(1828)《平定回疆剿擒逆裔告成太学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