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我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思想与国家治理

正国家治理是国家的基本职能,只不过不同时代治理主体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而已。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我国经历了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其中,战国秦汉至明清长达两千多年、代表地主阶级整体利益的封建制国家治理体系尤为系统完备。这里我就其中的"大一统"思想与国家治理的关系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一是"大一统"思想与中央集权郡县制国家治理体系。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特点。它既是历代封建王朝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工具,也是国家治理自身的重     

“同心圆制度安排”与新中国历史性变革

正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显著优势,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性变革。中国共产党通过国家制度安排实现了充分凝聚共识、谋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的目标,构筑了同心圆政治格局。在政治共同体中,同心圆政治格局通过国家政治制度予以实现。从统一战线话语来看,我国的同心圆政治格局是以中国共产党为圆心的国家团结、一致性与多样性统一的国家秩序为主要内容的国家治理实践。这种国家治理实践可描述为"同心圆制度安排"。我国国家制度的权力关     

论“以德治国”战略思想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这种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作为治理国家的方略,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来说,必将取得前所未有的效果。     

两宋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团”与“社”

两宋时期的国家政权对于乡村基层治理体系的政治理念、制度设计及具体实施,出台了许多新举措,整体建制与总体沿革趋势就凸显出变革特点,情况日趋细密和复杂。其中,"团"与"社"是两宋乡村治理体系中较为独特的基层建制和组织形式。     

复制还是隐喻?——对“打猖”民间宗教活动的研究

以民间宗教活动中的"打猖"为例,基于治理的视角,论证了民间宗教"隐喻的隐喻"背后,其实是对"国家"和"社会"的"复制"。这种"复制"具体表现为:在治理背景上,民间宗教"复制"了"社会"的治乱兴衰和由乱至治;在治理空间上,民间宗教"复制"了"国家"的行政区划与权力空间设置;在治理目的上,民间宗教"复制"了国家的民本思想;在治理手段上,民间宗教"复制"了"社会"的流动机制和"国家"的惩戒机制;在治理合法性上,民间宗教"复制"了"国家"与"社会"的双重授权模式。中国的民间宗教并不等同于"社会",也不等同于"国家",而是由"国家"与"社会"共同"合谋"而"互构"出来的"第三域",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缓冲地带。     

青海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实践的“八个坚持”

青海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是国家社会治理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其治理能力最为直观的体现。在国家治理理念、治理原则和治理方略的引领下,青海省委省政府以及基层各级党委政府积极作为,因地制宜,探索"枫桥经验"本土化路径,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书写社会治理的"青海故事"。本文根据青海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实践,梳理了青海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八个坚持"的基本经验。     

“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和战略高度,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专门研究审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问题,从坚定制度自信和推进制度创新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第一次集中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机联系、相辅相成、汇聚整体的显著优势,系统阐述了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构成的层次清晰、全面系统的科学制度体系,明确提出了推进我国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总体目标、战略途径和重大举措。这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A,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丰富发展,为成功实现“中国之治”提供了深厚的制度基础和有力的制度保障。     

明代“幸乱之民”的治理困境

曾经在地方及朝廷为官20多年的吕坤,在上万历帝的《忧危疏》中提到社会存在无聊、无行、邪说、不轨等四种“幸乱之民”,其是国家治理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作为治理国家的朝廷与官府首务就是安民,重民生而使家给人足,恤茕独以安养鳏寡孤独,劝学艺以期穷民得以为生,建仓储谷以备水旱蝗灾,行保甲以除盗贼,立乡约以去淫邪,禁奢靡而崇节俭,这是安民之道。欲使民安其生,乐享太平,治理国家的朝廷与官府必须要正视“幸乱之民”的存在,想方设法予以控制。明王朝扶植乾坤正气,打击歪风邪气,奖善除恶,使“幸乱之民”不能危害社会秩序。“幸乱之民”是客观存在的,朝廷方针政策的变化,以及各级官府所采取的策略,不仅关系到对“幸乱之民”的管控,而且关系到对社会的治理。     

提升基层干部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能力

党的十八大提出,领导干部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解决社会事务,化解社会矛盾。这就对我们的基层干部,特别是对农牧区的基层干部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里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包括完善的法治体系,也包括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社会的能力。运用法治思维是从思想方面提升治理能力,运用法治方式是从实践方面提升治理能力。     

秦汉国家治理体系下的“平贾”制

<正>“平贾”作为一种官定的价格标准,涉及公私交易、司法鉴定、财政统计等诸多方面,在秦汉时期具有特殊的治理功用。秦代已确立较为完备的“平贾”制度,汉初沿用了秦代“平贾”的更新周期与制定层级。随着汉代地方化行政的进程,地方“平贾”的制定机构逐渐由县转移到郡。汉武帝时施行平准法,利用“平贾”对民间交易价格进行干预。“平贾”制度的不断变化,正是大一统政府加强国家治理的结果。本文综合秦汉简牍材料,就秦代的“平贾”制度、“平贾”制在秦汉时期演进的线索及秦汉物价干预形式与国家治理体系之间的关系,作初步探讨。     

“戴红袖章的街道大妈”与新中国初期城市街道治理

“戴红袖章的街道大妈”体现了城市街道治理的“赋性别化”特点,原本居家的家庭妇女卷入公共参与,成为翻身的劳动妇女、治街如治家的女性积极分子。“戴红袖章的街道大妈”并非基层权力角色,而是一个街道治理形象。这一形象建构是国家与妇联组织围绕“中心工作”的共谋和共建,是诉苦机制和同构机制的结合,也有传统性别角色的嵌入。在街道治理实践中,国家权力在城市进一步扎下根来,妇联组织回归“娘家”定位。“戴红袖章的街道大妈”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     

文化治理视野下的宗族复兴：甘肃连城铁氏谱庙重修中“历史”叙事的构建、拼装与诠释

乡村文化治理受制于具体的时代、社会及经济情境等,是国家“治理术”之一环。连城铁家曾是地方上的显赫家族,拥有同当地土司相当的家寺、家庙,后由于历史原因全部被毁。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铁氏文化精英主动将宗族“复兴”的系列实践活动与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导向及主流价值观念相调适,官民双方的关系更多呈现为互相理解和求同存异,而非对立冲突。一场国家引导、民众主动迎合的文化治理在铁氏宗族的建构或复兴过程中得以实现。在此过程中,文化既是治理的对象、工具(手段),亦是目标,成了有效调节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场域。     

中西“德治”释义及其现代价值转换

几千年中国传统政治统治理念与方式中,"德治"占据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成为中国传统政治设计与实践的主导思想。尽管经历了几千年的风云变幻,"德治"因其自身的缺陷以及与现代社会政治治理的思路的巨大差异而受到人们的质疑甚至否定。但"法治"尽管是现代社会政治治理的基本形式,其本身存在尤其是在具体实践中的不足却必须有相关内容对其进行补足和矫正,"德治"的价值和功能便成为当然的选择对象而引起关注和研究,也就有了"法治"与"德治"相互补充的明确要求。在当下中国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对悠久传统中的相关思想进行深入挖掘和整理已成为一项重要工作。尤其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治理内在特质的"德治"就成为亟需深入研究并对重大价值和内在缺陷进行概括分析的重点内容。     

“训诫”话语与加洛林时代的政治文化

以权力弥散、政治参与多元为特征的国家治理形态,是法兰克加洛林时代留给中世纪欧洲的一大政治遗产。查理曼的敕令《广训》和兰斯大主教辛克马尔的政论《宫廷治理》对"训诫"话语的运用,反映了当时对现世政教生活原则以"职分"为核心的特别理解,体现了加洛林君主与治下政教精英之间的合作性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构成了加洛林"合作政治"实践背后的意识形态基础。加洛林时代国家治理活动的基督教化,标志着欧洲中古"神权政治"的正式奠基。     

《“山西王”阎锡山》

多年前看过《阎锡山传》。世人对他的认识比较片面、肤浅。国民党很多战败的将领,其实都不是仅仅用“军阀”二字所能概括的。阎锡山曾组织一帮人,专门研究国家应实行怎么样的制度与治理。山西在他治下繁荣鼎盛一时。     

中国古代乡村的“被治理”——以两宋为主的探索

正近年来,在"国家治理"的学术话语模式下,关于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研究,一改过去的冷清寂寥,日渐成为一大学术热点;过去以赋役研究为中心的取径和既定模式,也日益呈现出多元的研究视角。就两宋历史时期而言,从国家的角度,自上而下地探索"乡村治理",乃存世历史文献的先天性特征所决定的——国家治理村落间的广土众民,天然缺乏农民的视角。倘若一定要就此展开研究,那么,学者难免发出巧妇无米之叹。     

“宽永大饥馑”与江户幕府的应对及其影响

在17世纪三四十年代持续性气候异常、自然灾害和牛瘟的影响下,1641—1643年日本爆发了史称“宽永大饥馑”的全国性饥荒。执政的江户幕府在饥荒初期应对迟缓、处置失策,致使饥荒形势迅速蔓延并难以缓解。幕府缺乏治理经验,将军几度病重导致政治改革时断时续、“岛原之乱”等社会动荡频发、东亚海域局势紧张,加之禁绝基督教政策等政治危机的反复冲击,以及此前民生议题在幕府治理范畴之外、扩大基层治理权限的改革尚未落实等治理体系阻碍,限制了幕藩各级机构的饥荒救济能力。在饥荒持续恶化甚至波及武士阶层之后,江户幕府终于主动调整对策,通过借粮、救济、劝返流民等方式扶助小农阶层,进而增设民政相关机构、颁行相关治理法令,在缓解饥荒、应对民生问题的同时,实现了基层治理主体与治理机制的调整,推动了幕藩制国家治理的改变。     

中国社会建设的目标演进：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从20世纪50年代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21世纪初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个发展历程不仅显示了中国在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念与方式上的不断升华,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创新成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将对以人民内部矛盾化解为主的社会治理从重点到思路再到目标进行了全方位的发展和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和处理规划了更具现代蕴意的运行逻辑和目标方向。     

“鬼主”与圣权制——西南地区历史上的治理文化刍议

从唐宋至明代帝国对西南一些地域或族群联盟首领给予"鬼主"称谓,对此进行辨析和思考,可以理解西南地区历史上的国家化过程,并可探讨西南地域的"圣权制"及其治理文化。圣权制是一种有别于王权制的治理形态,关注人们与自然共处的观念体系、社会和谐的知识与认知体系,以及治理民俗知识体系,包括宇宙观、伦理价值观、神判制度、仪式信仰等等。历史上西南地区的治理文化偏向"圣治"与"理治",有别于三王之治以来儒家的"礼治"与"文治"。西南地区"治事之俗曰理"的理俗与儒家礼俗亦有不同,更多包含了民间的治理智慧,而非国家推崇的制度。从政治人类学来看,圣权制是一种人类早期重要的治理制度,从酋邦(国家)一直贯通到基层社会,由于历史上长期为帝国蔑用"鬼主"等概念定位,因而容易忽略其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和文化逻辑。     

师生的创新天地

创新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与进步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它以发掘人的创新潜能,弘扬人的主体精神,促进人的个性和谐发展为宗旨。胡锦涛主席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了要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奋斗的要求。努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教育创新能力,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要条件,教育创新应从课堂抓起。